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獲全球科幻界最高獎項「雨果獎」，是時候好好讀一下《北京摺疊》了

北京時間8月21日上午9時，第74屆雨果獎頒獎典禮在美國堪薩斯城舉行。繼2015年劉慈欣的《三體》之後，郝景芳憑藉《北京摺疊》再獲雨果獎！這次是中短篇小說的競選單元，《北京摺疊》力壓斯蒂芬·金的《訃告》摘得桂冠。據郝景芳透露，該小說的影視改編權已經在幾年前出售給美國某影視工作室。

……科幻作家很喜歡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慮到，不管好壞。他們可能會寫應對外星人的各種戰略，等等。我們生活在各種平行宇宙中。在這部小說中，我提出了未來的一種可能性，一個自動化、科技進步、失業橫行的問題。我也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它有一些黑暗，顯然不是最好的結果，但也不是最壞的——人們沒有活活餓死，年輕人們也沒有被送上戰場，就像現實中經常發生的那樣。就我個人而言，我不希望這真的是我們的未來，我真誠地希望我們的未來會更加光明。

——郝景芳獲獎感言

在啟程去美國參加科幻大會的前一天，她對鳳凰文化表示，《北京摺疊》是由著名科幻作家、《三體》的譯者劉宇昆翻譯並推薦的，自己對雨果獎並沒有報太大希望，在同組有大咖斯蒂芬·金的情況下，得獎的幾率不超過五分之一，「我倒不是說悲觀了，得獎當然也很高興了，如果得獎了，肯定就高高興興去領獎」。

高高興興去領獎之餘，郝景芳的獲獎感言一如她的小說，在坦陳焦慮的同時又展現希望：

對我來說，獲獎並不是完全意料之外。實際上，剛才我還在考慮自己去「雨果獎落選者」派對上的樣子。獲獎者派對，落選者派對，我都不知道自己更期待哪一個呢。科幻作家很喜歡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慮到，不管好壞，是幸運還是不幸。他們會討論採取什麼戰略應對外星人等等這樣的問題。基本上可以說，他們生活在無數平行宇宙之間。在《北京摺疊》這部小說中，我提出了未來的一種可能性，面對著自動化、技術進步、失業、經濟停滯等各方面的問題。同時，我也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有一些黑暗，顯然並非最好的結果，但也並非最壞的：人們沒有活活餓死，年輕人沒有被大批送上戰場，就像現實中經常發生的那樣。我個人不希望我的小說成真，我真誠地希望未來會更加光明。

郝景芳：荒誕之地，寫作發生

第一個入圍雨果獎的中國人是劉慈欣，第二個是郝景芳。

幾年前，郝景芳還在清華念研究生，方向是計量經濟學。2011年夏天，她給自己找了份高大上的實習：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北京辦公室工作。每天，她從五道口出發，倒兩次地鐵坐到國貿，電梯飛向三十幾層，室內恆溫，窗明几淨——從這樣的窗戶里打量北京，北京看著也會發光。

IMF新總裁拉加德上任後來中國「拜票」，郝景芳去接機，陪這位法國前財長、「歐洲最有權力的女人」從首都機場到麗茲卡爾頓飯店，從麗茲卡爾頓到中南海，從中南海再到國家會議中心，點與點之間，絕無停頓。理論上，拉加德當然來過了北京，她見了最高級的領導人、最厲害的經濟學家，他們之間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決策，「真的能影響你這個國家人的命運」。而她根本無需接觸這個國家裡實實在在的人。在拉加德們到來時，北京自有一條黃金通道為其打開，隔絕所有噪音、霧霾、人山人海。當然，人山人海也存在：在報告上跳出來，作為分母，「是numbers，是巨大的數字」。

實習持續了一年多。在國貿，郝景芳穿著小裙子和高跟鞋，參與著關於中國宏觀經濟的英文討論。有一段時間，郝景芳住在清河，此地學區房的價格快要突破天際了，但就在她家小區對面，一片「看起來馬上就要拆遷的棚戶區」已經搖搖欲墜地存在了五六年。年久失修的吊車停在工地上，平房外支楞著小攤，小攤前常年掛著「甩賣」，外來工帶著他們大大小小的家當搬進又離開，也帶著他們無處可去的孩子，像習慣了漂泊的吉普賽人。

時不時，在以上場景的切換里，郝景芳強烈地感覺到：存在著平行的北京。不是時間的問題——清晨4點的清潔工人和三里屯午夜駐唱歌手們擁有的城市必然不同，就算在同一個時刻，人們就能分享同一個北京嗎？手握權力或資本的上層決策者，面色疲憊的白領，然後是保安、快遞、送餐員……大家可以共享CBD的物理空間，並發生短暫而漠然的交集（比如小白領從送餐員手上接過外賣）——但所有人都對彼此幾乎固定的命運軌跡心知肚明。

2012年，郝景芳花3天時間寫完《北京摺疊》，發在了水木BBS上。科幻作家寶樹就是在這裡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寶樹記得，這篇科幻小說有點特別，「太空未來、宇宙冒險、打怪升級這些浪漫色彩的它全沒有」，郝景芳筆下的北京城，除了能「像變形金剛一樣折起來」，「幾乎就是一個現實主義」。

科幻作家夏笳和郝景芳同齡，在她看來，世界分兩種人：一種人相信世界是平的，對於大多數抱著iPhone、iPad，成長於「互聯網烏托邦」里的年輕人來說，「他可以免費分享名牌大學的MOOC，可以和隨便哪國朋友微信或Skype聊天，而且智能穿戴遲早會解決一切語言障礙」，他們有什麼理由不相信，未來世界，只會更平坦、均勻、擁擠且親密無間呢？但如果你願意把目光放低一寸，就不可能看不見這個看似平坦的世界中的巨大鴻溝：另一些人生活在沉重的現實引力之下，過著難以想像的生活。

高中的時候，郝景芳痴迷物理。科幻她也讀，劉慈欣、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但這個幻想世界並不如真實的宇宙來得讓她著迷。她真正為之廢寢忘食的是卡爾·薩根的《暗淡藍點》、愛因斯坦關於科學哲學的文論，還翻爛了一本哥本哈根學派物理學家們的隨筆集——即使是海森堡、玻爾等人關於量子力學的普及版闡釋，已經震撼了她的世界觀，而讀薛定諤的《吠檀多哲學與現代科學思想》時，她清晰記得，「傻了，頭皮發麻」，「那就是一道閃電」。

郝景芳如願考進了清華大學物理系。但大一發生了一件小事，或許提早暗示了她後來人生軌跡的改變。「有一天，我去校外蹭一個環保主題論壇，一個教授剛講完，我就追著人家問：為什麼中國不能像外國那樣做好垃圾分類？我們明明可以如何如何？Blahblah講了一大堆。」她當時剛剛看了幾本環保方面的書，其實是有點小顯擺的意思，「特著急」。

教授明顯沒有和她探討的興趣。扔下一句：小姑娘，你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在做垃圾處理嗎？「他說河北有一帶村子，60萬人靠垃圾處理活著，你去查查。」

她去查了，才發現：垃圾圍城。不要說河北，在她家所在的清河附近，也有巨大的垃圾回收處理中心。作為一個環保主義者，郝景芳特意去了一趟那個垃圾場，看見佝僂著背的男人痛苦地拉著平板三輪車，而車上的垃圾，以一種特殊的技藝，「竟然可以堆得像小山一樣高」。

她讀到紐約的糞便排放：由於某些法律規定，紐約的垃圾不得入海，它們每天會被火車運送到幾千公里之外的科羅拉多，那裡有專人負責糞便填埋——埋在這些填埋者家鄉的土地下。看到這裡，郝景芳只覺得一個巨大的「憑什麼」跳到眼前，這種「超級大都市特權」讓她想起了自己隨調動工作的父母從天津轉學到北京的經歷，「發現北京的功課如此簡單，大學如此好考，忍不住抓住北京同學就開始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輕鬆快樂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特權之上的……當然，人家才不願意聽。」

對於郝景芳來說，隨著她開始思考這個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令人絕望的不平等問題時，世界的複雜性才徐徐展開。「比如你想解決環保問題，那你還要考慮到原來的垃圾工人的失業問題。如果你想解決失業問題，那麼你要考慮好他們接下來的流動性問題，而流動性問題又關聯著戶籍問題……總之就是最初你只解決一個問題，最後它永遠都會變成一個非常龐大的事情。」

22歲，郝景芳繼續在清華讀天體物理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黑洞的吸積——這個詞描述的是物質向中央引力的流動，而當中央天體是黑洞時，吸積就會展示出它極其壯觀的一面。「黑洞本身是看不見的，我研究的就是外面那一圈發光的非常炫酷的東西。」郝景芳言簡意賅地說。毫無疑問，這是個炫酷的專業，「比如說在咖啡館坐著，我可以一邊遠程登錄，一邊跟你聊天一邊用筆記本監測我的超大質量黑洞」。

但不平等的問題仍然困擾著她。郝景芳最終決心轉系。她想從經濟學中研究不平等的根源。讀中國的王朝經濟史，她發現這幾乎是一部與不平等鬥爭的歷史，「大部分朝代都以均分田地、限兼并抑豪強的嘗試開始，收的是人頭稅，但這樣的局面不會維持太久，王朝早期的均質化局面早晚會被兼并浪潮席捲，中期的變法等於是承認貧富已經分化，只能讓稅制適應現實。但如果真要牽制住這樣的經濟力量，最後又會回到萬分千割、停滯不前的小農經濟。」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犯下許多暴力的錯誤，卻不全是出於惡的目標。」郝景芳說。

她寫過一個叫《流浪瑪厄斯》的長篇小說，裡面的地球和火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地球實現了完全的自由交易，一切徹底市場化：你的東西越多人想要，價值越高，沒有例外，所以像古典音樂、天體物理這類註定不能為大眾分享的「公共價值」，就只能毀滅，不可能在地球上存在下去。火星則相反，是一個完全為了創造公共價值而存在的烏托邦，但它的問題是沒有經濟系統，隨時會崩潰。

寫完後，郝景芳去參加了一次《科幻世界》筆會。她把這篇小說帶去給了很多人看，「真的就沒人有回應」。她自我反思，認為自己構築了一個過於宏大的意象——兩個對立的經濟體，但筆力不支，最終寫得像篇兒女情長的校園小說。這讓她非常沮喪，一度陷入了強烈的自我懷疑中。直到幾個星期後，她收到了唯一一封郵件反饋，這封信告訴她：你創造的世界是絕無僅有的，你的小說中有一種別的科幻作家沒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陽又回來了……

她破涕為笑，因為看到發件人：劉慈欣。

2014年，郝景芳博士畢業，她沒有去那些坐落在國貿上空的洋氣機構，而是來到了一家叫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地方。這是一個半官方的基金會，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但獨立運作。郝景芳遞上來的名片上印著：研究一部，項目主任。

有幾年——大概也就是小說寫不好、論文不對味的那幾年，郝景芳覺得整個人都不對勁，「和自己的關係、和世界的關係，都搞不好了」。她患得患失，像一個窮途末路的文藝青年一樣恐懼地想著：生活這就要來了么？還沒來得及自我實現，生活這就要把我淹沒了么？「越是這樣越在意自我形象，別人的看法，每天都想著要怎麼造一個自我形象出來滿足他人，結果弄出一個粗製濫造的塑料殼子。」

加入基金會後，今年3月，郝景芳又見到了拉加德。在釣魚台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由基金會承辦，拉加德每年都來。項目主任郝景芳很忙，除了組織會議，她手上還有一把課題，包括城鎮化戰略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還有受全國人大預算工委委託的財政稅收預測。而不平等的問題幾乎貫穿在所有研究中——「我想基金會是，能觸摸第一空間，卻為第三空間搖旗吶喊的小小團體。」郝景芳說，她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寫作的類型不重要，寫好寫壞才是關鍵

郝景芳一直在探索。她也曾經活在別人的要求和期望之中，活在外界定義的牢籠里。然而現在，她沒那麼在乎了。她想通了，那些窗子上的影子不會改變她，她也沒有必要為了給人看，把自己貼在窗子上。

在郝景芳看來，寬厚的內在加工機制，加上多年的閱讀和反思，讓她選擇不給自己設限。她沒有把科幻當做自己的一個多麼了不起的標籤。她不排除未來自己會寫言情、武俠、偵探，因為寫作類型不重要，寫得好與壞才關鍵。

文學的好與壞，評價標準一向因人而異。在當下這個看似喧嘩實則空耗的市場環境之下，人人都想要標新立異，想要通過奪人眼球來證明自己的作品。郝景芳卻坦言自己還在探索當中。她特別提到了塞林格的《九故事》。從這本書中，她看出了一名成熟作家對於故事在剪裁上的選擇，對於語言的慎重，對於情緒的剋制，以及對於人物內心把控的得當。時隔多年，她回想起當初讀到的那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故事，她依然覺察出內心深處的震動。她說：這才是好的寫作，不管是有代入感的讀者，還是僅僅是故事的旁觀者，像做數學分析那樣，用一把手術刀去裁剪這個小說，都覺得它是好的。

她自己，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劉慈欣這樣評價過郝景芳的作品：「我感覺她的作品和其他的科幻作品相比，她有一個別的科幻作品沒有的特點，她把我們主流的科幻題材，常見的科幻題材灑上了一層很詩意的陽光。她的作品在我們主流科幻題材中，她表現出一種詩意，這種詩意讓人感覺到既有很古典的味道，也有很現代、很前衛的感覺。」

這一次，她成功了。但成功二字對於她而言甚至有些輕佻了。無論外界給出如何評價，我相信，她仍然會在夜幕降臨之後，看著自己的女兒睡著，然後坐在桌前，把自己的思緒扭轉到未來，寫下那個獨屬於她的詩意而絢麗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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