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還需要向日本學習嗎？

今天，我們還需要向日本學習嗎？

摘要：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作為一個亞洲國家，日本難能可貴地在社會管理上同樣實現了現代化。正如很多人所觀察到的，日本無論在環境管理、社會治安還是城市規划上，都顯示出強大的組織能力。儘管，日本也曾經歷過環境污染的問題，也同樣遭受著犯罪案件的困擾。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日本的確比大部分國家都要顯得更乾淨、安全和井然有序。

作者丨嚴傑夫

轉自丨共識網

中國向日本學習的歷史，起碼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1877年-1882年期間，擔任清政府首任駐日參贊的黃遵憲，憑藉在日工作期間的觀察和了解，寫下了《日本國志》一書。在《日本國志》中，黃遵憲通過天文地理、政法禮俗、工商文教、物產工藝等諸多方面，介紹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可以說，黃遵憲是近代向國人系統介紹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社會制度的第一人。

從此以後，儘管中日兩國關係充滿了衝突和糾結，但中國人卻自始至終將日本認作為先進國家中的模範，希望學習它的成功之道。這不僅是因為，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在於日本是唯一一個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非西方國家。

不過，進入21世紀後，隨著日本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中國卻在經濟領域取得全球矚目的成就。於是，中國人曾經的那股向日本學習的風氣，便開始出現了某種微妙的變化。有的國人認為，日本人表面禮貌卻難以掩蓋對中國的敵視，因此應對其予以警惕；有的國人則認為，日本早已陷於政治和經濟問題中無法自拔，已沒有資格再作為中國人的榜樣。相比之下，那些認為應當繼續向日本學習的中國人則少之又少。

那麼，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是否真的不需要再向日本學習了？亦或是，作為一個經濟指標上遲滯的日本國仍有諸多方面，值得成為中國轉型的榜樣？

事實上，早在30多年前，有個美國學者曾提過類似的問題。他就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的東亞研究專家傅高義。

上世紀60年代，傅高義在日本居住了兩年。未曾想，這兩年的旅居生涯竟然讓之前對日本「一無所知」的傅高義，一下子對這個國家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日本這個國家使我大感興趣，超出我要搞的社會學概論範圍」，傅高義後來回想起那段經歷時說。正是憑藉著這種好奇心，後來傅高義不僅對日本的中產階級進行了專題研究，更是在1979年出版了一部全面描寫日本社會的著作《日本第一》。

同魯思·本尼迪克特、拉夫卡迪奧·赫恩(小泉八雲)這些西方學者不同，傅高義對日本的興趣並不在於它悠久而奇特的文化，而在於作為一個「二戰」中遭受重創的戰敗國、二戰後美國軍隊的佔領地，日本卻能在戰後迅速崛起，取得了許多西方國家都無法實現的發展奇蹟。而且，傅高義還觀察到，「這個國家固然資源貧乏，但在處理一個後工業化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上，卻是出類拔萃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傅高義認為，在世界上「日本是名列第一」。

許多學者喜歡將日本的成功，歸咎於日本民族的傳統之上。他們認為，日本人之所以常常能表現出社會發展的奇蹟，就在於其獨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傳統。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里就寫道，日本能輕易地「從一個極端轉為另一個極端」；並且日本人對領導、父母和君主(統治者)的「忠」、「孝」是完全無條件的。正是這樣極端的個性和傳統，使得日本人能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迅速調整自己的政策。

我們不能武斷地評判魯思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但這種觀察起碼是浮於表面的。如果說日本在戰後能夠迅速擺脫戰爭陰影，並拋棄民族自尊心而忍受美國人的佔領，將自己的發展中心完全轉向經濟建設，還算是與日本民族的傳統性格有關的話；那麼日本在此後的20年里持續維持著高速增長，就不能僅僅用文化因素來解釋了。

傅高義寫作《日本第一》的時候，日本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且對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到七十年代後半期，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是英、法兩大老牌強國的總和，是美國的一半；鋼鐵產量與美國旗鼓相當，但鋼鐵業的生產效率比美國更高、更現代化；另外，在造船、汽車、機械製造等多個領域，日本也佔據絕對的優勢。在這樣的優勢下，美國對日貿易逆差逐漸加大。著名智庫波士頓諮詢在分析日本的這種衝擊時指出，日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日本的貿易保護措施，而在於美國商品的競爭力不如日本的商品。

所以，傅高義才會指出，「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並非來自所謂傳統的國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來自日本獨特的組織能力、措施和精心計劃」。而日本在這方面所呈現出的成就，正是值得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學習的重要內容。

傅高義認為，日本的成功起碼體現在七個方面。這七個方面包括：知識、政府、政治、大企業、基礎教育、福利和犯罪控制。事實上，這七個方面可以歸納為三類制度：知識和基礎教育體現出日本在教育、情報制度上的成功；而政府、政治和大企業的成就，則可以歸類為組織制度上的成功；至於福利和犯罪控制，我們則可以將其看作是社會管理制度上的成功。

毫無疑問，直到今天，日本在情報搜集和教育組織上的成就依然讓我們印象深刻。日本人對教育的重視，不需要再多強調了。而日本研究所在情報搜集方面的能力卻值得任何國家學習。傅高義指出，與美國最知名的那些智庫相比，日本的研究所大部分都不太擅長基本調研，也缺乏創造性。這是因為日本智庫的核心任務在於搜集信息，也就是「就某個具體的問題搜羅世界的最高知識」。它的目的不在於向決策者提供建議和結論，而更注重向企業家、官僚提供決策的線索和參考。

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的智庫更像是信息工具，而不是意見提供者。所以，日本情報制度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強化了智庫的情報搜集能力，而將決策的工作真正交給決策者自己來完成。這也就避免了決策者會對智庫過於依賴的現象。

而在機構組織方面，日本企業和行政機構看上去層級森嚴而且流動性很低，供職於其中的職員和公務員大部分都是「終身制」。於是，很多人認為，這樣的機構制度會令組織陷入僵化，最後導致人浮於事。但傅高義卻認為，在這種組織制度下，職員或公務員才會為了避免被制度邊緣化，而更努力地奉獻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幫助機構實現發展目標。另外，在這樣的組織制度下，職員也會對組織更加忠誠，職員之間也更加團結，這有助於長期規劃和大型項目的實施。相反，歐美過於強調個人的組織制度，使得員工與企業或機構的利益很難保持一致，這也就不利於商品質量維持在高水平，長遠來看，也就不利於企業長期目標的實現。

第三，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作為一個亞洲國家，日本難能可貴地在社會管理上同樣實現了現代化。正如很多人所觀察到的，日本無論在環境管理、社會治安還是城市規划上，都顯示出強大的組織能力。儘管，日本也曾經歷過環境污染的問題，也同樣遭受著犯罪案件的困擾。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日本的確比大部分國家都要顯得更乾淨、安全和井然有序。

對於這一問題，傅高義通過研究日本的福利制度，指出了日本在社會治理上的成功。傅高義表示，同西方政府不同，日本並未一味地建立統一的福利制度來為全社會托底，而是通過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敦促企業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以此來共同完成社會福利制度的構建。在這樣的系統下，政府毋須為社會保障承擔過多的責任，企業也只承擔自己應承擔的那部責任，社會成員則大多可以通過工作來保障日常生活，即使是部分老年人也可以通過開小賣部等工作來實現自己照顧自己。只有那些完全沒有勞動能力的人，才會得到政府的完全保障。

而治安管理方面，日本同樣採取了控制和寬容相結合的制度。正如澳大利亞犯罪學研究所所長威廉·克利福特所稱，「在日本的大城市裡，有社會的紀律，對集體的忠誠，對地區社會的關心，這一切都約束了市民。」所以，當世界上任何城市的犯罪都在增多時，日本卻把寬容和統制很好地結合起來了，這就值得我們深思。

文章不代表東書房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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