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知識 08-03

在《裴洞篇》中，蘇格拉底曾想像自己升入空中俯瞰地球的場景——從上面看時，它像一個由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呈各種不同的顏色，我們在這裡看到的顏色只是它們的摹本，像畫家所畫的那樣。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千年前的巴比倫地圖刻在堅硬的石頭上

英國地圖學家傑里·布羅頓著作《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所選的地圖來自人類各個歷史時期，呈現迥異的色彩，有自中世紀的信仰之光，有自大航海時代的發現之旅。

這十二張皮子將科學、政治、宗教、文化、經濟等主題包裹在我們星球的歷史中，形成了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所說的那種「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值得慶幸的是，讀至最後一張——來自2012年的谷歌全球地圖（Google Earth），我們會驚喜地發現自身也處於這個場域之中，在這個信息爆炸遠勝於之前所有世紀的時間點上。

作者嘗試著讓遙遠的歷史與當下碰撞，使我們處於這個「轉動世界的靜止點」中，尋找著我們曾經居於世界的位置，地圖成為了作者所說的「歷史之眼」，其繪製的過程也成為了有意識的記憶行為，歷史在此刻賦予了地圖以時間和意義，這些可愛的地圖們也就和我們人類一些偉大的人物一樣，「不屬於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的世紀」。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現在的谷歌地球可以從衛星上拍攝精度極高的實況地圖

就像法國史學大師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認為的那樣，文明的特徵往往取決於地理環境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到沿著這些地圖的軌跡，從北非的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到遠東的高麗王朝，誕生了多少文明。在最初托勒密視野下的地圖中，我們只能窺探到歐亞大陸、北非和印度洋等殘缺的世界。隨著哥倫布發現了美洲，麥哲倫環航，庫克船長環繞紐西蘭航行，地圖的繪製逐漸將分割的陸地重新聯繫在了一起。

我很喜歡作者這種用地圖來串聯文明史的嘗試，然而這些歷史又因跨度極大，產生了某種「非連續性的斷裂」，雖然本人尚未掌握相關專業完備的知識，但我還是想稍微盤下思路，為後來的讀者理一下本書大致的寫作框架。

引言（挑戰讀者——希望讀者思考的隱含問題）：

比例尺問題：關乎如何精確找到目的地

視角問題：製圖者如何定位自身文化的背景

方位問題：地圖選取哪種基本方向定向

投影問題：如何將地球球面縮小為平面圖像

製圖者的身份認同：怎樣詮釋製圖這門科學

以下為本人的三段劃分，序號為章節數，冒號後為本章的主題。

古代地圖（15世紀前）：

古希臘羅馬地圖——托勒密《地理學指南》：科學

古伊斯蘭世界地圖——伊德里西《魯傑羅之書》：交流

中世紀基督教地圖——赫里福德《世界地圖》：信仰

東亞古地圖——《疆理圖》：帝國

近代地圖（16世紀~20世紀）：

大航海時代的曙光——瓦爾德澤米勒《世界全圖》：發現

大航海時代黃金期——里貝羅《世界地圖》：全球主義

大航海時代的餘暉——麥卡托《世界地圖》：寬容

荷蘭佛蘭德學派——布勞《大地圖集》：金錢

後大比例尺時代——卡西尼家族《法國地圖》：國家

20世紀初地圖——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地緣政治

20世紀末地圖——彼得斯投影法：平等

信息地圖（20世紀中期至今）：

信息時代地圖——谷歌全球：信息

有意思的是，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古代地圖自巴比倫古地圖開始有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近代只有幾百年，而信息時代的地圖距今也不過幾十年的時間。地圖的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演進。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阿喀琉斯之盾（銅質，1824年）

此書所講的第一幅地圖來自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本章首先根據科學這一主題回顧了古希臘依託於天文學和幾何學的製圖傳統。

從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之盾，到希羅多德的《歷史》中關於「製圖術是科學還是藝術」的疑問，再到「地理學之父」埃拉托色尼和《歷史學》作者斯特拉波對地理學的貢獻。當然，這章的主角還是地圖學之父——克羅狄斯·托勒密。人們經常會誤解成托勒密王朝的那位前埃及總督。克羅狄斯·托勒密是在亞歷山大港的圖書館中完成了他的地圖學著作。這座港口城市源於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就如同港口那座指引船隊的燈塔一樣，亞歷山大港不僅成為了地中海貿易的中心港口，也是希臘化世界的學術中心。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製作於13世紀的希臘語版本「托勒密世界地圖」

托勒密在地圖學上的創舉，是首次用投影法將球面再現於平面之上，我們可以發現地圖上地中海的海岸線已經十分接近現實。而大洋洲、美洲和東南亞地區不在其內。儘管因為資料有限，而做不到精確，但仍對後世製圖者提出了挑戰，麥卡托投影地圖更是以他的地圖為依據的。

隨著羅馬帝國分裂，地中海世界的衰落，宗教性地圖逐漸取代了托勒密地圖。尤其在漫長的中世紀里，T-O型宗教環宇圖佔據了主導地位。

這一時期的地圖，多以耶路撒冷居中心，多瑙河、地中海和頓河構成「T」字形，分隔著歐、亞、非3洲。伊甸園所在的東方處於最上，象徵著新生。地球呈一個O型圓盤，被T型水流所分，之上為亞洲大陸，垂直線左右兩側下方分別為歐洲和非洲。赫里福德教堂中的《世界地圖》(mappa mundi)便是中世紀時期最著名的一幅T-O型地圖，這幅地圖繪製在牛皮上，從中央向外延伸各種錯綜複雜的圖像，充滿了奇異的怪物。根據《聖經》的記載，地圖描述了創世、墮落、基督誕生、末日啟示等宗教場景。這種神學地圖，需要通過信仰來理解，而非通過位置查找地理學上俯瞰視角的世界圖像。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赫里福德製作的世界地圖（約1300年）

與T-O型地圖不同的是，早期伊斯蘭世界地圖是以麥加為中心，以南為上方，如伊德里西的《渴望同游世界者的娛樂》(1154)中的地圖。這幅地圖是應西西里王魯傑羅所繪製的，明顯放大了的領土面積也表現了統治者的野心。當時的西西里和托勒密時代的亞歷山大港一樣，處於不同文化的交匯處，伊德里西嘗試從希臘和伊斯蘭世界不同的世界觀來繪製。而對希羅多德關於「科學還是藝術」的疑問，他的回答卻違背了托勒密時代的製圖傳統，選擇了藝術性的描述：包括了民族風俗、服飾、物產、城鎮等人居世界的實況。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伊德里西製作的世界地圖

在這三張西方古代地圖之後，作者又將目光投射到了遙遠的東方。那是最早的東亞世界地圖，來自李成桂統治下朝鮮王朝的《疆理圖》(1402)。這幅地圖的政治目的是想從天命觀出發使李氏王朝篡位合法化。該圖以鮮艷的彩墨繪於屏風之上，明顯受的是我國古代傳統製圖的影響，以北為上，大明帝國處於中心位置，朝鮮比實際面積大兩倍，表面上是一幅世界地圖，實際則表現了弱小的附庸國在強大的宗主國勢力範圍內如何找尋到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朝鮮名臣權進位作的《疆理圖》

作者從「中國的托勒密」——裴秀開始，回顧了這一古老的帝國傳統對東亞製圖史的影響。與西方依靠旅行和經貿的實地測量不同，裴秀的研究更多的是依靠文獻的理論歸納。他最大的貢獻便是計里畫方的「製圖六體」，實際上奠定了古代網格法的製圖標準，對距離、比例尺和方位都提出了要求，往後宋朝的《禹跡圖》和明朝的《大明混一圖》（在下記起曾在中國國家航海博物館中見過此圖，當時感覺是很震撼）都繼承了裴秀的地理學理論。

與西方不同宗教信仰的相互對立和傳承不同，東亞的傳統主要源於中國。天朝上國的自信往往使得中國古代的地圖不對世界其他地方做過多的描述，這種對全球視野敏感度的欠缺也為「李約瑟問題」，以及類似「為什麼不是由中國人發現板塊漂移學說」等疑問帶來了思考。

在文藝復興時期，古登堡(Gutenberg)印刷術的出現使印刷地圖取代了手繪地圖。製圖師在儘力保證精確的同時也開始要滿足印刷媒介的要求，製圖逐漸成為一個行業。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的《世界全圖》(1507)便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地圖。它以十二塊精雕細琢的木刻板印刻而成，第一次以北方取代了東方為上，將東西半球分開，左邊繪有象徵古代製圖術的托勒密，右邊的韋斯普奇（Americus Vespucius）則是為了紀念他對「亞美利加(America)」的命名，此外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理大發現時期的成就也被記錄在了《世界全圖》中。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價值1000萬美元的「美洲出生證」

這段激動人心的歷史已早為我們所熟知，迪亞士（Bartholmeu Dias）繞行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以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2)的故事就不在贅述，兩大航海帝國為爭奪海洋霸權忙得不亦樂乎，最終兩國決定在西班牙的小城托爾德西利亞斯簽訂一個條約(1494)，來決定地球上那些所謂的「無主之地」的歸屬。《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擬定了一條貫穿南北極的線，該線以西包括新發現的美洲歸西班牙所有，該線以東包括整個非洲和印度洋則交由葡萄牙來統治。

這種分割法在平面地圖上看似直截了當，但是問題來了。如果葡萄牙繼續往東方航行，西班牙進一步由新大陸向西方挺進，雙方勢必會在繞行一周後冤家路窄，而當時的基督教社會根本不願相信和承認「地圓說」，這時兩國各自接下來的嘗試無疑將問題直接拋到了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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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中西歐各國對航線的開闢和爭奪

我們先來看葡萄牙一方。當時的葡萄牙在遠洋航行技術上並不佔有優勢，事實上王室也深知建立一支定期前往印度的船隊是很危險的。但達伽馬船隊繞行好望角，直接往返於印度—里斯本的航行無疑是一劑強心針。這使得歐亞間的貿易不再需要通過緩慢而容易造成貨物變質的陸路進行了。此時貿易的主要貨物是：香料。

胡椒、豆蔻、肉桂、丁香。這些火辣刺激，令人陶醉的調味品，使歐洲原本乏味的食譜不再單調。據世界上第一個地球儀的製造者貝海姆（Martin Behaim）記載，香料在到達最後一個商人或消費者手中之前，經過了至少12次的暴利倒賣。在當時，胡椒甚至可充當貴金屬直接交易或保值。此外，龍涏香、寶石和珍珠也是價值連城。而這一次的爭端就在老對手爭奪香料群島——摩鹿加群島(Moluccas)中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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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航海圖畫滿了肉豆蔻、丁香和檀香

西班牙方面，麥哲倫這次環航之旅的官方製圖師，便是後來大放異彩的里貝羅(Diogo Ribeiro)。麥哲倫的計劃是繞行到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並且橫渡太平洋到達摩鹿加群島，以證實西班牙王室對葡萄牙是否越過條約邊界的懷疑。麥哲倫為出航準備了5艘船和280名船員，這是因為西班牙還無法確定摩鹿加群島是否真的在條約中其統治的海域內。

麥哲倫環航所持續的時間及艱苦程度都要遠勝於哥倫布、達伽馬的航行，以及日後德雷克（Francis Drake）的第二次環航。在經過了八個月的饑荒、海難和背叛的折磨後，麥哲倫在宿務島捲入了當地的部落鬥爭，不幸去世。最終僅有一艘船及18人得以倖存，臨時指揮官埃爾卡諾(Juan Sebastian de Elcano)在返航後描述了整個環球航行的經過，這令葡萄牙人大為恐慌，最終雙方決定對條約繼續協商。

在第二次簽訂的《薩拉戈薩條約》(Treaty of Saragossa)誕生之前，原本默默無聞的里貝羅為西班牙貢獻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全新的《世界地圖》（1529）。具有戲劇性的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原因，西班牙希望避免戰爭而做出了讓步，放棄了摩鹿加群島的所有權。當然這是後話了，但這次爭端和條約的簽訂，已經向世界證明了一份精確的世界地圖是多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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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貝羅的世界地圖

在大航海時代，地理大發現主要依靠的是波特蘭海圖（portolan chart），然而這類海圖更像是一份帶圖的航海日誌，只借用了少量的投影法。在地中海內進行短距離航行時，航線扭曲造成的誤差並不明顯，但當船隊進行跨洋航行時，沿著一個固定的磁極方向，曲率造成的誤差往往會使航海者無法準確到達目的地。尤其是在麥哲倫環球航行後，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地球是個球體，但製作地球儀只是在迴避如何將球體投影到平面這一永恆難題，既不精確又不方便，而麥卡托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接受了挑戰。

麥卡托的挑戰——即怎樣將地球球面上的一部分置於平面，從而用直線畫出準確的航線。他將經線想像為橘子外皮的切片，然後將橘子皮片剝下並延展鋪平為長方形，再把每一片首尾相連，這樣整個外皮所形成的長方形就代表了地球的表面。麥卡托的投影法（mercator`sprojection）最終成為了近代地圖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地圖，被各種測量機構和海圖製作人員廣泛使用。這張地圖幾乎無遺漏得記錄了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的所有航行發現，世界已知的各個陸地都被納入到了全球商業的網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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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托投影製作的世界地圖

17世紀的地圖史上，崛起了一個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的王國——荷蘭。當時荷蘭製圖師的初衷已與地理大發現時不同：當西葡兩國的富商將錢投入到教堂的時候，荷蘭的富商們更多地將錢投給了製作地圖集的印刷商和學者，地圖成為了商業和政治的工具。

約翰·布勞(John Blow)的《大地圖集》（1662）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官方製圖師，相對於麥卡托來說他可以獲得更多更有價值的製圖信息。這幅地圖最初是被繪製於阿姆斯特丹市民大廳的地板上，意在以全新的圖景描繪世界的商貿往來，象徵著文藝復興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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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勞製作的《世界地圖》

布勞對17世紀地圖製作的影響在當時荷蘭畫家的作品中便可見一斑。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的《地理學家》就描繪了一個手持圓規，面向海圖的地圖製作人。從商業角度來看他的地圖集無疑是成功的，全歐洲的富商和金融家們都選擇它作為旅行的必備工具。但從地圖學的發展來看，卻沒有在比例尺和投影法上提供任何創新方法，只是一味迎合買家對裝飾價值的追求。作者也在這裡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人類在謀求財富和權力時，往往會導致我們當前進入發展瓶頸，如果繼續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我們對自身時代的認知便會模糊不清。」

十二塊皮子包裹的球

如同上帝七天創世般的製圖家在那個時代享有極高的榮譽和地位（維梅爾的畫作《地圖學家》）

在剩下的四張地圖中，18世紀卡西尼家族的《法國地圖》（1793）是首次利用三角測量法進行系統測量的全國地圖，20世紀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歷史的地理樞紐》（1904）以及彼得斯的投影法（1973）分別是對地緣政治學說的定義和對歐洲中心偏見的矯正，而谷歌地圖則與我們當下的生活也息息相關。

想對地圖有進一步了解，可以去觀看《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作者傑里·布羅頓主講的BBC紀錄片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4826804/

本文作者豆瓣ID：小吳冠熟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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