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頡剛先生

程應鏐。（李宗津/圖）

著名歷史學家程應鏐（1916-1994）先生，生前曾任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對組織、整理大型宋代史籍及辭書編撰用力甚勤；門下則人才濟濟。今年是先生百歲冥誕，這裡刊發其遺稿一篇，聊表緬懷之意。——編者

頡剛先生逝世的消息是十二月卅日知道的，雖然他已享高壽，但我還是感到黯然。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三十一年前，上海解放前夕，他移居湖南路一所有花園的宅子的時候。解放之後，他還在上海，我因為去浦東一所中學工作了五年，一次也沒有見到過他；當我調回市區，他已去了北京，不久就是整風反右，我被打入了地獄，雖然去過一次北京，但我不願見人，更不願見舊日的師長，在北京住了兩個月，竟一次也沒有去看過他。但四十多年來，我是時常想念他的，他有什麼著作，一發表，我總是千方百計以先睹為快。他在治學方面的懷疑精神，給我以甚深的影響，特別是我的青年時代；對於這一點，我是十分佩服的。

我第一次見到頡剛先生，已經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決定去燕京大學讀歷史，就是因為對頡剛先生的傾慕。頡剛先生十分謙虛，對學生非常和氣，每一學期（大約是從一九三六年開始）我把要讀的課程選好之後，總是請他簽字，因為他是歷史系的主任。但我和他見面，大概一學期也只有這一次，除去我選讀他講授的春秋史的那個學期之外。

春秋史班上，他講些什麼，我完全忘記了。我記得的還是我幼年時讀過的《左傳》，特別是其中一些名篇。但他關心國家大事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卻十分深刻。那時，楊剛為他編一種期刊，期刊的名字現在記不得了，內容卻是通俗的，作愛國宣傳的。楊剛就是楊繽，是燕大的畢業生。我和她結識，是因為對文學的愛好。她當時已經是中共黨員。那時，頡剛先生在成府有一所住宅，「七七事變」時，我和燕京幾位同學，就曾在那裡住過。我們從那所宅子進進出出，一無拘束，至今我一點也記不得那所宅子里除了我們幾個學生之外，還有什麼人，我記得的只是頡剛先生那時已在南方了。

上海解放前夕，要往香港或去台灣的人，大抵都已走了。留在上海的師友，平時很少來往，因為見面無話可說，對於當時的重大政治問題，彼此又心照不宣。不作走計，就足以說明一切了。看到頡剛先生的住處，到處都堆的是書籍，雖然我自一九四〇年離開昆明北去，已經有九年不曾和先生會過面。對這一代學人，我心裡充滿了崇敬。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已經過完了。在我昆明的住處，遠道來了兩位朋友，一位是趙宗復，一位是陳矩孫，都是燕大的同學。我那時在西南聯大讀書，和李宗瀛同住在聯大附近的一所民房裡。有一天，頡剛先生來了，他那時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宗復、矩孫，也是頡剛先生的學生，他們正從重慶來，宗復還是遠遠地從山西前線到重慶的。頡剛先生向他們詢問前線的情況、重慶的政局，問得十分詳細，時而也發表一些自己的意見。宗瀛和我談的卻是聯大的情況，我們在聯大出版的壁報《大學論壇》和學校的教學。那時馮友蘭先生的新著《新事論》已經連續刊登在昆明出版的《新動向》上，我們對這本書，很有興趣，談得最多，但我們的意見卻很不相同。頡剛先生完全像對朋友一樣，對待我們這些二十二三歲至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在他面前，我們爭論，一點也不感到拘束。話是談不完的，但頡剛先生卻因有事要回去了。

沒有過幾天，頡剛先生約我們去吃飯，好像是在昆明一家極有名的飯館，叫作「共和春」的。除了我們四人之外，記得還有陳夢家。席間，頡剛先生送我們一人一本書，那就是十分著名的《漢代學術史綱》，解放之後，改名為《秦漢的方士和儒生》，發行過幾版。

《漢代學術史綱》，我是一個晚上躺在床上讀完的。我這一生，只有在讀《中國哲學史》（上冊）和《奴隸制時代》時，有過讀那本書時同樣的感受。《中國哲學史》（上冊）是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讀的，讀《奴隸制時代》我已經是近四十歲了。這三本書都是使我讀得不忍釋手的，文字和議論都開拓過我的思想，或者說在那裡跳動。六十年代初，當我在《歷史研究》上讀到頡剛先生的《尚書今譯》時，我又彷彿回到一九三九年讀《漢代學術史綱》的歲月中去了。

頡剛先生的學問，我不能贊一詞。他的為人，他的文章，給我的印象卻極深。去年四月在北京開會，從譚其驤先生那裡知道頡剛先生正卧病在醫院，譚先生約了幾位燕大的同學去看他，我也是想去的，恰巧那一天下午被另一位朋友拉去首都醫院看一位病在垂危的老友。會議一結束，匆匆南歸，竟就此失去了和先生見最後一面的機會。瞻仰著報紙上頡剛先生的遺容，我真不知道應當怎樣來表示一個也已兩鬢如霜的學生對於敬愛的師長的哀悼……

一月三日（此文作於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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