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忘恩负义否认会党革命功勋」之说，不能成立

图注：「四大寇」，前排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景良。陈少白、尤列都曾加入会党

文 | 杨津涛

时下，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为了洗白自己，对会党「忘恩负义」，「不赞成（在民国史中）肯定黑社会的帮助」，还罔顾史实说「黑社会」与共和革命的关系其实很浅。

揆诸史料，这种指责虽流传甚广，却并不成立。

一、因会党认同「反满」之说，故在早期曾被革命党人引为同盟

所谓「会党」，即「洪门」等清朝民间的秘密团体，既是「江湖帮会」，也是黑社会组织。其成员以游民为主。在清朝前期，主要是无业者、佣工、小贩、乞丐，以及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等；近代以来，除以上人员外，会党中还出现了大量破产的运输工人、水手，和被遣散的兵勇等。这些人大都脱离宗族、生活贫困，通过组织秘密团体，一方面能实现彼此互助，另一方面也能结伙从事诈骗、抢劫等违法活动。

会党数量众多，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录的史料中，有名目的会党即有215个，其中以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等最为重要。这些会党大都秘密流传有「反清复明」的口号，同革命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大体一致。孙中山曾回忆，革命之初，「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为发动起义，依赖「排满」这一共同口号，孙中山曾有意识地联络会党。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好友郑士良、尤列，即是三合会头目。后来香港兴中会总会留下相关信息的49名会员中，有14人来自会党。1899年11月，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在香港联合成立「兴汉会」，由孙中山任「总龙头」，名目中也带有会党色彩。其后，孙中山、黄兴、谢缵泰等多次策动三合会、哥老会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其「牺牲者皆为洪门中人」；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主要依靠的也是会党力量。

武昌起义前后，会党的活动，也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11 年9月，四川哥老会首领王天杰和同盟会员吴玉章等宣布荣县独立；10月，同盟会会员张文光在云南哥老会协助下，在腾越建立「滇第一军都督府」；11月，哥老会首领曾省斋在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被推为正都督。

图注：李敖著《孙中山研究》，其中对孙非议颇多

二、会党自由散漫、为非作歹，最终同革命党分道扬镳

以上会党力量对革命的帮助，不必否认。但会党中人「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难以改造，「只能望之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是事实。如湖北革命党人之切身体会：「会党散漫，无纪律，不受约束。如湖南潘平界（鼎新）领导下的焦逸仙，京山刘英领导下的龚世英、刘伯旗，兴国、大冶黄申芗领导下的柯玉山等，都是行动自由，先后泄漏机密，致使湘、鄂两省共谋起事之计划，不能达到目的」。因此，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1908年前后，开始将动员重点从会党转向了新军。

会党在起义过程中往往纪律极差，也使民众对革命军产生了不良印象。如1908年，黄兴在钦州马笃山发动起义，参与其事的会党首领梁少廷、梁瑞阳彼此「不睦」，且「不受约束」；梁瑞阳「曾于其乡掳人之牛，数及十头，此次乡人绝不欢迎」；以往欢迎革命军的地方，这一次「则多不许留宿」，因为乡人知道梁少廷、梁瑞阳「皆曾杀人越货」。曾参加河口起义的会党首领关仁甫等人，流亡新加坡后，在那里「日以行劫为事，致累及他之无辜同志二十一人」，以至孙中山说，「自彼等到星（新加坡），吾党前程几为之累」。

辛亥革命后，会党人员缺少共和思想，违法乱纪的黑社会本质更加暴露。哥老会出身的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于是「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作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门的天下了’」；四川哥老会组织在革命后，全部从地下转向地上，以功臣自居，「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蝴蝶花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陕西光复后，哥老会遍设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理讼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以上」，社会秩序大乱。

时人曾有评论称：「自各省军兴以来，共和党人欲收速效，于运动军队外，则以运动会党为目的，其策略虽获售，然向日赖以成事者, 今则亦因之败事。如赣、如蜀、如黔, 皆成会党势力范围」。如果这种情况无法制止，「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党世界。而黄巢、李闯王之祸复行现于今」。会党横行若此，各省革命军政府遂下令限制其活动，双方关系宣告破裂。

图注：哥老会忠义堂复原

三、孙中山无意抹杀会党贡献，只是不想将其与革命党列在同一脉络

由以上所列史实可知，会党在晚清革命过程中，有功有过。功劳主要表现在革命的起步时期；而革命能最终成功，则得益于革命党人对新军的策动。指责孙中山对会党忘恩负义者，往往称「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如李敖），显然无视实情，夸大了会党的作用。相较之下，大陆学者林增平的说法更为公允，在他看来，1911年革命成功「是策动大部分省区的新军反戈发难，并得到会党的协助而实现的……一九〇八年前革命派借助会党轮番起义，确曾鼓荡起一次一次的反清浪潮。但如果他们不将活动重点转向策反新军，那就不可能获得推翻清王朝的胜利。所以，对清王朝最后一击时，主力是反戈的新军，而不是会党」。

即便如此，孙中山也无意抹杀会党的作用。比如，孙虽然不同意蔡元培、张相文将《国史前编》中的「革命缘起」一章上溯至清代的秘密会党，但仍主张另编为秘密会党史——「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简言之，孙中山不否认会党对革命的贡献，但同时也不承认革命党的源头乃是会党。某些学者、文化人在引用孙中山此信时，往往断章取义，将其当成了孙中山抹煞会党革命功勋的证据，实在可叹。

孙中山的主张，其实非常合理。会党虽然和革命党在推翻满清一事上目的一致，但会党并没有建立共和国的理想。会党为之奋斗的只是民族革命，而非共和革命。因此，会党与革命党是两条不同的历史脉络，革命党之源头不必上溯至会党，会党的缘起流变也不必与革命党混同，而可记录在单行的秘密会党史中。这种主张并非「抹杀会党对革命的贡献」。再者，很多革命党人本身即是会党中人，孙中山自己亦曾列名洪门，这些事实革命党人也都未曾回避。如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冯自由，在其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即专设有《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一章。由此可见，时下流行的所谓孙中山「否定会党革命功勋」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图注：成都皇城里参加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庆典的民众

注释

如李敖《孙中山不可不读也！——竹联帮必读》一文，引用孙中山和蔡元培、张相文讨论会党与革命关系的4封电报，得出结论，指孙中山对会党忘恩负义，意在提醒竹联帮的陈启礼，警惕国民党「利用黑社会，然后踢掉黑社会」的「章法」。见《李敖大全集7孙中山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57—60页；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第13、14页；丁孝智、张根福：《对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二重作用的历史考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洪湖文史 第7辑》，第26页；邵雍等著：《中国近代土匪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欧阳跃峰：《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学刊》2007年第2期；林增平：《会党与辛亥革命》，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 ，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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