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摘要新詩百年，多情緒發泄與激進觀念，少借鑒積累與文本創造；多宣言主張，少紮實建設。

明年是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周年，這個時間確定，是從1917年胡適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雜誌開始發表新詩算起。因此，今年的上海書展，藉機設立了首屆上海國際詩歌節，同時就中國新詩百年舉辦了「世界詩歌論壇」。而此前，全國各地也已陸續舉辦過各種紀念新詩誕生百年的研討會、論壇及詩歌活動。「百年新詩」無可爭議地成為2016年最火的熱詞之一。

失望與希望

早在1930年代，新詩誕生十五年之際，魯迅就對當時新詩表示失望，認為中國現代詩歌並不成功：「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而魯迅在留日時期寫過《摩羅詩力說》，對詩曾寄予很高的期許：「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新世紀初，季羨林先生在《季羨林生命沉思錄》一書中，也認為新詩是一個失敗，說朦朧詩是「英雄欺人，以艱深文淺陋」。甚至以寫新詩而著名的流沙河，也認為新詩是一場失敗的實驗。

當然，聲稱新詩已取得輝煌的也不在少數，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當代詩歌已走在同時期世界詩歌前列。

我一直認為馮友蘭先生在《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說的一段話，特別適合用來討論詩歌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及理解新詩與舊詩：「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無論是從國家的層面上講還是從文化的意義上衡量，居於現代層面的「中國」來源於「舊邦」的歷史文化積澱，但它自身也存有內在創新的驅動力。不斷變革、創新，乃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天命！這種「亦新亦舊」的特質同樣可以應用在我們對「五四」以來新文化新文學、特別是新詩的理解上。

革命與自由

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從詩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談起。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詩歌是中國文化一個基礎。詩歌在中國文化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在儒家的經典中，《詩經》總是排在第一。可以說，西方有《聖經》，中國有《詩經》。古代最基本的教育方式是「詩教」，「詩教」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教養和修養，孔子在《論語》裡面經常誇一個人時就說：「可與言詩也。」最重要的，「詩教」還可以理解為一種宗教。林語堂曾說：「吾覺得中國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他認為詩教導了中國人一種人生觀，還在規範倫理、教化人心、慰藉人心方面，起到與西方宗教類似的作用。錢穆等也有類似觀點。

舊體詩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基礎和核心，那麼，對傳統採取全盤激烈否定的態度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當然要從新詩革命開始。新詩，充當了五四新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胡適率先帶頭創作白話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倡導文學革命，聲稱要用「活文學」取代「死文學」。認為只有白話詩才是自由的，可以注入新內容、新思想、新精神，他聲稱：「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開始了以白話詩為主體的「詩體大解放」，打破格律等一切束縛，宣揚「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因此，新詩也被稱為自由詩。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稱歐洲之先進發達源於不斷革命，「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固革命而新興而進化。」

檢討與讚美

這些年，關於「五四」的爭論也很多，有人認為其徹底否定傳統文化開了激進主義思潮。學者張旭東的觀點比較公允，他指出在「五四」之前，人們常常把中國經驗等同於落後的經驗，而將西方經驗目之為進步的象徵，在中國與西方之間建立了一種對立關係，陷入了「要中國就不現代，要現代就不中國」的兩難境地。「五四」將「中西對立」轉換為「古今對立」，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困境，「五四」成為「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的分界點，成為中國現代性的源頭，從此可以「既中國又現代」。

學者李澤厚就對新詩新文學予以高度肯定，他說，五四白話文和新文學運動是「成功的範例，它是現代世界文明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衝撞而融合的一次凱旋，是使傳統文化心理接受現代化挑戰而走向世界的一次勝利。五四以來的新文體，特別是直接訴諸情感的新文學，所載負、所輸入、所表達的，是現代的新觀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們同時又是中國式的。它們對人們的影響極大，實際是對深層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種轉換性的創造」。他特別舉例現代漢語在輸入外來概念時，所採取的意譯而非音譯方式，很有創造性，文化既接受了傳入的事實，又未曾喪失自己，還減少了文化衝突。

確實，在郭沫若、冰心、胡適、徐志摩等早期新詩人的詩歌中，自由、民主、平等、愛情及個性解放等現代觀念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起到了一定的現代思想的啟蒙和普及作用。此後，聞一多、何其芳、馮至、卞之琳等開始強調「詩歌自身的建設」，主張新詩不能僅僅是白話，還應該遵照藝術規律，具有藝術之美和個性之美。戴望舒、李金髮等則側重對歐美現代詩藝如象徵主義、意象派的模仿學習。抗日戰爭開始後，艾青、穆旦等在喚醒民眾精神的同時繼續新詩詩藝的探索。新中國成立後，受蘇聯及東歐、拉美詩歌的影響，積極昂揚向上的抒情主義一度佔據主流，並為新中國奠定思想基礎及美學典範。但後來這一方向遇到「文革」阻斷。直到1970年代末，詩歌界才又重新開始新詩的現代探索之路。

新詩一開始就是一個徹底否定性的革命姿態，指責舊體詩是腐朽僵死的產物，主張通過新詩歌來新文化乃至新中國。但這種動輒斷裂的行為使得自身不斷面臨挑戰，郭沫若式的狂飆激進，北島等人的對抗批判，一代又一代年輕詩人不時喊出「打倒」「pass」的口號。

新詩百年，多情緒發泄與激進觀念，少借鑒積累與文本創造；多宣言主張，少紮實建設。缺乏傳承、融合的平和漸進演變，導致新詩的非正常跳躍式發展；低門檻無標準，導致創作者的混亂和接受者的抵觸抗拒，因而也始終無法被人們廣泛接受。相比舊體詩，新詩也許還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自我修復癒合，回復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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