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靜波：三毛自殺前給我的最後一封信

三毛在撒哈拉大沙漠，這是她自己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得那是一個寒冷的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早間新聞突然播出一條消息：台灣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殺身亡。我當時正躺在床上，聽到這一消息，如觸電般地跳了起來。1991年1月4日，那是一個令人心碎的黑色日子。

在三毛逝世後2天，我收到了她在自殺前給我寄出的最後一封信，信封里裝著不是賀年卡，而是一枚禮卡，上書三個字：謝謝你。郵戳是1990年12月29日。

這一幕悄悄然，一晃已經過去了20年。沒有人會相信，時光竟然是如此匆匆，一切彷彿還在昨天，生死離別，卻又是不爭的事實。

和三毛相識，是在1987年春天。當時，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我為三毛的才學所傾倒，也為她浪跡天涯的動人故事所迷戀。於是寫了一篇評論《撒哈拉故事》的文章，發表在一本文學雜誌上。文章後來托三毛在中國大陸的好叔叔倪竹青老先生帶給了她。一個月後，我收到了三毛的來信，裡面還夾了一枚她簽名的個人照。三毛在信中說，她是第一次讀到大陸有關她的評論文章，很是感激，希望保持聯繫。末了，還寫了自己在台北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和三毛的交往，便於此開始。

三毛與荷西戀愛時候的照片

79年，荷西與三毛的爸爸在非洲的家中下棋

有人說荷西是三毛虛構的人物，實在太不道德

當時，三毛的書在中國大陸已呈「洛陽紙貴」之勢，年輕人幾乎是人手一冊。但是，在大陸出版的書，大多是盜版，三毛一分錢的稿費都沒有拿到。當年5月，三毛給我發來一份委託書，委託我作為她在中國大陸的代理人，與各出版社進行交涉。記得當時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調查中國幾家出版社出版三毛著作的情況。結果，詢問信發出後石沉大海。人家根本沒把我這個剛出大學校門的黃毛當回事。我著急，三毛卻寫信勸我「不急，不急」。

三毛給我的信

仲夏的一個深夜，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拿起話筒，只聽到那邊傳來急促的聲音：「弟弟，我快死了」。細問是誰，回答說：「是我，三毛，是三姐呀！」這是我和三毛第一次通電話，第一次聽到對方的聲音。三毛那一口台灣國語，帶著很重很尖的童音，幾乎使人感覺不出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當時台灣與大陸要通電話，很不容易，弄不好會被當成「國特」。

我以為她病了，但是三毛卻告訴我，自己正在閉門造車，為寫《我的寶貝》已經七天七夜只喝水與吃餅乾，沒有碰過米飯。「好可憐的女人」，我當時心裡這麼想。

1973年，三毛與荷西的結婚照（文字系三毛自己所寫）

三毛與荷西在撒哈拉市政廳登記結婚時情景

我孩子出生後，三毛為孩子取了一個名字叫「徐旃」，希望孩子能夠成為一面旗幟。三毛還特地在台灣訂做了一把金鎖送給孩子，希望他一生平安。

進入1988年，台灣和大陸的關係處於緩和，我極力鼓勵三毛回大陸探親。三毛開始時還心有餘悸，擔心會不會被大陸拘留，因為她的爺爺是「地主」。我把三毛的這一顧慮轉告給了國家有關部門，領導人說：「歡迎她回來，一切接待與安全，均由我們負責」。我把這話傳給三毛後，三毛說：「我不需要大陸接待，能讓我自由地走就行」。

過了年，三毛正式通知我，計劃在4月份回大陸，名義是給爺爺掃墓。交代我辦四件事：一是安排在大陸的全部行程；二是落實在舟山老家的掃墓事宜；三是安排在杭州治病；四是爭取叫出版社付稿費。

在三毛接近來大陸的日子，單位領導說：接待三毛是大事，你就休假去忙吧。於是，我不用上班，到處出差，落實接待。但是，後來我發現，在大陸，突然間冒出來許多三毛的親戚來。

1989年4月份，三毛從香港抵達上海，然後先去看了張樂平先生，因為張老畫了漫畫《三毛流浪記》，讓原名叫「陳平」的三毛有了自己的可愛筆名。接下來，三毛去了蘇州，遊了當時大陸人還不知道的「周庄」，還蹲在油菜花的田野里哭了一頓。

三毛在家鄉見到自行車，一定要騎一回。這是我給她拍的照片。

離開蘇州後，三毛轉杭州去老家舟山，結果興沖沖自己要試著打電話訂計程車，還細聲細語地對接電話的計程車隊人說：「我是三毛」。對方老兄很不客氣的回了一句話：「什麼三毛二毛的，你神經病啊」。這句話讓三毛沒吃晚飯。後來，我把這事告訴給了媒體，於是變成了很大的「統戰問題」。後來，車隊領導帶了人拿了花到酒店來向三毛道歉，三毛對我說：「你給我擋回去」。

前幾天，我去舟山出差，舟山電視台對我做了一個專訪，資深播音員偉生先生送給我一份禮物——三毛當年回舟山探親的錄像，裡面有我的許多鏡頭。其中一個我和三毛以及他的堂哥陳懋文先生一起站在船頭陪著三毛哭的鏡頭很經典。

三毛的爺爺是舟山人，從小在上海做生意，有一點錢，還在家鄉小沙辦了小學。後來因為成了「地主」，在50年代，作為清算對象，遺體還被挖出來暴晒數天。其實，三毛爺爺的墳墓已經找不到了，當地的親戚在大概的位置，趕在三毛到來之前重新修建了一座空墳。

去小沙之前，三毛囑咐我準備兩樣東西，一是一個小盒子，準備裝一點爺爺墳頭的土，另外準備一個瓶子，裝一瓶老家的井水，帶給在台灣的爸爸媽媽。

好在老房子還在，祖宗祠堂也在，讓這一次祭祖的活動搞得很體面。

三毛第一次回大陸時，我特地請浙江龍泉寶劍廠為三毛打制了一把寶劍。

據說是與當時的國防部長張愛萍先生的那一把是屬於姊妹劍。

三毛在來大陸之前，把自己的所有病歷單全部寄給了我，委託我安排在杭州為她治病。我找到了當時擔任農工民主黨浙江省委社會服務部部長的著名內科醫生林抗生先生。林先生看了病歷，說三毛是百病皆有。於是他組織了杭州最有名的醫生成立了一個專家小組，在花家山賓館為她診斷治療。但是，三毛卻不相信西醫，因為她已經在美國和台灣最好的醫院裡治療過，都沒有什麼效果。她要求找氣功大師。結果林醫生只好去找了幾位氣功大師，還專門準備了一間房間作為氣功室。我對氣功是半信半疑，叫氣功師先對我發發功，結果我是巍然不動。對三毛一發功，三毛是渾身打顫。氣功師對我說：「徐先生，三毛好像患有癌症，你先別告訴她」。三毛見氣功師緊張，還沒有等我說話，自己拉下衣領，露出脖子上周圍紅紅點點，說：「我患有淋巴癌，一直沒有治好」。

三毛在大陸幾次旅行，我大都陪著她走。她身體其實極差，有時一天要昏倒好幾次，在拉薩的那一次，差一點走了。閑聊的時候，三毛告訴過我，與荷西結婚後，因為撒哈拉沙漠的氣候與衛生十分的糟糕，她得了很嚴重的婦科病，「一年間，下身沒有乾淨過」。由於沒有錢買機票回台灣治病，所以一直拖著，等《撒哈拉的故事》出版後，她才買了一張機票回到台灣，用版稅付了醫藥費。但是，從此三毛得了不孕症，這也成了她和荷西結婚六年膝下無子的原因。

三毛結婚時，荷西送給愛妻的禮物——駱駝頭骨。

據悉，這個頭骨如今放在舟山市三毛紀念館中。

嚴重的婦科病一直折磨著三毛，還有嚴重的肩周炎，到後來無法寫字。由於三毛的母親患子宮癌多年，三毛一直擔心自己也會走母親的路。因此，在1991年元旦，三毛因婦科病再度發作入住台北榮民總醫院時，三毛斷定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當時，三毛編劇的電影《滾滾紅塵》得了90年金馬獎的八項大獎，這是三毛唯一編寫的一個電影劇本。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八大獎項中，獨缺編劇獎。《滾滾紅塵》在瀋陽拍攝的時候，我還去探過班，見了主演秦漢和林青霞。得獎後，我打電話給三毛表示祝賀。三毛在電話的那一頭很傷感：「我想沒有好劇本，便難有好戲」。三毛甚至認為是台灣有人故意捉弄她。

對於病情的絕望和金馬獎的打擊，讓三毛最後選擇了自殺來結束自己肉體與精神的苦痛。這一天，是1991年1月4日凌晨，她用絲襪掛在浴室的鐵杆上，走了。想起她新年不給我寄賀年卡，而是寄了一張感謝卡，我想，三毛在寄出這一張卡的時候，已經在與我告別。

三毛第一次和我見面時，在我的手心寫下了一個字「緣」。我想，緣盡緣滅，原本只是人世間的凡事，一旦刻骨銘心，卻是永遠抹不去的傷痛。

圖片來源於三毛私人照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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