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武修文的宋代，為何體育事業空前繁榮？

圖：蹴鞠

文 | 蔡棟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使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於體育事業。中國是體育大國，體育發展的歷史源遠流長。在這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宋代是個奇特的存在，一方面，它偃武修文，「興文教、抑武事」，輕視甚至貶抑「武人」，對體育事業似乎抱有某種敵意；另一方面，宋代的體育事業卻空前繁榮。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其實此語套用於體育事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成立的。

異彩紛呈的宋代體育事業

宋代的體育運動種類繁多，且發展日臻成熟。像打馬球，原本是軍隊中的草根遊戲，但到了宋代，「太宗令有司詳定其議」（《宋史·禮志》），於是變成了規範成熟的運動項目。而蹴鞠本是皇室貴族之間的休閑活動，在宋代則成了外交禮節中的表演項目，遼國使者每至，都會有官方的職業蹴鞠運動員進行表演。

不僅如此，北宋的體育項目還發展到了水上。北宋初年，宋太宗就在京城瓊林苑之北開鑿了人工湖泊金明池，「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葉夢得《石林燕語》）。但實際上，金明池不僅僅發揮了軍事訓練的作用，它集水上運動、表演、休閑、娛樂於一體，堪稱宋代版的大型國家水上公園。這裡經常有各種雜耍魔術、民間百戲的表演，還有「龍舟爭標」，「水戰」等一類的軍事體育表演。最激動人心的是「競渡」：皇帝將一個銀甌扔進水中，哪個軍人游到水中先拿到該物，就是冠軍。有天子矚目，又有朝廷重賞，水上健兒自是人人奮勇。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記載了南宋錢塘江上水上運動的盛況：「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人們一面觀看潮水，一面觀看健兒的水上表演，致「江幹上下十餘裡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間接繁榮了餐飲產業。

宋代體育事業的繁榮呈現出一種全民性的勢態。體育活動的參與人群極其廣泛，上至皇親貴族，下至雜耍藝人、販夫走卒，不分男女長幼。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宋代女性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事實上，她們甚至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聚眾相撲，致觀者如堵。女性相撲手被稱為「女颭」，她們的受歡迎程度之高，已成為一個社會現象，這把一代名臣司馬光氣得吹鬍子瞪眼，於是寫下《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建議「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為戲」。但這類活動是無法禁絕的。南渡之後，臨安城的女性相撲活動仍然很受歡迎，據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有姓名（藝名）流傳後世的就有韓春春、綉勒帛、錦勒帛、賽貌多等多人。邊疆戰區，更是人人重視體育鍛煉，以強健身軀，防寇來犯。司馬光《涑水記聞》記載，種世衡經略青澗城時，「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重賞之下，不但有勇夫，還有勇僧、勇道與勇婦。

宋代體育事業已經發展出職業化和商業化的傾向。各種體育社團蓬勃興起，職業相撲手組成了「角抵社」，擅使棍棒者組成了「英略社」，擅射弩的則組成了「錦標社」。社團維護藝人的利益，組織各種有償表演、競賽。《武林舊事》中列舉了各種臨安城盛行的職業體育項目，並記下了每種項目中的知名人物，比如，角抵的王僥大、張關索、撞倒山，使棒的朱來兒，舉重的天武張擊石球，蹴球的黃如意等人……他們都是名噪一時的藝人，在各自的行業中創造著自己的商業價值。

那麼，一個「興文教、抑武事」的朝代，為何體育事業能夠如此繁榮呢？

廟堂之上：體育如何被納入儒家文化？

其實，在儒家的理解中，文教與體育事業之間並非截然對立，在某種程度上，前者可以包容後者，並賦予後者以某種教化的意義。只要其法得當，興體育即是興文教，體育之中蘊含著聖人之道，二者並不矛盾。宋代體育事業之所以繁盛，其中一方面原因在於，某些體育項目被視作文教的一種，從而被納入到儒家的文化想像之中。

例如投壺，名臣司馬光在《投壺新格序》中賦予了這項體育運動形而上的文化意義，並認為其中蘊含著君子的修齊治平之道：「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與投壺同源的射禮，也被士大夫賦予了特殊的哲學理解。大儒張載在《正蒙》一書中談了何種射法和規則方符合君子的做法：「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胡瑗則從健體保生、頤養氣血方面對習射與投壺大加推薦：「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邵氏見聞錄》）

對抗性過於激烈的運動項目，則不為士大夫所喜。他們認為這類項目難致中和。有時候，這類項目會被修改規則，消除對抗性，以符合儒家君子士大夫的哲學審視標準。捶丸規則的演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捶丸在宋朝時極受高層人士歡迎，《丸經》中記載，「宋徽宗、金章宗皆愛捶丸」。這項運動最早是唐代馬球中的步打球，最初有點類似於今天的曲棍球運動，對手之間不停地爭搶捶丸，對抗性極強。但在宋朝時，它的規則發生了改變，賽場上不允許爭搶，而是要井然有序地依次擊打。捶丸就不再像曲棍球，而是類似於高爾夫球。這樣就實現了儒家所推崇的「不以勇勝、不以力爭」的原則。

就這樣，儒家賦予了部分體育項目以「道」的意義，這類項目，便堂而皇之的高居廟堂之上，成為宮廷運動、士大夫運動，在國家大興文教的同時，繁盛起來。

圖：宋代小兒捶丸遊戲

江湖之遠：兩宋體育事業何以繁榮？

當然，被君子士大夫所青睞的體育運動只是極少數，像相撲之類對抗性激烈的項目並不被儒家主流所接納。然而這種不接納，並不妨礙達官貴人在現實生活中對這類項目的欣賞、喜愛。而且，上層人士的疏遠，也並不妨礙這類項目在民間社會繁榮發展。

宋代大都市、各類城鎮的空前繁盛，北宋的開封與南宋的臨安人口均超百萬，北宋中期市鎮數量即接近兩千。繁榮的城市文化，壯大的市民階層，在廟堂之外創造了一個廣闊的「江湖」。這種社會環境與宋代偃武修文的國家政策有直接關係。

宋代偃武修文、守內虛外的政策，一方面，避免了驕兵悍將橫行、武人割據的情況，使國內免於五代時期不斷的戰亂和中晚唐時期各地經常出現的軍事摩擦；但在另一方面造成了朝廷對外不擅興兵事，能和則和，極力避免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發生戰爭的局面。國家給予遼的歲幣、西夏的歲賜，與龐大的戰爭軍費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司馬光在哲宗朝任宰執時，甚至建議將宋朝付出極大代價佔據的重要邊境堡寨歸還給西夏，目的是避免兵連禍接。這一想法在當時獲得了多名正直的士大夫的贊同，而一直夢想建立赫赫武功、數次開邊的宋神宗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太高的評價。兩宋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都處於邊境無大戰事、民間休養生息的安寧狀態，這就為民間社會的繁榮創造了條件，而繁榮的民間社會，又成了體育事業得以發展的肥沃土壤。反過來說，如果是戰事不斷的時代，縱有武人、豪傑輩出，老百姓面對他們，首先想到的應該是「避禍」，而不是「圍觀」。當市民群體缺席，只有武人強大時，體育運動也無法繁榮。

宋代「興文教、抑武事」，卻悖論般導致了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也許這恰恰說明了，文教與體育之間的關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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