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寓褒貶 彰善惡 亂臣賊子懼

「

導讀

孟子提出「《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給予孔子作《春秋》以極高的評價。《春秋》寓褒貶，彰善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帶動整個天下風俗向積極的方向轉變。

」

孟子在道統的傳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王，效法先師仲尼，立足於所處的時代，提出了諸多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命題。

就《春秋》一經來說，他較早地對孔子作《春秋》的創作原因、旨趣、特點進行了探究。

他給予孔子作《春秋》以極高的評價，認為這是足以與大禹治水、周公驅除夷狄猛獸相媲美的偉大事業。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這一涉及到《春秋》學成立基礎的命題。

圍繞著這一命題，後世學者和政治家基於不同的立場有著迥然不同的理解，有些側重於歷史的角度，有些則更加註重於政治性的理解。（本文主要分析這一命題的歷史意義，其政治內涵將在下一篇詳細展開）

對於「《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不少學者從《春秋》一書中謹嚴的筆法入手，強調歷史書寫對於政治行為的規範和約束作用。

實際上，對於《春秋》一書，孔子親自操刀，毫不避諱地進行筆削和創作，其間即使像子游、子夏這種孔門文學佼佼者也提不出一點意見，後世學者據此認為在《春秋》中寄寓著「微言大義」。

晉代范寧在《春秋穀梁傳序》一文中提到孔子面臨著滄海橫流的亂局，以斯文自任，當仁不讓地作《春秋》一書，書中「一字之褒，寵踰花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

顯然，他更多地強調作為歷史載體的史書的批判作用。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傾向於認為《春秋》的懲勸之義不過是如左丘明以史紀實，「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而已。

他認為，《春秋》之書本以褒貶為主，史臣於記載應當「各懷直筆」、「有犯必死」，史家應向春秋時期晉國的董狐、齊國的太史兄弟那樣藉助於對真實的歷史忠實記載使「亂臣賊子」們懼怕。

文天祥所作《正氣歌》中在論證「天地有正氣」時，曾以「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正面例證。

晉國上卿趙盾，在晉靈公被弒時，沒有有效加以阻止；在返回國內後也沒有追究趙穿等兇手的責任。

晉國史臣董狐據此認為趙盾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謂：「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所以董狐在史書中對這一事件的記載是：「趙盾弒其君。」

董狐敢於觸權臣趙盾之逆鱗，使趙盾無法擺脫弒君的嫌疑，這種行為得到了孔子的稱讚，稱之為「書法不隱」。

在齊國權臣崔杼弒齊莊公之後，齊國的太史不畏強御，在史書上寫到：「崔杼弒君。」崔杼大怒，殺掉了太史。

隨後太史的弟弟繼任太史，繼續寫到：「崔杼弒君。」崔杼又殺掉了他。

但繼任的太史，依然不改書法，崔杼無奈之下，只得放棄。

太史兄弟幾人更是用生命來實踐史家秉筆直書的責任，真正做到了劉知幾所謂的「烈士殉名，壯夫重節，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

史官的這種對歷史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帶動整個天下風俗向積極的方面轉變。

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說：「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指東漢，其都城洛陽位於西漢都城長安之東）者」。

具體表現是，在漢末桓（帝）靈（帝）之際，昏君在位，宮中有心術不正的宦官，朝廷上有趨炎附勢的亂臣，黨錮之禍迭興，李膺等正直之士受到打壓禁錮，即使是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天下無道以及國家即將分崩離析。

但天下梟雄卻畏懼於普通人對於其名節上的非議，一直斂聲息語，不敢起來攪混水，起來取而代之，東漢因此多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統治。

流風之下，即使梟雄如曹操也不敢名正言順的篡漢，不敢做推翻前朝的「周武王」，只願做商朝的「忠臣」「周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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