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歲入1億兩白銀，乾隆帝的私房錢有多少？

作者：賴惠敏，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自唐朝實施兩稅法以後，田賦就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項目。清代雍正年間實施攤丁入地，除土地稅外，又增加丁銀、耗羨、漕米等；另外，工商業稅方面的稅源有鹽稅、關稅、雜賦等。根據王業鍵教授的統計，乾隆十八年(1753)清朝國家稅收達107,310,000兩。

清朝的國家稅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祿、兵餉、驛站經費、教育經費、河工塘工經費和其他。關於清代財政研究還有許多中日學者參與，陳鋒教授已經做了詳細的介紹。乾隆年間，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來源，其主要收入在於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至於皇室的開銷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賞賜、筵宴；節日慶典如皇太后、皇帝萬壽、皇帝大婚等；修繕宮殿、苑囿、寺廟、陵寢；以及乾隆皇帝四次東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莊行圍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動。湯象龍教授認為皇室開支是「統治者對人民無法公開的秘密」。如今因清代皇家賬簿的公開，本書得以討論皇室財政收支。

十八世紀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紀末期中國人口突破三億人，經濟上大規模擴張，出現集約化的耕種、農村經濟商業化、經濟作物專業化、引進新的農作物、大規模的國內移民等現象。韓書瑞教授(Susan Naquin)與羅友枝教授(Evelyn S.Rawski)認為中國社會在十八世紀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時期，對外貿易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因素。山西商人壟斷了經張家口和北京與蒙古之間的貿易，用茶葉和布匹交換毛皮。十八世紀的人口增長，擴大人民食鹽的消費市場，照理來說政府鹽稅收入亦應提升。另外，中國擴大對外貿易，關稅收入隨之增長。實際上是否如此，為本書討論重點之一。

十八世紀以後清朝國勢江河日下，亦成為經濟學者討論的重點。譬如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所謂的「高度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說宋代以來中國農業停滯不前，而人口卻節節成長，加上資本無突破，使得中國農業與農民充滿危機。在商業方面，何炳棣教授的《揚州鹽商》則是一篇典範之作。何教授討論十八世紀每年鹽商累計利潤總額金將近二千五百萬兩，十八世紀後半鹽商總營利約在二億五千萬兩，也因此揚州商人在兩代或三代就可以累積到一千萬的家產。

至於鹽商消乏的原因，何教授歸納出以下幾點：家庭大量消費及從事奢華文化活動、均分家產制度、兩淮鹽商無盡的捐輸報效。估計乾隆三年至嘉慶九年(1738—1804)，兩淮鹽商捐獻了36,370,968兩；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們花費4,670,000兩招待皇帝南巡；1763年以後，各式各樣政府的稅金及花費在官員身上各種半合法的浮費大增。

此外，鹽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輸家鄉宗族、修祠堂、置祭田，或捐錢辦善事、修橋鋪路或將金錢窖藏，以致不能如西方近代資本家將利潤再投資，擴大生產營運，而走上衰敗之途。何炳棣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提到乾隆年間的鹽務總商江春是一位詩人，嗜好射箭及鬥蟋蟀，並建了一座名園「康山園」。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兒輩中有15人是詩人、藝術家及鑒賞家，他們培養各種花錢的嗜好及奢華的生活，終致家道消乏。鹽商究竟因何家道消乏？在我近十多年來研究內務府的財政之後，試圖做些回應。

清朝皇帝的經濟行為在於嚴密控制的幾個重要機構中，是一種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與鎮壓的力量。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建構了一個分析框架，他認為人口、科技、意識型態、政治與經濟的機構都是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諾斯指出在有明確交易成本的環境中，我們不能忽略政治與經濟的體制，所以在他分析架構的核心包含了一個國家理論。國家的經濟角色之所以重要，源於「政府的存在是經濟成長的關鍵，然而政府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個觀察為我們指出政府提供基本服務兩個目標，「一是界定出形成財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以便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極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標架構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政府的稅收增加。」使統治者的租金極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成本和促進經濟成長的有效率體制間，存在持久的衝突。

諾斯如此定義國家：「一個在暴力上具有相對優勢的組織，而決定其地理範圍疆界的因素為其對所屬成員課稅的能力。」由於在暴力上具有相對優勢，所以國家能夠明訂有效的財產權並致力推行，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進經濟成長。簡單地說，國家用「保護與正義」等服務來交換稅收。但是，如果稅收不及提供這些服務的支出，那麼國家的利益將會優先於經濟體系的有效運作。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員集團便具備更大的交易力量，讓他們能獲得不同的財產權與較低的稅負。因此，政治環境的競爭力、強制力量的平衡，以及財產權的效率，三者的變革都會左右經濟成長的軌跡。

諾斯所用的是單純的新古典理論模型，其中國家只有單一的領導者，而領導者的目標就是使財富與工具最大化。他藉此操演政治與經濟體制的互動，並且解釋了為何國家會經常創造出低效的財產制。歷史上，造成經濟體系效率低落主要有兩個限制：其一為「競爭性」限制，亦即統治者會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會因此接受某個財產權力結構，而不顧及整體的經濟效率。其二是「交易成本」限制，更有效的財產權或許會讓整體社會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產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則會減少統治者的稅收。舉例來說，統治者或許會給予專賣權，因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出，提高稅收，即使專賣權會不利於競爭與成長。根據諾斯的觀點，這兩個限制可以解釋為何低效的財產權會不斷地在歷史上出現。

為什麼國家總是難以造就持續的經濟成長呢？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成長會帶來難以接受的經濟與政治支出。然而，蕭條也會對統治者造成風險。如果臣民擁有政治上的其他選擇，無論是來自外國或是國內的對手，在這樣的情勢下，統治者會不得不做出經濟上的讓步。「因此，統治者專制權的程度對各個成員集團而言，是親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儘管新古典單一統治者的國家模型過度簡化了經濟的動態運作，但它仍正確地讓我們注意到在統治者與臣民間，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團之間，相互競爭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網路。乾隆朝的皇室財政正好可以印證諾斯的理論，統治者的財產所有權結構與促進經濟成長的有效率之間，存在著衝突。

（節選自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導論，文字信息由中華書局提供，圖片來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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