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謝耶維奇:對新的一代,我們沒什麼可讚美的
整理:陳默 校對:王小星
8月27日晚7點,在北京花家地單向空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與中國作家格非、梁鴻、張悅然展開了一場對話。對話名為「非虛構寫作與歷史的背面」。主持人為中國小說英譯者埃里克亞布拉漢森。
對話現場。左起分別為翻譯孫越、格非、翻譯Olya Zelkovskaya(中文名:安小樺)、阿列克謝耶維奇、梁鴻、張悅然、埃里克·亞布拉漢森。
以下為在場者與阿列克謝耶維奇問答的第一部分。因篇幅原因,部分內容有刪節。
「我把我的作品叫做『聲音的長篇小說』」
埃里克亞布拉漢森:你是怎麼找到《二手時間》的訪談對象的?你怎麼說服他們說出這麼多的痛苦?怎麼讓他們放下警備,比較坦然地講一些看法?
阿列克謝耶維奇:蘇聯的人口雖然沒有中國多,但是也有2億,幅員遼闊。這樣龐大的帝國傾塌的時候,找到訪談對象並不難,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同程度參與了這樣的重大事件。難的是,為了建造出完整的建築,寫出完整的樂章,我要找到不同年齡、職業、生活觀的人,他們就像彩色玻璃一樣。我參加過遊行,去過採訪對象家,在他們的廚房裡聊天。這是一項巨大的複雜工作。
我把我的作品叫做「聲音的長篇小說」,這些聲音應該具備很高的藝術性,這是紀實性的藝術研究。我們俄羅斯文化傳統中的紀實性藝術研究,與美國的口述文學不一樣。這是一種需要傾聽和被傾聽的藝術,需要看見和從生活中篩選。這是一種記錄。我和受訪者一坐幾個小時甚至幾天,實際上我們是一同在參與這個歷史事件。我們在一起思考和討論這個事件。
採訪做完後,我會面對堆積如山的音頻素材、堆積如山的整理出來的書面素材,最終形成這樣一部交響曲。
阿列克謝耶維奇 拍攝:陳默
埃里克亞布拉漢森:請介紹一下你的書在自己的社會裡出版後的社會反應。
阿列克謝耶維奇:那要看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今天的社會非常分裂,由來自不同族群、在思想上處於內戰狀態的人構成。要想記錄時代,就要了解俄羅斯「鍋爐」般的社會狀況。
我的前幾本書相對容易,因為素材圍繞著一個主題,比如戰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但對於一個巨大帝國的崩潰,素材非常多。帝國對我們的生活影響巨大,所以故事線和例子都很多,把它們整合是最難的。
現場觀眾
「我在收集和整理一部人類的情感史」
埃里克亞布拉漢森:你說過蘇聯丟掉了很多歷史資料。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唯一能挽回這一點的,就是人的聲音、人的感覺、當事人的經歷。我想問,你覺得到現在,是知道哪個年代發生了什麼事更重要,還是知道當事人的心理更重要?
阿列克謝耶維奇:可以說,被漏掉的歷史就是我的事業。我是感情的歷史研究者,我在收集和整理一部人類的情感史。
我寫過關於戰爭和戰爭中的女性的書。我並不關心斯大林格勒戰役時出動了多少坦克、衛國戰爭時有多少游擊隊,我更關注在戰爭過程中的人是什麼樣的,他們的情感世界是什麼樣的,在死亡的時候,在殺戮的時候,他們怎麼考慮,他們的內心是什麼樣的,他們如何接受戰爭中瘋狂的一切。所以我創造的是一部人類的情感史。大歷史不在乎我們的感情,大歷史記錄的只是人的行為。後人感興趣的,是與自己一樣的人當時的感覺。
為什麼說是一部人類的情感史?一個女機槍手馬上要面臨衝鋒了,但是這時,天空出現了大雁。她想,人們要死了,可鳥犯了什麼罪,為什麼要為人類的行為負責?(註:大雁會被打死)這種對比的細節性描寫,照亮了我們所謂的戰爭。需要從宇宙的高度看歷史,看到比社會事件更深刻的東西。
埃里克亞布拉漢森:我們看《二手時間》的時候,感覺特別真實。書里還有一些小旁白,比如誰開始哭了,或者「休息了5分鐘,繼續」,彷彿讀者正在跟採訪者一起度過,特別真實。我想問關於「完全真實」和「藝術處理」的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本書也是一本小說?
阿列克謝耶維奇:把我們的感情當作文獻,這是不準確的。一般來說,我們面對的是闡述。在今天的現場,關於剛過去的10分鐘,在座各位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闡述:有人關注服飾,有人關注聲音,有人關注發言……記錄感情的難處,在於這不是文獻,只有在有各種各樣的闡述時,才能把它創作成文獻。這些闡述或相輔相成,或互相排斥,或彼此揭發。它們互相監督。
德國作家雷馬克曾經有這樣一個描述:對一個初上戰場的戰士來說,他的世界是黑白的,或是黑紅的,但當他遠離戰爭,他對戰爭的記憶就逐漸變成彩色。實際上,他把戰爭浪漫化了——我們心中都有一種數千年形成下來的對戰爭的膜拜。
書的張力,會在各種不同的觀點碰撞時顯現。它們通過誤會和猜測彼此見證。通過這樣的文獻,我們看到一個鮮活但不一定正確的世界。世界中有很多種衡量標準,「真實」只是個相對的概念。
我相信,除了感情,我們沒有別的文獻。我們看到的世界的樣子,取決於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我們被自己時代的迷信所左右,文獻也被很多事情所主宰。
「對新的一代,我們沒有什麼可讚美的」
埃里克亞布拉漢森:《二手時間》里,有經歷過蘇聯時期的受訪者,也有二十齣頭的年輕受訪者。你為什麼選擇採訪年輕人?老一代和年輕一代讀者對這本書的反應有什麼明顯不同?
阿列克謝耶維奇:我覺得這不是年齡上的分化,而是按照意識形態劃分的。隨著歷史演進,「愛國主義」這個辭彙的意義,隨時會根據不同的時代被賦予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概念。今天在俄羅斯,很容易被冠以「不愛國」「叛徒」的名頭,可以想像在民眾中,「內戰」的情緒有多麼高漲。
在俄羅斯改革初期,大家都有一個非常幼稚的想法:再過二三十年,俄羅斯會出現新的一代、自由的一代。現在看來,這是非常錯誤的,也是很幼稚的。為什麼?首先,在帝國意識強烈的國家,是不可能出現新的一代的。「偉大的俄羅斯」是一種會遺傳的思想上的陷阱。第二,俄羅斯一直延續著蘇聯式的教育,無論課本還是教師。家庭教育也是蘇聯式的。他們的人生經驗還是蘇聯的,所以還是蘇聯時代的人。年輕一代甚至比老一輩更嚮往「偉大的俄羅斯」。
所以說,對新的一代,我們沒有什麼可讚美的。
埃里克亞布拉漢森:歷史上有一些事件殘忍得不可思議,寫到紙上會讓人不相信。當一個作家要寫歷史題材時,面對這一段歷史,是去直接寫這些最殘忍、最不人性的東西,還是就把中間最壞的那塊留空白,寫它邊上的東西?我發現《二手時間》里就很少有歷史書上那種最殘忍的東西,都是人們在說普通的人生、日常的生活。我想問,這是你故意繞開,還是覺得這些受採訪者不願意說?
阿列克謝耶維奇:我認為,我的書中有很多非常殘忍的故事,比如斯大林時期古拉格群島囚犯受到的嚴刑拷打,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會給人溫和的感覺。我認為,要像照鏡子一樣揭露魔鬼的嘴臉,否則它會以為沒人能識破它。我要完整地記錄我的所聽、所見、所想。
我想,隨著時間的流逝,對歷史問題要從另一個高度看,不只是講述,而是理解人和人的行為的成因。比如說,在集中營,劊子手幹活直到干不動了,還讓其他的人給他按摩。因為他在殺人,每天殺人的數量在不斷增加。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情了。這麼多年之後,他談起這個細節來卻非常冷靜,說這只是工作,像他這樣的人有很多。重要的是,展示這樣的素材,不是為了收集恐怖故事,而是為了反思。
我覺得,表現罪惡或痛苦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詛咒敵人,撕開襯衫給人看傷口。第二種,是不斷思考為什麼當時會發生這種情況,為什麼會有這種罪惡出現,人是什麼。我想,作為文學創作,第二種可能更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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