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斯大林主義與法國傳統

作為研究戰後歐洲歷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知識分子與政治之間的糾葛關係一直是托尼?朱特的關注重點。朱特有多部作品，都是進行這一主題的論述。如果說《責任的重負》是談在戰後共產主義浪潮下，法國部分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與立場堅守的話，那麼三輝圖書和中信出版社新近引進出版的這本《未竟的往昔》，則是探究同一歷史時期里，法國的主流知識界，對於斯大林式共產主義追逐、肯定與粉飾的深層次原因。如果再算上從朱特個人歷史出發，探究整個20世紀里，西方知識分子與政治變遷之間互動關係的《思慮20世紀》一書的話，朱特圍繞上述主題，堪稱寫出了一個「三部曲」系列。這三本著作當中，《責任的重負》採取的是人物思想小傳的敘述方式，《思慮20世紀》則以對話形式展開；相比之下，《未竟的往昔》一書介乎于思想史與知識社會學的寫作方式之間，其探討的主題與內容，對當下中國的發展，也可謂是啟示多多。

戰後共產主義在法國的興起，首先應該源自它的老對手——自由主義在政治歷史變遷之下的衰落。早在二戰爆發前和二戰初期，歐洲大陸的自由主義，已經在經濟大蕭條的浪潮之下無計可施，面對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進攻節節敗退。到了二戰末期，法西斯主義儘管已經面臨被打倒的趨勢，但在法國，從民眾到知識分子，仍然對導致法國衰落和失敗的自由主義，持明顯的懷疑態度。在這種態勢下，斯大林式共產主義隨著蘇聯紅軍的一路西進轉而深入人心，就是完全可以預料的事情。

當然，共產主義在這一時期的受到廣泛追捧，其實也跟法國的思想傳統和歷史演化路徑，有著很大的淵源關係。法國從1789年的大革命之後，雖然經歷過多次共和國與帝國政體之間的反覆，但大革命的政治和思想遺產，仍然被主流知識分子和民眾所認同。在這樣的路徑支配之下，知識界很容易會拿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暴力革命主張，來為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排除異己和暴力運動，找到辯護理由。以當時法國的代表性學者穆尼埃為例，他就曾引用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於1794年2月就革命合法性來源所作的著名概括作為結論——「革命的政府就是自由對暴政的獨裁」，通過這樣的論述，穆尼埃強調，在革命的局面下，公共利益不僅高於個體利益，同樣也高於任何事先就存在的正義或者法律的概念。由此，蘇聯二戰之後在東歐各國進行的奪權運動和對非共產黨人的審判，就取得了某種政治正當性。

在穆尼埃看來，「國家和民族的意義只有在危機狀況下產生的正常架構中才能凸顯出來」，換句話說，在維護公共安全的「危機正義」理由面前，反對政權往往就可以跟反對和背叛國家划上等號。由此，推行共產主義所必須藉助的暴力手段和排除、清算異己的行為，在穆尼埃和薩特的眼中，就構成了一種必要的惡。這種「必要的惡」不只被薩特看作是「無產者的人道主義」的客觀表述以及歷史的原始正義，還被其視為某種可敬之物。

而在戰後法國盛行的存在主義哲學，跟共產主義的重要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之間，同樣存在著種種淵源關係。存在主義的兩種重要思想來源，分別就是以黑格爾、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哲學，以及反對人的異化，倡導個體解放與自由的馬克思主義。而薩特對於存在主義思想的發展，其重要標誌，就是把所謂「人學的空場」跟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結合在一起重新考量。這樣跟馬克思主義水乳交融的思想脈絡，使得薩特和梅洛?龐蒂等法國存在主義的代表性學者，直接將自己的思想流派，命名為「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儘管這種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從本質上來說是存在主義的一部分，但薩特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伴生物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好感，也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戰後法國知識分子對於共產主義的好感，還跟知識分子在蘇聯和美國兩國的不同地位，有著密切聯繫。相較於他們的法國同行，美國的知識分子在其文化當中處於邊緣地位。出於很多原因，美國知識分子很難對民眾的看法造成什麼影響，更不用提公共政策了。相比之下，蘇聯則代表了一個知識分子、藝術家和科學發揮重要作用、扮演令人尊敬的角色的社會。因此就歐洲和法國對知識分子及其角色的認知問題來說，法國知識分子選擇親近蘇聯而非美國，就顯得順理成章。

而跟德國和蘇聯類似，法國早在浪漫主義時期，就有一種反對工業社會和懷念早先權威與秩序的形式的古典主義思潮。在這種思潮支配下，無論是左派知識分子，還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會對反抗工業文明和大資本主義生產心存認同。以聖—埃克絮佩里為例，他儘管著迷於現代機械，卻把工業社會看作是巨大精神空虛的根源。在他看來，從工業文明的反人性角度來說，德國的納粹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美國的資本主義都是全然相似的，而工業文明最為發達的美國，自然成為他眼中的罪惡之源。

朱特正是藉助於對思想背後政治變遷、歷史演化路徑和社會氛圍的精準分析，為我們清晰勾勒出戰後法國轉向共產主義的深層次原因。儘管隨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發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對於斯大林的全盤否定，共產主義在法國的盛行宣布告一段落，但是理解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於法國思想脈絡發展的重大影響，仍然對於理解法國和歐洲戰後乃至當下的思想、社會和政治面貌，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2016.8.21下午作於竹林齋

（本文刊發於2016年8月25日出版的《第一財經日報》評論版，見報時略有刪改，配圖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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