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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被媒體改變命運的網紅王守英們

2016年8月5日下午,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地下一層,不大的放映廳里擠滿了人。在黑暗中,人們時不時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屏幕上是網路紅人、創意服裝設計師王守英和一個主持人的對話。


主持人:「你的設計靈感通常來自於哪裡?你的偶像是誰? 」


王守英:「香香可奈爾。」

主持人愣了一秒,糾正說:「Coco Chanel」。


王守英憨憨地笑,說了一句:「對對對,就是她」。



未能被媒體改變命運的網紅王守英們


《我是仙女》紀錄片


從8月5日開始,畢業於紐約大學紀錄片專業的郭容非執導的這部名叫《我是仙女》(Fairy Tales)的紀錄片,開始在全國幾個城市進行展映和交流活動。這部29分鐘的影片,用詼諧幽默的剪輯方式,把那個2014年紅遍全國的網紅王守英重新帶回了公眾的視線中。


影片講述了王守英的時尚之旅。第一部分聚焦王守英在老家山東農村舉辦的一場時裝秀,導演作為模特、翻譯和現場統籌參與到這場有點混亂但卻有趣的走秀中。第二部分講述了王守英受邀來到上海的某時尚展覽。當完全取材於農村日常生活的設計被放置於現代化大都市上海的時尚空間時,她的設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她的作品,給我一種不羈的感覺」、「比較嘻哈、比較另類」。而影片的第三部分則一改之前兩部分的輕快節奏和俏皮風格,似乎想讓觀眾看到王守英在一切浮華散盡之後露出的些許疲憊。


影片拍攝於2014年,那一年,王守英成為了網路紅人。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網紅世界中,她的名氣和很多其他網紅一樣,來得快、去得也快。如今打開王守英的微博,如果點擊關注,新浪會彈出一個分類建議。王守英被系統自動劃分到「搞笑」這個範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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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英



放映結束後,一位觀眾尖銳地指出,導演把自己放在影片中究竟是出於何種考量,當導演自己也成為了被拍攝主體之一後,會不會和其他電視節目一樣,造成消費王守英的效果。導演郭容非表示,這部紀錄片中呈現的王守英,是一個真實的王守英,沒有平時她參加娛樂綜藝節目為了製作效果而需要遵循的台本。在這部片子里,她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個動作,都是自然狀態下的真實呈現。事實也證明,這部片子的播出改善了王守英在很多人心中的印象。外國觀眾大多表示王守英是個十分有設計天賦的人,鼓勵她堅持進行創作。而中國觀眾,也通過這部紀錄片看到了王守英的可愛之處。


但導演郭容非通過這部影片獲得的讚譽,似乎比王守英本人要更多。這是她首次執導的紀錄片,獲得了墨爾本電影節的最佳短紀錄片獎以及學生奧斯卡獎的提名。「其實我挺難過的,因為我通過這部片子得到的東西比王守英多得多。我現在得獎了,但她的生活似乎還是那樣,沒什麼改善」。郭容非在放映結束後,對澎湃新聞記者這樣說道。


類似的事情並不陌生。2015年年初記者鯨書因為一篇《驚惶龐麥郎》一時名聲大噪,但龐麥郎本人的生活,似乎並沒有太多的改變。當時鯨書的文章一出就飽受爭議,有人認為她用冷峻的筆法記錄了龐麥郎的生活片段,並尖銳地反映了他的性格以及弱點。但也有人批判鯨書帶著預設的高傲的中產階層視角去評價一個來自農村的底層的小人物。這其中的階層差異一時成了熱點,不容忽視。

王守英和郭容非的關係當然不像鯨書與龐麥郎那般緊張,他們之間是友好的。郭容非到現在都還和王守英保持著聯繫,他們把彼此當做朋友,會不定期地打電話,聊天談心。


然而,橫亘在兩者之間的階層差異是否真的不存在了呢?兩者截然不同的社會身份會因為一部紀錄片有所改變嗎?答案似乎不那麼樂觀。


從目前的情況看來,這部紀錄片的傳播以及得到的反響,更多的是導演和王守英二人社會階層狀況的再生產。原本擁有較少社會資源的王守英,生活上無甚波瀾。而相對於王守英來說,原本擁有較多社會資源的導演郭容非,則通過這部紀錄片獲得了更多的社會資源。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影片中,當王守英的設計被放到上海的時尚展廳中,當她設計的衣服被專業的模特穿在身上,當她的作品被一些背著名包、穿著名牌、拿著香檳的所謂的上流社會人士評論的時候,她的作品獲得了價值。這種價值並非是物品本身的價值,而是一種社會屬性上的價值。關乎其所處的場域,以及場域中的人的社會身份。從這個角度看,時尚從來都不是單純的關乎於審美,而是具有強烈的階層屬性。它是一群社會背景相似的人的相互吹捧,是一種社會資本的彰顯和排他式的內部流通。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說的,品味是一個人、或者是一個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以及文化資本的彰顯。而區隔(distinction)的背後,則是正在運作的由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以及階級差異代際複製而導致的深刻的霸權。


未能被媒體改變命運的網紅王守英們


王守英設計的服裝



這部短紀錄片,反映的其實不僅僅是郭容非和王守英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來自紐約大學的學生和一個山東農村女孩的故事,而是折射出了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報道者與被報道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普遍存在的一種權力關係。


向下研究(Study down)是紀錄片導演、記者以及學者採用的比較常見的一種方式。在關注底層苦難、關注小人物的命運的背後,實則隱藏著潛在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不得不承認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看,「向下」對於拍攝者、報道者和研究者來說,比向上要容易得多。他們借著社會身份較高、社會資源較多的便利,利用權力關係中的上風優勢,能夠更為快速和無障礙的展開工作。


正如早期的人類學家在殖民地進行的研究,他們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被殖民者而非殖民者,投向貧窮的人而非富有的人,投向中下層階級而非上流社會。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人類學家Laura Nadar於1972年提出的Study Up(向上研究)不僅對於學者,也對一般意義上的各種記錄者、報道者有極大的建設性。


放映結束後,郭容非告訴澎湃新聞,幾天之後這部片子將在駐華外國記者協會舉行放映。主辦方想請王守英到現場交流。但王守英最近失聯了。電話停機,微博停止更新,微信也不回復。


第二天,郭容非說她聯繫到王守英了,和她通了電話。「她現在在一家婚慶公司打工,但作息很不規律,所以她不太想幹了,因為還是需要多一點時間做自己的事情。她基本沒怎麼變,就是現在更看開了,不是特別渴望媒體的關注。對於駐華記者協會的邀請,她不太願意去。她說自己不像從前了,只要有機會就會往前沖,現在她只是把這些活動當成一種能夠賺錢的工作,不再想著出名,不再想著實現夢想,她更加務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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