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乾隆皇帝收復新疆比拿破崙偉大

文史 08-22

其次以遠征為例，本書則比較乾隆皇帝遠征準噶爾與法王拿破崙遠征俄國，並認為前者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跨度更大，並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美國學者：乾隆皇帝收復新疆比拿破崙偉大

近三十年來，有關乾隆皇帝的中文研究汗牛充棟，其相關傳記約出版有十本以上，而專題研究更是多如牛毛。近年來相關的電視劇（如《乾隆王朝》與《戲說乾隆》）以及二月河以乾隆皇帝為主題所寫的歷史小說等，都受到廣大觀眾與讀者的喜愛。然而在歐美，乾隆皇帝的知名度與其歷史地位相比，實顯得微不足道。因此本書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寫了這本西方首部乾隆皇帝的傳記，讓西方讀者能夠認識這位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君主。

除了序言與結論兩章外，全書共分為九章。在序言說明了乾隆皇帝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及本書寫作的出發點；第一章「登基」敘述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前的成長教育與入繼大統的過程；第二章「當政」概括了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並如何取得初步成功；第三章「家庭，儀式和王朝統治」描述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及其扮演孝子、好丈夫與嚴父等角色的努力；第四章「滿洲成功之困境」則從滿洲人如何以少數統治占多數的漢人角度出發，討論乾隆皇帝如何應對滿洲入關後所面臨的漢化危機；第五章「巡遊之治」關注的是乾隆皇帝透過北游盛京、南巡、五台山禮佛與山東祭孔等巡遊，向其統治的各民族展現了不同的面貌；第六章「帝國的擴大」提到乾隆皇帝征服準噶爾與回部的經過並且繪圖纂書以紀功，一方面能宣揚其成就，另一方面又證明了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第七章「文化巨人」則描繪乾隆皇帝崇文興學的一面，乾隆皇帝可能希望藉此向人們展示在文殊菩薩和尚武之王以外，他作為儒家聖王的典範；第八章「清代的中國與世界」論及了朝貢體制下的清朝對外關係，並且重新評價了英王馬戛爾尼使團訪問清朝一事，試圖為傳統上認為乾隆皇帝對外界事物一無所知的自大形象進行辯解；第九章「晚期的國家秩序與衰敗」指出了在乾隆朝末葉老臣凋零，使得乾隆皇帝日益孤立而專信和珅，致使皇權旁落。其後官僚腐敗與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導致民變蜂起。在此背景下，乾隆皇帝讓位於其子嘉慶皇帝，自居「太上皇」。而在乾隆皇帝駕崩後，其埋葬的地宮牆上沒有任何滿文與漢文，僅刻著精美的佛教梵文咒語，這也許也反映了他個人的心靈歸宿。最後在結論中，作者歸納出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紀時所遇到的主要問題。由於這些問題也存在於當代中國，因此作者認為某種程度上可以把乾隆皇帝視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統治者。附錄包括了乾隆生平大事年表與書目介紹。後者是一份中西學界有關乾隆皇帝與清史研究的簡要書單，對於想要了解西方清史研究的讀者而言相當有用。

由於本書定位是寫給歐美讀者的入門書，因此為了幫助讀者進入歷史情境，作者也將乾隆皇帝與西方讀者熟悉的歷史人物做模擬。例如作者在英文版序中提出了「設想約翰·肯尼迪總統若從1960年統治到2024年，美國將會是何種局面」的問題，試圖讓歐美讀者了解乾隆皇帝統治的時間之久與其影響力。並且將乾隆皇帝與歐洲史上長保國力鼎盛的兩位君主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在位四十五年）與法王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相提並論（第vi頁）。雖說這些是為了便利歐美讀者的做法，但是也同時有助於中文讀者理解乾隆皇帝在西方學界中的印象與評價。

本書作者歐立德是近年來在中國史學界引起熱烈討論的美國新清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本書在寫作取向上也受到此一學派的影響。去年年底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定宜庄教授與本書作者共同發表的《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響應》一文中，對新清史的三個特點進行了評述：一為強調全球化的視角；二是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強調使用滿語與其他非漢族群語文檔案的重要性。從上述三種角度來看乾隆皇帝的生平，與傳統歐美與中文學界的研究又有什麼樣的差異？也許通過比較本書與同類英文、中文作品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由於本書是西方第一本關於乾隆皇帝的傳記，與本書主題相同的英文作品因此付之闕如。但是早在1974年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就已經寫了康熙皇帝的傳記，中譯本為《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通過比較這兩本書，可以略觀四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對清朝皇帝的研究經歷了什麼樣的轉變。史景遷在描寫康熙皇帝時主要仰賴清代實錄與方略等漢文材料，以及耶穌會士的記述，這主要也與當時清代滿、漢文檔案的整理出版尚不發達有關。不過他注意到清朝皇帝的滿洲身份及其政治影響。因此滿漢關係、準噶爾戰爭，以及中西關係（主要是康熙皇帝與教廷間的關係）都是討論的重點。這些部分其實也都是歐立德寫乾隆皇帝傳關注之處（不過中西關係主要則聚焦於馬戛爾尼使團上）。然而史景遷主要還是以康熙皇帝的視角來寫作，因此並未如本書一般針對康熙皇帝身處的時代背景進行太多描述，遑論比較清朝與同時期的歐亞帝國。這一方面是寫作策略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西方清史學界主要還處在奠基階段的情況，並且這種將清朝放在世界史來觀察的視角尚未風行。

至於本書同類的中文著作，從本書的架構與內容來看，最接近的中文研究要數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時代》。戴逸教授為中國清史學界耆宿，並出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雖然這本書初版於1992年，距今已有二十二年之久，但他的研究仍反映了中國學界對乾隆皇帝的研究基調。如果我們比較戴書與本書的內容，會發現兩者確實有明顯不同。譬如在比較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與其他國家時，兩本書同樣都以歐美各國為比較對象，但是比較的方式不同。戴書注意到的是當時發生在歐美卻沒有發生在中國的類似事件，例如產業革命、科學發展、啟蒙運動與美國獨立等，並以當時乾隆皇帝未能像略早的沙俄彼得大帝引進西方事物來反襯當時中國的鎖國與落後。然而反觀本書，則是去比較當時同樣發生在中國與歐美的同類事物。首先以巡遊為例，本書不僅比較了乾隆皇帝與同時期英、法兩國國王的巡遊，而且也和毛澤東與鄧小平等現代中國領導人巡視各地之舉做了比較（122頁）。其次以遠征為例，本書則比較乾隆皇帝遠征準噶爾與法王拿破崙遠征俄國，並認為前者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跨度更大，並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24-126頁）。此外，本書作者還將比較的對象擴及其他歐亞帝國，例如在談到滿洲人以少數民族之姿統治眾多漢人時，就將俄羅斯帝國、莫卧兒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又稱鄂圖曼帝國）等納入比較，認為和莫卧兒帝國從未改宗印度教相比，清朝接受了較多的漢人習俗（22-24頁）。

另外本書中也強調乾隆皇帝作為滿洲統治者統治多民族的一面，且書中也不時穿插滿語辭彙。例如第四章即探討了八旗生計與《四庫全書》收錄滿洲源流與傳統相關的著作等現象。另外也分析了清朝在新疆、西藏等地的准軍事化制度與清朝作為多民族帝國的意義。但反觀戴書則甚少觸及這些議題，觸及滿漢關係議題的部分主要在於黨爭以及乾隆皇帝對於滿洲尚武之風的關注。提及十全武功時也僅強調此舉在保衛祖國疆域的政治大一統面向，而較少探索底下的多元文化與制度面向。雖然這一方面與當時清代滿、漢文檔案的整理出版尚不發達有關（前述史景遷所寫的康熙傳記亦有類似問題），但另一方面確實反映了中國與歐美的清史學界在觀點與視角上的差異：中國學界對乾隆皇帝存在著一種矛盾心理——他既是現代中國廣袤疆域的奠基者，但卻也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始作俑者；歐美學界則著眼於乾隆皇帝的身份背景與人生經驗對他所帶來的優勢與限制──一方面讚許其功績，另一方面又對其失誤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這點從本書在論及1793年的馬戛爾尼勛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團訪問中國一事時，更能看出其與中國學界傳統的評價有所不同。過去中國學界對此一事件的敘述基本上以馬列主義的歷史觀為主軸，認為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正處於封建社會的高峰期，然而已顯露出中衰跡象。而同時代的西方則經歷產業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巨變，英國更挾其先進技術叩關中國。但由於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與愚昧無知，導致中國損失了一個認識外部世界的大好機會。然而本書則指出乾隆皇帝當時事實上不僅熟悉西方地理，同時也清楚當時歐洲法、俄兩國內部的情勢。因此比較好的解釋是，他事實上是故意展現他對遠方的英國興緻缺缺，因為當時的清朝整體來說是一個和平且富有的國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此外，作者的高足、現任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去年出版的新書《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中，通過整合廓爾喀（今尼泊爾）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勛爵在與英國本土的通信中所表達的顧慮，說明了至少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清朝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只是受限於不同語言的信息在中譯上的整合有困難，以及清朝邊疆政策較為分權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對英國的認識仍屬有限，但並非如過去所想的對外界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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