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日本江戶時代奉行「選擇主義」的鎖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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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馮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要點：

日本江戶時代的「鎖國」，並不是和外界斷絕往來，而是禁止基督教傳播和對海外貿易實施嚴格管控，本質是「選擇主義」，這也是日本汲取外來文化的鮮明特徵。數據顯示，整個江戶時代日本的對外貿易量不是縮減，而是持續增加。日本「西學」在此期間也不斷發展成熟。

「鎖國制」和「石高制」（以糧食「石」為單位領取俸祿）、「兵農分離制」（士農工商身份世襲）一起，構成「江戶幕藩體制三大支柱」。

江戶城，幕府所在地。

所謂「鎖國」，並不是和外界斷絕往來，而是禁止基督教傳播和對海外貿易實施嚴格管控。因此不能做望文生義的理解。雖然鎖國是「江戶幕藩體制三大支柱」之一，但其推行始於豐臣秀吉作為「天下人」的桃山時代。

1586年5月4日，豐臣秀吉頒發了作為基督教傳教士保護令的《關白殿許可狀》，稱「予准許傳教士在日本居住，並賦予住所不用履行用作士兵宿泊之義務、不繳納佛僧寺院等所需繳納課稅之特權。對彼等在宣講基督教義時不得妨害」。 但1587年6月19日，即時隔1年，豐臣秀吉卻頒布了《驅逐傳教士令》。

狩野光信所繪的豐臣秀吉畫像

發出《驅逐傳教士令》的9天前，豐臣秀吉還盛情款待傳教士並贈予大量財寶和食物。他還幾次開玩笑說：「吾欲成為傳教士之弟子」。為什麼豐臣秀吉對基督教的政策突然反轉？最根本原因，是基督教不僅不易為其掌控，而且包含著動搖日本統治的危險思想。1596年8月，西班牙商船聖·菲利浦號遭風暴襲擊漂流至土佐（高知縣）浦戶，其中一名船員向前往做例行檢查的京都所司代前田玄以口出狂言，稱西班牙先以教士馴化民眾，而後進行征服，豐臣秀吉聞知此言後勃然大怒，當年12月就製造了「慶長大殉教」：在長崎將方濟各會6名傳教士和20名日本信徒處決，對基督教首開殺戒。1587年豐臣秀吉平定九州後，看到基督教在九州大名和民眾中具有很大號召力，更令他深感不安。這無疑是豐臣秀吉斷然頒布《驅逐傳教士令》的根本原因。

作為「鎖國制」兩項內容之一的貿易統制，在豐臣秀吉時代也已開始。1587年6月18日，豐臣秀吉頒發了「覺書」。1592年，豐臣秀吉又頒發了「朱印狀」。這兩份文件都是從事海外貿易所必須持有的「特許狀」。豐臣秀吉所以實施貿易統制，主要是擔心地方大名借外力自強，挾外力自重，最終「尾大不掉」，威脅中央政權的統治。但是，由於當時西班牙傳教士和葡萄牙商人奉行「商教一致」政策，二者如影隨形，而豐臣秀吉無法脫離對外貿易，因此《驅逐傳教士令》並未真正得以貫徹。

朱印船（寬永年間，1634年所繪）

17世紀初，奉行「商教分離」原則的新殖民主義國家荷蘭進入東亞，為剛剛建立的德川幕府走出「投鼠忌器」的困境提供了基本條件。1609年，日本與荷蘭建立了外交關係，並批准荷蘭在平戶設立商館，開展通商貿易。與荷蘭建交後，德川家康對基督教的態度日趨強硬。1612年，德川家康頒布了禁教令，重申「日本是神國，不允許基督教邪法傳入」，並下令關閉教堂，驅逐傳教士。1613年，德川家康再次頒布長篇禁教令，明確指出傳播基督教和西方推行殖民侵略政策的關係。德川家康去世當年，即1616年，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頒布了新的禁教令，史稱《慶長禁教令》，隨後驅逐了所有在日本的傳教士，包括89名耶穌會傳教士、4名方濟各會修道士、2名多明我會修道士、2名奧古斯丁會修道士。元和8年即1622年8月，德川政權在長崎西坂製造了處死55名傳教士和信徒的「元和大殉教」慘案，使日本出現了被稱為「丸血留」的殉教徒（按：「丸血留」為葡萄牙語Martir 的音譯，意為「真理的見證者」）。1623年，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繼任後，不僅製造了「江戶大殉教」「平戶大殉教」「東北大殉教」等慘案，而且採取了「踏繪」，即通過踩踏聖母瑪利亞像和耶穌像以判斷是不是天主教傳教士和信徒的措施。據日本學者井上清考證，1614—1635年被迫害致死的信徒達28萬人之多。

德川家康

1633年至1639年即寬永年間，德川家光連續5次頒布了「鎖國令」，使日本正式進入「鎖國時代」。在此期間，又於1637年10月在九州地區鎮壓了以基督教徒天草四郎為首的「島原之亂」。之後，又以荷蘭人亦信仰基督教為由，將荷蘭商館遷至長崎人工島「出島」。1644年，以最後一個耶穌會士殉教為標誌，日本進入了「無神甫時代」。魯迅的朋友內山完造在《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里寫道：「證明日本人殺伐之殘虐性，是此迫害天主教徒，而發揮日本人之熱烈敬虔的殉教精神，亦是此迫害天主教徒了。」綜觀基督教在日本的上述遭遇，不難贊同內山完造的觀點。

出島

事實上，基督教在日本並未禁絕。很多日本基督教信徒在屋檐下藏匿律法書和十字架，有的用形似「觀音」的雕像作為聖母瑪利亞進行崇拜。在日本長崎觀光資料館，迄今仍保留著「瑪利亞觀音像」。

貿易統制，德川幕府較之豐臣政權不僅更加嚴格，而且行之有效。德川政權主要採取「奉書船制度」，即必須奉有幕府「老中」簽發的文書，方可進行對外貿易。但是，統制貿易不是杜絕貿易。數據顯示，整個江戶時代日本的對外貿易量不是縮減，而是持續增加。

必須強調，在「鎖國時代」的日本，「西學」不斷發展成熟。特別在1774年杉田玄白等將德國醫學家J.庫爾姆斯著作的荷蘭文版以《解體新書》之名譯出後，「蘭學如滴油入水，布滿全池」，各種西方文化也假「蘭學」之名進入日本，為明治時代「求知識於世界」，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蘭學指的是日本江戶時代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字面意思為荷蘭學術，引申可解釋為西洋學術。）作為江戶幕府對外戰略的「鎖國」，本質是「選擇主義」，這也是日本汲取外來文化的鮮明特徵。

（作者：馮瑋；編輯：鬍子華；文章原標題為《江戶時代的對外政策：「鎖國」》，文中圖片皆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約稿，其它媒體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馮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20世紀90年代初赴日本京都大學留學。自1995年先後任日本神奈川大學客座研究員、韓國高麗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慶應大學客座教授。專著有《日本通史》、《日本經濟體制的歷史變遷——理論和政策互動》《〈菊花與刀〉精讀》《中國人和日本人：對歷史與現實的比較?反思?批判》《日本的智慧》等,曾獲上海市教學科研成果一等獎、復旦大學教學成果一等獎。近年活躍於各類媒體並發表國際時政評論文三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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