洪述祖是「刺宋案」唯一主謀，與袁世凱無關

自清帝遜位（1912年2月12日），到「二次革命」發動（1913年7月12日），只有短短一年零五個月。但這一年多里，國內政局動蕩劇烈，真可謂瞬息萬變。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由於受革命史觀影響，研究者多站在國民黨立場上評價「二次革命」的積極意義，抨擊袁世凱政府倒行逆施。近年來，學界出現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包括一些頗具知名度的中國近代史學者在內，對「革命」似乎很不感冒，他們把後來歷史發展進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歸咎於「二次革命」。

顯然，上述兩種偏向或多或少都有悖於實事求是精神，難以令人信服。

「二次革命」多此一舉？

「二次革命」既已發生，那就有其必然性。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去討論它該不該發生，而是要儘可能地弄清楚革命發生前那一段歷史的真相，尤其是「宋案」的真相，從而回答「革命為什麼會在很短時間內再次發生」這個疑問。對於革命本身以及革命失敗之後的一些關鍵史實，也需要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評判「二次革命」，才有足夠說服力，也才有意義。

而到目前為止，學界恰恰在以上各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這是過去五六年來，我研究「宋案」及民初政治史其他問題，所獲得的感想之一。

我是從2010年初著手研究民初政治史的，直接原因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即將到來，覺得有必要做一做相關課題，深層原因則是自己一直對這段歷史很感興趣。幾年來陸續發表了若干篇論文，都是聚焦本時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及政治人物活動的，如「北京兵變」的真實內情、有賀長雄（袁的日籍顧問）與民初制憲活動、袁所聘高等間諜青柳篤恆的行止、民初三種袁世凱傳記出台內幕等。同時系統考證了捲入「宋案」的幾個關鍵人物，如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應夔丞等各自在該案中扮演的角色，並對「陳其美主謀殺宋說」予以辨正。還有一篇還原「二十一條」交涉過程的論文，不久也會發表，其中有些核心事實是以往學界不清楚的。

也許在完成了1912年到1915年間一系列具體問題的研究之後，回頭再討論「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我們才會有中肯的認識，才有資格對之進行評判。

被遺忘的袁世凱密檔

歷史問題研究的推進，離不開新史料的發掘利用。我有興趣重新審視民初政治史，也是因為自己有機會利用目前尚未公開的一些稀見史料。具體來說，就是當年袁世凱的心腹、總統府秘書曾彝進（別號叔度，兼任袁政府國務院參議）保留下來的一批珍貴檔案。

該檔案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流落日本，大概以1912年前後及1915至1916年時期為主，內容多涉及南北議和及復辟帝制；另一部分是上世紀50年代初，由當時清華歷史系的吳晗等購藏的（有可能從曾彝進本人或曾家後人手裡買到），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歷史系併入北大歷史學系，這批資料就一併帶了過來，它主要是1913年到1915年間的檔案。

流落到日本的那部分檔案，前些年經整理，大多已收入2013年河南大學出版的《袁世凱全集》，另外又有影印本單獨發行。而留在北大歷史學系的部分，因為沒有目錄，無法利用，一直不曾對外開放。後者內容大體涵蓋以下幾方面：

第一是與「刺宋案」有關，主要為1913年3月20日「刺宋案」發生後，袁世凱方面如何應對，而不是袁如何策劃「刺宋」的材料。第二是「二次革命」前後，袁世凱一方如何對付國民黨，包括制憲活動，收買日本間諜監視在日國民黨人活動等等。第三則是反映「二十一條」交涉過程的。這批檔案總量不是很大，但涉及民初政壇不少鮮為人知的內幕。二十多年前我還在北大讀研究生時，就知道有這些檔案，當時未予以特別關注。直到2010年著手研究民初政治史時，才決定重新翻閱利用。

說到曾彝進這個人，雖然不如同時期袁政府其他主要官僚那麼為人熟知，但他的地位其實很特殊。他是四川華陽人，清末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師從有賀長雄，歸國後任職於清廷工部、郵傳部、大理院及資政院，民初曾任約法會議議員、政事堂參議。因精通日語，袁世凱與日本方面打交道，通常都要經過他，比如袁與日本顧問有賀長雄及日本駐華公使聯繫，他就是聯絡人。作為袁世凱的心腹，他參與過多次機密活動，因此所保留的檔案里，有不少罕見的材料。

曾彝進寫過《我所經手二十一條的內幕》一文，收入榮孟源、章伯鋒主編的《近代稗海》第三輯。內容彷彿野史奇談，又無其他史料佐證，讓人真假難辨，故一直沒有受到學界足夠重視。但與北大歷史學系所藏上述檔案作一比對，我們就會發現，曾氏《內幕》一文提及的許多事，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可信度相當高，很值得重視。

應夔丞絕妙「供述」

說到近幾年我所做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宋案」研究了。我以為，破解「宋案」謎團必須遵循一些原則，最重要的一條，是要嚴格從可靠證據出發，否則任憑你分析得天花亂墜，也都是無用功。

「宋案」證據中，最核心的，便是案發之初從應夔丞家中搜出的那批函電文件。由於種種原因，百餘年來還無人可以全部準確解讀這批證據。更有一件暗藏了諸多玄機，迄今無人窺破其中秘密，這就是應夔丞被捕前一天向國務院寄出的一份油印品，題為「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

一直以來，「宋案」研究者只是把這件證據看成應夔丞為了干擾警方破案而耍的把戲。但仔細分析該「宣告文」，再結合其他可靠材料，可以發現，實際上它隱藏著某些令人很振奮也很震驚的秘密。比如，「宣告文」提到的判決宋教仁死刑的特別法庭「陪審員薛聖渡」的名字，其實是由應夔丞妻姓「薛」和應夔丞祖父名「聖渡」組合而成的；而「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的名字，則是由應夔丞母姓「葉」與應夔丞早年所用名「義衡」組合而成的。應夔丞以「代理主席、副法官」自稱，說明在他之上還有「正主席、正法官」，也就是應夔丞刺宋的幕後指使人。

而應夔丞以「京江第一法庭」名義寄出「宣告文」，暴露了刺宋幕後指使人來自北京，「京江」之「京」，就是指北京，「江」則指江蘇，亦即應夔丞本人，他當時正擔任「江蘇駐滬巡查長」。這就明確告訴我們，宋教仁是被北京方面的人與應夔丞合謀刺殺的。再結合其他證據，我們可以確定，北京方面的幕後指使人，正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

這件油印品還讓我們知道，應夔丞是一個膽子極大而又自以為聰明的人，他本想通過玩弄文字遊戲，來達到掩飾刺宋罪行之目的。不料「宣告文」適成為其與洪述祖合謀殺宋的絕妙「供述」，只可惜當時法庭及後來研究者均未能揭示箇中奧秘。

應夔丞在清末曾支持過革命，辛亥上海光復時，還在滬軍都督陳其美手下擔任過諜報科長。因為有這樣一層關係，從宋教仁被刺之日起，就有傳言說陳其美是應夔丞刺宋的幕後主使人，近些年更有人再度大肆予以鼓吹。而包括「宣告文」在內的諸多證據表明，「陳其美主謀刺宋」的罪名，實乃由袁世凱一方、應夔丞及其黨徒，以及親政府的《國報》等共同羅織、構陷而成的。而後又經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於《辛丙秘苑》（內容為憶述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間的所見所聞）中杜撰情節，混淆視聽，竟為一些不明內情、不辨真偽者所信。

「宋案」不等於「刺宋案」

袁世凱一方構陷陳其美的目的，是為了應對「刺宋案」發生後國民黨對政府的攻擊；應夔丞及其黨徒陷害陳其美的目的，是為了討好政府，並尋找機會脫罪；袁克文杜撰情節的目的，則是為了證明其父並非殺宋幕後主使。由於各方動機不純，各種所謂陳其美殺宋的「證據」，極盡猜測、虛構之能事，完全與事實不符。

以上看法，我在關於應夔丞和陳其美的專題論文中已有詳細論證。至於有人說孫中山是刺宋幕後主使，不過是一些不了解該段歷史的人的無稽之談而已。

再進一步說，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問題，在於錯將「宋案」等同於「刺宋案」。只要我們將各種證據認真研究一番，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宋案」其實是由收撫共進會、解散「歡迎國會團」、構陷「孫黃宋」、低價購買公債以及刺殺宋教仁等一系列環節次第演進而成的，刺宋只是最後一步。

可以肯定，唆使應夔丞刺宋的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而非黃興、陳其美，更非孫中山。那麼，接下來需要搞清楚的，就是洪述祖謀劃刺宋背後，是否有袁世凱、趙秉鈞（時任國務總理）二人或其中一人主使？對此，百餘年來的看法幾乎沒有真正變化，根本原因在於研究者沒能將「刺宋」真正置於「宋案」全局當中來分析。多數人只關注「誰是刺宋主謀」，而忽略了對刺宋之前各環節進行認真細緻的考證，結果便是視野受到了局限，「刺宋案」研究也走進了死胡同。

而我們會發現，袁世凱雖然主導了收撫共進會及解散「歡迎國會團」兩事，並且主使洪、應以陰謀手段陷害「孫黃宋」，但與洪述祖誘使應夔丞殺宋，以及應夔丞要求以低價購買公債兩事卻沒有關係。趙秉鈞在收撫共進會及解散「歡迎國會團」二事中只是邊緣人物，而後意外捲入構陷「孫黃宋」陰謀，但很快又中途退出，對於洪、應謀劃殺宋，他更是全然不知。

相反，洪述祖不但是收撫共進會、解散「歡迎國會團」及構陷「孫黃宋」的主要謀劃者，而且在構陷陰謀未果後，又假託中央「燬宋酬勛位」及「債票特別准」，誘使應夔丞將宋教仁殺害。可以說，洪述祖是「刺宋案」唯一主謀。應夔丞則為獲私利，在所有環節都與洪述祖密切配合，或出謀劃策，或付諸實施，但又在購買「宋犯騙案刑事提票」一事上食言，從而導致洪述祖轉而實施「燬宋」計劃。

在釐清上述案情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後來「宋案」中趙秉鈞的形象，是由袁世凱、國民黨、當時輿論以及不同時期研究者多方扭曲、誤解而成的。宋案謎團之所以一直無法解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趙秉鈞在該案中的本來面目未能得到合理還原。

袁世凱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他本來與「刺宋案」也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但為了防止「宋案」其他案情在法庭公開，從而給自己競選正式大總統造成更大衝擊，他不僅故縱洪述祖至青島德國租界藏匿起來，而且極力阻止趙秉鈞出庭自證清白，這樣一來就使他有口難辯，再也無法撇清與「刺宋案」的關係了。可以說，他是咎由自取。

這些看法，我在論證「宋案」中之袁世凱、趙秉鈞及洪述祖的系列專題論文中，都有嚴格考證。至於其他尚未充分展開的議題，打算留到正在寫作的「宋案」書稿中進一步討論。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後，當時的報紙披露了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對案情調查進展的反應。激進革命黨人眼中的這位「幕後主謀」向屬下抱怨說：

「至應、洪二人之關係如何，則余不深知。余獨記應夔丞未就捕時，洪述祖曾為之請功，余殊訝之，豈知應、洪與宋案俱有關係……方今內憂外患，日岌岌未已，偏偏又鬧出這樣怪事，此主謀人真是可殺，可殺。」

去年以來，我陸續發表了幾篇論文，考定袁政府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乃「刺宋案」唯一主謀。問題是，本來名不見經傳的洪述祖，為何甘願冒此天大風險，去犯下一件令臨時大總統頭疼不已的血案？他到底是何方神聖？又所為何來？

洪述祖「前史」

研究「宋案」一定要研究洪述祖，而且要從他的早年經歷入手。他的早年經歷其實相當豐富，他自己還有別的地方都留下了一些史料，但了解這一點的人卻不多。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原名不叫洪述祖，叫洪熙，民國以後的人，包括今天的研究者在內，對此不太清楚，即使看到晚清時期有關「洪熙」的材料，人們也不會將他和洪述祖聯繫起來。

據現有材料來看，大概在1895年後，「洪熙」這個名字漸漸用得少了，經過戊戌變法，已基本看不到（原因下面再說）。故「刺宋案」發生後，各界紛紛追索洪述祖的過去，卻沒有任何一張報紙提到過「洪熙」二字，說明時人已將他前後期的歷史割裂了。

關於洪熙也就是洪述祖的出生年份，網上以及一些書籍、文章當中有各種說法，基本上都是錯的。他準確的生年應是1859年，與袁世凱同歲。他曾以「洪熙」之名落款，為其於1893年去世的母親寫過一篇很長的行略（大概作於1893到1894年之間），詳細講述了他的家庭情況，包括他早期的讀書和謀生經歷。這份重要資料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學術界尚未有人注意和利用過。

據這份行略所述，洪熙的父親名洪金貢，咸豐十年（1860年）四月初六日，在老家常州抵抗太平軍的巷戰中戰死。城破之際，洪家一門16口全部投水自盡，只有他和母親僥倖獲救。那時洪熙只是9個月大的嬰兒，因此他出生於1859年，確鑿無疑。

洪述祖的兒子洪深，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現代劇作家，這很多人都知道，但誰又能想到，洪家有深厚的家學淵源，洪熙的高祖是清乾嘉年間著名的經學家、文學家洪亮吉（1746～1809年）。儘管洪熙幼年失怙，他母親和叔父卻從未放鬆地督促他讀書，並時常以洪亮吉幼年苦讀的故事教育他。所以，洪熙十一歲時，便已將「四書五經」讀畢。青少年時期的洪熙所走的路，與同時代一般讀書人差不多，曾多次參加科舉考試，20歲那年中了秀才。可惜接下來時運不佳，至少5次參加舉人考試，皆名落孫山。期間，為了謀生，洪熙四處游幕，先後在江西學政陳寶琛、江西巡撫潘霨、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以及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等多位重要官員手下做過幕賓。

洪熙在劉銘傳幕府的經歷最為獨特，本來是座上賓，後淪為階下囚。原因是劉派他去英國接收台灣所訂兩艘商船，事後發現他藉機挪用公款。同時，台灣省機器局委託他在英國代購設備材料，他又從中吃回扣。劉銘傳向朝廷上奏揭發了其不軌行為，結果他不但被革去候補知縣之職，且關進台中淡水監獄。這一關就是五年，直到1893年，也就是他母親去世那年才出獄。這段經歷在上述行略里提及，當年的《申報》亦有所報道，劉銘傳上報此事的奏摺也找到了。洪熙一案，最後是在繼任台灣巡撫邵友濂（1891~1894年在任）手上了結的，他獲得釋放，遞迴原籍常州管束。

以上是甲午（1894年）以前洪熙的主要人生軌跡，不可謂不曲折，但他更重要的際遇，還在後頭呢。

袁、洪之淵源

1894年，出獄後的洪熙跑到天津投奔他的常州同鄉、時任津海關道盛宣懷。適值中日之間因朝鮮問題摩擦不斷升級，戰事一觸即發，盛宣懷負責協助李鴻章籌備戰守事宜，他於這年夏、秋兩次派洪熙到朝鮮（第一次去漢城，第二次去平壤）幫忙辦理電報事務，以保證戰時線路暢通。第一次到漢城時，洪熙見到了清廷派駐朝鮮的代表袁世凱。

說來也巧，那會兒袁世凱恰好生病，盛宣懷寫信跟袁說，洪熙懂醫術，可以讓他給看看，洪袁二人就這樣結識了。不久，洪熙參加平壤之役，負了槍傷，隨清軍撤回國內，在奉天（今瀋陽）又一次見到袁世凱，袁從朝鮮撤回後，正負責在此辦理軍需。袁對洪的才能很是佩服，曾寫信請盛宣懷對其多多關照。有關洪熙在甲戰爭午期間的經歷，當時及後來都有很多負面傳聞，比如說平壤陷落是因為他豎白旗投降，衛汝貴、葉志超不戰而敗，狂奔數百里退過鴨綠江，也是他出的主意，等等。甚至有人以此為素材，寫成小說傳播，這讓洪熙名聲大壞。但事實上，這些傳聞並無可靠根據，我曾在《史林》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予以辨正。不管怎樣，種種不利傳聞對洪熙造成了困擾，故甲午之後，他漸漸不用「洪熙」這個名字，而改用「洪述祖」了。

洪述祖從奉天回到江蘇，靠行醫謀生。此時維新思潮逐漸興起，他到了上海，與維新派人物如梁啟超、汪康年、陳季同、鄭孝胥、陳熾等均有交往。他與陳季同（清末外交官，曾為台灣巡撫劉銘傳幕僚）等創辦大中公司，準備招股興建蘇滬鐵路，因受李鴻章、盛宣懷阻撓而未果。他反對纏足，主張戒鴉片煙，改革練兵制度，還曾與陳衍（亦為劉銘傳治台時幕賓）等創辦《求是報》。他跟鄭孝胥交往最密，鄭的日記里多有記載，鄭對洪的評價是：「誠小有才之邪人。」庚子事變時期，洪述祖又成了蘇松太道余聯沅的幕僚，余是「東南互保」的重要人物，洪作為幕僚也參與了談判。余旋調任浙江巡撫，洪繼續跟隨，協助余處理過去累積下來的法國天主教、耶穌教教案，這在余聯沅給朝廷的奏摺里提到過。

余聯沅於1901年去世，洪述祖一時失去了信任重用他的「恩主」。此後一段時間，他的蹤跡尚待考證。1903年到1905年之間，洪先後在湖北漢口清道局、警察局任職，參與了漢口警察的創辦，並一度擔任漢口警察第二分局局長（這與日後捲入「宋案」的袁政府國務總理趙秉鈞在直隸致力興辦新式警務的經歷有點類似）。此後他又回到上海，協助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籌劃建築安徽全省鐵路，任安徽鐵路公司駐滬坐辦。這層關係，源於他早年由劉銘傳派到英國接收輪船時，李經方剛好在英國做清廷外交官，二人就在那時候結識。1907年，清廷任命李經方為駐英國公使，野史記載說，李曾將洪列入隨員名單，但軍機大臣瞿鴻禨認為洪之前名聲惡劣，影響不好，故李最後將洪從名單中去除了。

1907年底，洪述祖以試用道身份到了直隸，先後在洋務局、印花稅局辦事，後又擔任井陘礦務局總辦一年多。該礦為中德合資，洪述祖曾與德方簽訂借款合同，結果被直隸總督陳夔龍奏參，稱他擅自與外人簽約，將其革職。故1910年底前後，洪述祖不得不閑居天津，他有自己的房子和四個小妾，過著奢華生活，可見確實從官場上弄了一些錢。當時趙秉鈞也在天津，他是1909年從清廷民政部右侍郎（相當於副部長）位置上退職的，洪、趙兩人從此便有了交往。

袁世凱自1908年遭罷免後，即回老家河南彰德（今安陽）「隱居」，但袁洪二人仍然保持著聯繫。袁將洪視為至交，曾請其和嚴修（近代教育家，南開學校主要創辦人）一起，幫忙照顧正在天津讀書的袁年幼的兒子。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不久袁世凱重新出山，就任清廷內閣總理大臣，洪述祖又為袁世凱應對清廷和南方革命黨出謀劃策，二人關係更加緊密。

這就是捲入「刺宋案」的洪述祖之「前史」。理清了他與袁世凱早年微妙的私人關係，對理解洪述祖在「宋案」中決意為袁出頭，竭力「燬宋」的舉動，是很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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