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在母親生日會上朗誦性心理故事，那年他十九歲

最近，Verso出版社出版了本雅明的短篇故事集《講故事的人》，這是本雅明的虛構作品（故事、夢、雜聞、謎語等）首次單獨結集出版。

約翰·伯格說：「本雅明與所有講故事的魔鬼和天使交談，因此他知道關於講故事的無盡秘密。」朱迪斯·巴特勒說：「當本雅明在試圖理解不同語言之間可交流性的條件時，他也在自己講述的故事裡試驗這些論題。……這些短篇故事已經在從事本雅明別的文章（essay）所從事的批判工作了。」

本文編譯自《衛報》關於這本文集的討論。

青年本雅明。

在本雅明開始寫作漫遊者（flneur）或藝術品的光暈（aura）前，年輕的他曾動身前往義大利和瑞士。那年他十九歲，那個月，他從學校考試和家庭生活的束縛中解脫了出來，第一次體驗到了自由。但在返回德國之後，他做出了一個令人費解的決定：他寫下一個悲傷的性心理故事，在母親波琳生日會的場合，為她朗誦這個故事。

關於這件事的細節很少——我們只有故事的獻詞，但波琳或許曾經辦過一場生日晚會。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這本書告訴我們，她可能系了根「正式的腰帶」，並戴上了「她最耀眼的珠寶」。波琳確實常常邀請有教養的社會人士來家裡做客。難道本雅明要用一部沉悶的虛構作品在聚會上奪人眼球？還是他渴望在母親面前——在那個給他投下「一種威嚴與權力的光暈」的人面前，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幾乎可以想見他一邊顫抖一邊大聲（用德語）朗讀的樣子：

兩分鐘後電車停了下來。那女士下了車，售票員伸手拿她的提箱。這激起了少年的妒火。他不發一言奪下箱子，跳下電車，開始跟著她。

這個《靜止的故事》（Still Story）里多少有些發狂、過分敏感的青年——一個稍加偽裝的本雅明，正好也從瑞士乘火車返回大學。他在瑞士過了「幾天昂貴又多雨的日子」，似乎被淋得無精打采。獨自一人，他小心翼翼地「生髮出淡淡的百無聊賴感」。無緣無故地，他發現自己盯著轎車裡的一對夫婦。然後就看到了那位女士。

本雅明的故事裡交織著青年的性挫折。儘管如此，這裡還有詩在起作用：在他筆下，什麼都沒發生。火車上沒有爆發激烈的爭論，他不想寫成托爾斯泰的《克魯采奏鳴曲》。即便在一個青澀的年紀，本雅明還是善於自我剋制、保持冷靜。這部虛構作品裡浮現出了他後來的批評中變得成熟的若干主題。百無聊賴和旅行的孤獨感讓位於對文化和時尚的冷靜觀察（女孩的旅行外套就像是一件「布滿格子的怪物」）。新技術改造了人的經驗，我們可以感受到特快列車的速度對一個思想還未成熟的青年的影響。

《講故事的人》。

令人驚訝的是，在本雅明寫下《靜止的故事》後的一個多世紀里，他的虛構作品竟然從未單獨出版過。這使《講故事的人：來自孤獨的雜聞》（The Storyteller: Tales Out of Loneliness）——本雅明的第一部敘事故事集的出版，成為了一個事件。由此，一些人們熟悉問題也被再次提出。本雅明是隨筆、清單、長篇理論、斷片、格言、演說、教諭宣言（pedagogical manifesto）、書評的大師，他精通多種散文形式，但是，一個寫下警句迭出且枝蔓叢生的《拱廊街計劃》的人，能生產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虛構文學嗎？在情節與人物的領域裡，本雅明還能遊刃有餘嗎？（晚近有類似氣質的批評家如蘇珊·桑塔格可以說就在這方面失敗了。）繼而，我們還可以追問：這一量級的批評家到底能寫出偉大的虛構作品嗎？

故事

《講故事的人》集結了本雅明的夢幻圖景、旅行見聞以及教諭習作，這本書反映出本雅明無意回答前述那些問題。或許可以說，他的興趣在於忽略它們。他關注的毋寧是故事的復興。所謂故事，有時類似於我們習慣上稱為虛構（fiction）的東西，比如《靜止的故事》。但在其他時候，這些作品看上去更像自由態（freeform）的批評，比如《幻句》（Fantansy Sentences）：它似乎重建了一個十一歲女孩的胡言亂語。

對本雅明而言，無論故事採取什麼形式，都近乎是神聖的，它是一種包含了共性（commonality）、共同經驗的單位。本雅明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隨之而來的技術劇變，危及到了我們傳遞共同生活經驗的能力。

他在1920年問道：「戰後從戰場回來的人們，個個沉默寡言，他們可以彼此傳遞的經驗沒有變得更豐富，而是變得更貧乏，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即使在那個時候，本雅明就注意到，在被金融宿命主義浸淫的語言中，「經驗已貶值」。

本雅明文集《啟迪》。

故事的分享者，一定是個講故事的人。這本新文集的標題正是取自本雅明關於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充滿憂鬱氣息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本雅明把列斯科夫放在了一個講故事的譜系中，這一譜系可以上溯到希羅多德。讓這些講故事的人走到一起的不是什麼古老的口述傳統，而是對故事的「敘事幅度」（amplitude）的堅持。這意味著「真正的故事」，根植於某一時某一地，根植於一系列允許它們在更廣闊的世界裡發聲的條件中：從列斯科夫的十九世紀俄羅斯到本雅明的二十世紀柏林。

與故事相悖，戰後世界推崇的是「信息」，日報讀者更偏愛它的即時性。為了闡明觀點，本雅明援引了《費加羅報》創辦者威爾梅桑的話：「對我的讀者來說，巴黎拉丁區一個閣樓發生火災，要比馬德里爆發革命還重要。」但信息並沒有培育出人們的本土關懷，憑藉其自明性和瞬時性，信息將讀者的時空隔絕開來。他們不再傾聽與分享；他們開始「接受」新聞。

教諭

對本雅明而言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講故事的人必須是個非凡的傾聽者，他得吸收那些根植於忠告、無聊、勞動和死亡之中的故事。在這方面，他只分享那些流傳下來的東西。他不是個創造者，至少在我們使用這個詞的意義上不是。他也不是個「有創意的人」。

很多讀者對這樣的觀念感到憤怒：一個故事會提供某種「忠告」，它會包含一些說教內容或某種動機，從而取代自由表達的愉悅感。本雅明知道他的同時代人對這個觀念感到尷尬。儘管如此，他還是認為，每個真正的故事都包含一種有用性的要素，無論是「公開的還是隱秘的」。故事中的教益可能是宏大的，從而成為智慧，也可能是輕微的、隱蔽的，比如關於如何去挖好一個洞的知識。

教益常常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而本雅明自己的故事通常會避免說教。在《幸運之手：一次關於賭博的談話》（The Lucky Hand: A Conversation about Gambling）中，你可能期待讀到某種關於賭博對錯的判斷。但是敘述者承認，他並不關心這樣的問題，他對此避而不談。他只是樂於看著他的朋友弗里喬夫「在聖保羅樂觀地喝著下午茶，儘管生活很少朝弗里喬夫微笑」。

青年本雅明。

無聊

本雅明很直率，在《講故事的人》的導言部分，我們得知他自己的故事裡有著「明確的動機」。他要傳授教諭。但另一方面，他和大多數人一樣孤獨，一樣無聊，想要用故事來娛樂，來交流。身陷流亡與不安，本雅明大量清醒的時間不是在獨處，就是在路上。（這本書的副標題就叫「來自孤獨的雜聞」。）這種深切的百無聊賴，無疑解釋了他故事所帶有的挫敗式的夢幻感，但他也在討論列斯托夫的文章中告訴我們，這是所有真正的故事的特徵。「百無聊賴，」他說，「是孵化經驗之卵的夢幻之鳥。」在本雅明對自己的描述中，他彷彿跟隨著某種百無聊賴的氣質，而我們所有人都對這種氣質感到陌生。最終，沒有什麼能消滅百無聊賴，就像沒有什麼能消滅一堆又一堆無用的信息。

死亡

本雅明收藏的保羅·克利的《新天使》。《講故事的人》中的每則故事都配以克利的畫作作為插畫。

然而，在本雅明看來，故事和講故事的人最為激進的來源不是無聊，而是死亡。「死亡是講故事的人能講述萬物的許可，」本雅明帶有一點神秘色彩地寫道，「他從死亡那裡借得權威。」本雅明懷疑整幢現代生活的大廈都豎立於這個神秘的基礎之上：隱藏死亡。「過去，沒有一戶人家，沒有一個房間，不曾死過人。」即便是最可憐的窮苦人——本雅明接著說道——在死亡面前也有權威，那是在彌留之際傳遞出享有共同經驗的一生的權威。

本雅明之死對我們而言也是隱而不顯的。圍繞他死亡的景象從未被完全揭示。然而，多虧了他身為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能力，我們才能生動地描繪出他生命中不同的時刻。不論是他童年時在柏林的夏日收集蝴蝶，還是打開藏書室尋找巴爾扎克《驢皮記》的書脊，又或是在巴黎的街頭漫步——關於他的世界的圖像殘留了下來，以蒙太奇的方式被剪輯進他天才的批評文章裡面。除此之外，我們還要配上這樣一幅畫面：一個剛剛回到家的兒子為了慶祝他母親的生日，大聲朗讀著一則怪誕的故事。（相明/編譯）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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