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平：是科學的亂臣賊子嗎？

　17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在英格蘭知識界有一場重要爭論，爭論的雙方都是有名人物：一方是科學家羅伯特·玻意耳，皇家學會站在他這一邊；另一方是如今被標定為哲學家的托馬斯·霍布斯。爭論的結果，是霍布斯大敗。

原來科學和政治一樣，都有「成則王侯敗則賊」的規則。儘管直到18世紀早期，霍布斯的自然哲學論文仍是當時大學課程中的重要讀本，但到了18世紀末，霍布斯已經被從科學史上排除出局。今天在一般的科學史著作中，人們已經找不到霍布斯的名字了。

後來夏平來了，他要「指認出以往的爭議事件，並加以考察」。他選定的公案，正是上面這場爭論。為什麼要挑選這場公案來操練呢？首先是因為，「玻意耳的氣泵實驗，在科學文本、科學教學以及科學史的學術規範上都具有典律地位」，也可以說被視為近代實驗科學之祖。夏平偏偏挑選這樣一個看上去幾乎毫無疑問、不可動搖的偶像來發難，正是「擒賊先擒王」之法。

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是當代最重要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之一，他的三本重要著作都已有中譯本。夏平1985年出版了《利維坦與空氣泵——霍布斯、玻意耳與實驗生活》（與西蒙·謝弗合著），1994年出版了他獨著的《真理的社會史——17世紀英國的文明與科學》。後一書可以視為《利維坦與空氣泵》的續篇和拓展，倒是先有中譯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不過我覺得論重要性，或許還是首推《利維坦與空氣泵》——因為夏平這方面的思想精義，都已經充分體現在此書中了。

　你我都是做科學史的，談夏平，正是理所當然。同時，我們現在又都對於那些頗有新意味的科學史感興趣，夏平，當然也正是其中極為值得關注的科學史家之一。對於他的工作，我這裡實在不願用「創新」這個詞，甚至覺得因為在我們現在的語境中對這個詞的濫用與污染，用它來形容夏平的工作甚至會有損其光輝形象。

你提到的夏平的三本已有中譯本的書，我個人也都因不同的原因而有著特殊的注意。《真理的社會史——17世紀英國的文明與科學》一書，就是江西教育出版社當時在我負責主持的「三思文庫」的「科學史經典系列」中出版的。他的《利維坦與空氣泵》一書，在我指導今年畢業的博士研究生王哲的學位論文中，是被突出在關注和研究的，我也曾和王哲一起寫過圍繞著他這本書的一些論文。而他的《科學革命——批判性的綜合》這本篇幅不大的小書，更是因其編史學意味，我在清華這裡講授的「科學史名著與案例研讀」課上，是與學生們一起深入研讀的重要著作之一。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在他的這三本書中，確實還是《利維坦與空氣泵》這本書最為重要，也最為經典。雖然它寫作得最早，但自出版後，可以說是已經成為國際科學史界被諸多研究頻繁引用的著作，這也是我認為它具有經典性的研究之一。雖然，在這三本書中，《利維坦與空氣泵》一書的中譯本出版得最晚（這或許部分地也與它在內容上高度的專業技術性以及思想性聯帶地使得翻譯工作更加困難有一定關係），但它最終能夠出版中譯本，而且就目前國內的研究來看，也比較突出地受到關注和重視，這還是相當令人欣喜的。

　在我們以往習慣接受的教育中，關於實驗對科學的意義是從來不去質問的——那被認是為絕對真實、有效的。但是近年來引進的不少科學知識社會學或具有科學知識社會學傾向的書籍，逐漸提醒人們關注這方面的問題。總而言之，科學的絕對精確性、純粹客觀性，都開始受到質疑，而《利維坦與空氣泵》這樣深入研究形成的典型個案，則讓人們看到，上述質疑並不是毫無道理的。

夏平在《利維坦與空氣泵》中表明，當年玻意耳對霍布斯的勝利，並不純粹是因為他的學說「客觀上正確」而獲得的，而是有社會建構的成分。

科學史上其實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即一種學說或結論，在它還沒有真正被證明是正確的時候，它已經因為社會建構而獲得了勝利。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在得到天文學上的決定性證據之前兩百年，它就已經被開普勒、伽利略等人接受——在今天看來，也可以認為開普勒、伽利略等人參與了哥白尼學說勝利的建構。又如愛丁頓爵士觀測日食證實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久已成為科學史上的定論，後來人們發現愛丁頓爵士的觀測記錄其實並未能真正證明愛因斯坦的推論，但是在媒體和科學界同心協力的建構之下，這次「證明」就被宣布為「事實」。當然，在上面的兩個例子中，那被建構起來的勝利和「事實」事後還是得到了真正的證明。但重要的是，這些例子表明：社會建構確實可以使得某些學說獲得勝利，使得某些結論被當作事實而被世人接受。

你曾經提到，《利維坦與空氣泵》「是建構主義科學史研究的一次實際演練」，我們知道，這樣的演練在國外已經上演過多次了。但是在國內，就你所知，迄今為止有沒有過這樣的演練呢？

　關於作為科學研究之基礎的實驗的問題，其實我們以往大多是在一種預設配置的支配下來思考或者不思考的。建構主義的科學社會學研究，以一個個紮實的案例研究，將科學成果在生產過程中的建構特徵鮮明的揭示出來。在這其中，集中關注實驗的研究也非常之多。不過，與大多數建構主義科學社會學有所不同的是，夏平的《利維坦與空氣泵》一書卻是比較標準地屬於科學史領域中的建構主義研究，而且是相當成功的研究。儘管仍有人持不同看法，但此書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卻是其成功的有力證明。這也就是我說它「是建構主義科學史研究的一次實際演練」的原因之一。

至於你問在國內是否有這樣的演練的問題，倒是有些不太好回答。國內涉及建構主義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史的研究在目前似乎仍以理論性的為主，也有一些實際的案例研究吧，但至少可以這樣說，能夠以夏平這樣的研究力度，以明確的意識進行建構主義科學史研究並達到像夏平這的深度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似乎還沒有見到過。但我想，這也應該是個時間的問題吧。

正如你所說的，建構主義的「科學研究」（即science studies，國內有不同譯法，如劉華傑提出的「科學元勘」等等，即可以包括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可以包括科學史的研究），因「建構」的強調，更加有力地向人們表明了科學的「非客觀性」，這哪怕是在對建構這一概念的日常理解中都可以想像的。因為「建構」，而且是「社會」建構，那就已經意味著對於原來人們被「預設配置」的那種純粹的客觀的否定。

　你說的現象確實存在。依我的一孔之見，恐怕和我們這裡仍然或多或少地將科學史看成科學的某種附庸有關。具體來說，如果我們有一個物理學史的研究，研究者就會想：物理學界對我的成果會怎麼看？研究者們總是在下意識里希望自己的科學史研究被相應的科學專業認可，似乎只有得到了這種認可，自己的研究才能夠站住腳，自己的成果才真正有了「科學意義」。在這樣的心態中，又怎麼敢嘗試演練建構主義綱領之下的科學史研究呢？而在國外，科學史研究已經可以不太在乎是否得到科學界的認可。即使被科學界抨擊批判，也不妨礙建構主義綱領之下的科學史研究演練得有聲有色。我認為我們應該呼喚這樣的局面，容忍這樣的局面。這不僅對科學史領域有好處，對科學領域也同樣有好處。

如果說在《利維坦與空氣泵》中夏平的演練曲目是霍布斯和玻意耳關於空氣泵的爭論，那麼在《真理的社會史》中，夏平又演練了一些新的曲目，例如他考察了對1664～1665年間出現的彗星的觀測爭論，皇家學會的學者們對海維留斯（Johannes Hevelius，即Johann Hovel）的觀測報告有異議，但是海維留斯堅信自己的觀測是「老老實實」的，雙方始終無法達成共識。夏平的這些演練曲目——個案考察，都旨在質疑科學「真理」的客觀性和唯一性。在夏平的剖析之下，我們以前所說的「科學真理」，已經變成只是被接受的信念而已，變成一種社會體制了。我相信，他的這些論斷，肯定會招致現今科學共同體中許多成員的強烈反感，當然更不用指望獲得贊同了。

　這裡，其實已經涉及到了科學史研究的目的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研究科學史？以及，類似地，也可以問，我們為什麼要研究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等學科？其實，這些學科就其本性來說，只不過是將科學作為其研究的對象，用研究者本學科的（而非科學本身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利用本學科的（而非科學本身的）評判標準去評判研究的成果。這樣，才能夠超脫出來，不再受到其研究對象的限制。

說到科學家共同體中許多成員對於像社會建構論研究的強烈反感，這也算是一種常見的、「正常的」（打了引號說正常其實是指其在更深層的意義上說其不正常）的反應。被研究者對於有關其自身的研究，通常都會天然地有一種「反感」，認為你又不是像我一樣從事專業的科學研究，有什麼資格對我的工作來說三道四呢？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常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及「旁觀者清」，都是指對於某人從事某事，自己也許對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如科學家所研究的自然）有較深入的了解，但對於自身及其研究工作，就未必一定也同樣有深刻的了解了，因為科學家的工作是要研究自然，而包括建構主義研究者在內的科學史家等人，卻是在對科學家和他們的工作進行著專業的研究。特別是，當科學史這樣的學科相對成熟、獨立後，出現了與科學家們的價值判斷有所不同的研究成果時，引起科學家的不滿也是「正常的」。但這些建構主義科學史研究工作的價值，也正在於此，因為它們揭示了科學家們憑其直覺或素樸的感覺所未能認識但又與科學相關的內容。

你接下來說到了夏平的《真理的社會史》，我同意你的看法。不過，我覺得，即使在科學史家當中，夏平也是一個非常有創造性、有眼光的研究者，他又不僅僅是在其研究中提出了與科學家共同體常識性看法不同的觀點，他還對於科學史家們傳統研究科學史的工作，也提有新意的不同見解。很有科學編史學意味的《科學革命》一書，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工作。

　關於科學共同體成員對社會建構論或有關的論述的反感，其實也不是沒有例外。前些時候我在學校參加會議，與會的一位院士——他一直從事科學前沿的工作——對我說：你近年寫的那些文章，我看過不少，我覺得你的觀點是對的，科學就是那麼回事。他的話讓我稍稍有些吃驚，一是他居然也有功夫看我們「溫柔地清算科學主義」的文章，二是他作為科學共同體的典型高級成員，卻也能夠不被「只緣身在此山中」所局限，而對科學的「廬山真面目」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後來我送了一冊我們的對談專欄「南腔北調」前四年的結集《南腔北調——科學與文化之關係的對話》給他，請他指正。

讓我們言歸正傳。夏平在《真理的社會史》正文第一句話，就是「真理的社會史被認為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對於那些尚不熟悉「科學知識社會學」相關學說的讀者來說，似乎有些不知所云，而如果對夏平的有關學說有了相當的了解之後，就會感覺到此話以及此書的書名《真理的社會史》，都很有些先聲奪人的氣勢。

按照我們從小受教育時被灌輸的傳統觀念，科學知識是一種「客觀真理」——這意味著無論人類是否認識到它們，它們總是存在著的，萬古不磨、永恆不變；而科學的意義就在於「揭示」出這些「客觀真理」，如果一次研究不能全部揭示，那就一次次繼續揭示以趨近它們；如果一代人不能不能全部揭示，那就一代代繼續揭示以趨近它們。總而言之，它們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對於這樣的「客觀真理」，它們的「社會史」當然是不可能的——或者說是沒有意義的。

換句話說，只要那個「客觀」的終極目標——即「客觀真理」——存在著，那麼趨近這一目標的過程本身就失去了意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通常的科學教科書中，每一項科學定理都彷彿是橫空出世從天而降的。而只有在講述科學家「先進事跡」的花絮中，趨近這一目標的過程才會被有選擇的提到一二。

而夏平的工作，就是要消解上述終極目標——即科學知識的純粹客觀性。他在《利維坦與空氣泵》已經向讀者證明：玻意耳對霍布斯的勝利不是因為玻意耳揭示了「客觀真理」，而是因為在「社會建構」的過程中玻意耳成功了。在這個個案的基礎上，夏平乘勝前進擴大戰果，他要在《真理的社會史》中向讀者證明：「真理的社會史」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也就是說，科學知識其實是「社會建構」的。

至於《科學革命》一書，因為你一直研究編史學，我想下面是不是請你多談一談？

　我在前面說，《科學革命》一書很有科學編史學意味，但其實科學編史學的書，通常主要讀者也還是科學史家們。因而，前面我提起這個話題，本來是想聽聽你對那本書的看法的。

自從《科學革命》這本小冊子的中譯本出版後，我在清華開的「科學史名著與案例研讀」課上，一直要求學生們讀這本書。雖然篇幅不大，但我覺得，要想較好地理解作者的觀點，其實也還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即使作為科學史家，也同樣有著在科學史領域中的某些預設配置。

例如，科學革命是科學史中（當然也更是科學哲學中）談論很多的話題，在科學教育中，像這樣的概念更是為人們所熟知。但夏平卻並非人云亦云，他更多地，是把科學革命看作一種隱喻，在這種隱喻之下，如果人們要尋找什麼革命的本體，那恐怕就會帶來問題。在處理科學史中最常說的16-17世紀間歐洲的那場「第一次革命」的問題時，夏平開篇便提出「不存在那場科學革命」這樣一個驚人的命題，他所指的，是不存在被稱為「科學」的單一連貫的文化實體，而且，那場科學變革也並不像廣為描述的那樣具有「革命性」。夏平在簡要地回顧了有關科學革命概念在科學史家中的理解、爭議和困惑之後，提出：「科學革命這個想法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們』對先人興趣的表達，這裡的『我們』是指20世紀末的科學家和那些把他們所相信的事物當作自然界真理的人。」而夏平的核心觀點則是：「我不認為存在著這樣一種東西，即17世紀科學或者甚至是17世紀科學變革的『本質』。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單一連貫的故事，它能夠抓住科學或者讓我們在20世紀末的現代正好感興趣的科學或科學變革的所有方面。」

其實，仍然是在處理同樣一些歷史材料，但因為有了不同的眼光，採取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立場，他對那場「革命」的敘述，也就有了不同的風格，形成了對於以往在科學史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科瓦雷傳統的一種解構。他將科學視為處於歷史情境中的社會活動，因而，在理解科學時，也必須將科學置於歷史的情境中來理解。他是要擺脫那種認為有一種確定的科學革命這種「客觀的」歷史的束縛，把先前那些對科學革命的傳統的定義和理解，原還為歷史學家們的一種有理論負載的認識框架。而基於那樣的框架對歷史內容的選擇和建構，其實並不唯一，也是可爭議的。而他則是要在擺脫了這種束縛之後，把17世紀的科學完全當作一場共同實踐的、與歷史緊扎在一起的現象來寫，更加註重17世紀關於自然的知識的「多樣性」，從而使歷史「鮮活起來」。

這本小冊子，實在是內容極為豐富的，有著從社會建構立場對許多傳統觀念的顛覆。讀過之後，如果不帶偏見而能細心思考領會的話，讀者將對那場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的「科學革命」形成一種新的理解。

這也許就是社會建構論科學研究的魅力和積極意義之所在。人們不斷地重寫歷史，這是歷史學的傳統，而在這種重寫中，既有堅實的基礎，又帶給人新的視角、新的理解和新的觀念——那不正是歷史學家們的不懈追求嗎？

本文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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