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想像力與國家的想像力
摘要在想像力與規劃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作家與國家如何相處?
本文摘自《在希望與歷史之間》,[南非]納丁·戈迪默 著 汪小英 譯,灕江出版社,2016年4月
國家沒有想像力。
國家沒有想像力,是因為國家認為想像力是可以支配的東西。
作家被想像力支配,想像力命令著他或她。
國家是集體的智慧。不論它以黨中央的面目出現,還是以多黨制流程漫長的初選、決選的結果出現。當國家規劃一個社會發展願景時——它是個不折不扣的意見集中單元——這裡融入了願景制定者、顧問們、委員會們、各行專家、各位部長、憲法律師、發言人、政治家們的意見。形成國家願景是一個做簡報的過程。最終形成社會工程。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納丁·戈迪默
想像力永遠不會成為集體的產品。這是最集中的大腦活動,是最專一、最私密以及最個人的活動。如果對此存在生理上的解釋,我卻從未讀到過哪一條與我的經驗相符,對其他作家也一樣。在過去的路上——過去是指小時候或僅僅昨天,甚或一個小時前——作家與其他人不同,在黑暗中仍然自在,可像盲人一樣摸索前行;一個個的燈芯被點亮,人們跟隨著光亮來到以前錯過的山洞。在那裡,以前沒有說完的話又響起來,人們看到以前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或許即將揭開它們的面紗。因為作家與時代連接,這就是想像力。國家連接的是歷史,國家用規劃代替想像。對作家來說,這些小小的光照聚成一個願景,成為獨眼巨人庫克羅普斯的眼睛——這隻眼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只有作家自己可以把這束光聚成一個社會產品——詩歌、小說或故事。國家的心靈之眼是鏡子碎片做成的旋轉燈,用來控制那些舊舞廳。它到處閃爍,受其監視的所有人都要被它選用的聚光燈里里外外照個遍,一張張面孔變幻著拘謹的綠色、緊張的紫色和得意的紅色。
在想像力與規劃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作家與國家如何相處?
我們知道,有的想像能夠與規劃相契合,類似於盧卡奇所稱的內在性和外部世界的二元性被克服了盧卡奇:《小說理論》(Theory of the Novel)。。這種一致性於是成為「對無法實現因而無從表達的生活意義的先知性直覺的把握」。時間和歷史相遇。當然,國家從社會秩序哲學中作選擇以制定規劃,服務特殊環境下(反抗的人群,高失業率,饑荒或富足)的權力意圖——這種社會秩序哲學,最初也是古代世俗作家的想像。從柏拉圖那微明的洞穴中,牆上的影子曾去嘗試真正的民主。但是依據古人的社會秩序的願景而成立的國家
屬於歷史範疇而非想像——這在東西方的民主形式中非常突出,而在我們國家那種極其滑稽的變形中也是如此。在南非,國家想入非非(這完全不同於想像)地要制定出一個多數人不能投票的「民主過程」。
但是,我相信,可以這樣說,在當下與歷史相遇的那些場合,作家通過想像構想出一種可能實現但國家還沒有規划出來的人類生活秩序,這種情況發生得更頻繁了。義大利復興運動就是一例。在馬雅可夫斯基的想像下的俄國革命,又是一例。還有更多。但是,一旦國家建立了,作家和國家的二元性又開始了。為什麼?我認為,答案並不全在於這一明顯的事實:革命成功之後,最好是理想難以實現,最壞是理想遭到背叛。作家自身知道革命是永恆的,不是在托洛茨基的意義上,而是在想像的意義上,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永遠不會真正理解,但是必須不斷打亂,形成新的組合,如果它要擴展,便要接受可怕的人類存在的問題。使作家從國家中分離出來的正是國家——任何國家總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布萊希特的想像與東德政府有種不協調的關係:儘管看到他的政治信仰在國家的理念中體現出來,而國家理念的規劃卻不是他的想像。他的史詩劇理論似乎足夠正統(當然,正統永遠屬於規劃),用瓦爾特·本雅明的話說,它要「去發現生活的處境」《啟迪》(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Fontana, 1983)之《什麼是史詩劇場》(What Is Epic Theatre)。。這正是世界各地的作家想像力需要去做的事,並且,像布萊希特遇到的那樣,這些事一般都是國家正好不想讓作家做的。國家想讓作家鞏固它加給公民的那種意識,而不是去發現其中生活的實際境遇,去揭穿謊言。國家想要的就是這個,其形式要麼是個人主義被全身退入到各種消費品的拼圖,以及無關地球、只有在太空才會實現的人類成就的理念的低俗小說,要麼是拒絕腐化的工人揭發黑市交易者,或者——東方或西方——出賣軍事情報的間諜遭報應,於是,他的命運把國家的核武器變成了亞瑟王的神劍。
當國家對社會秩序的規劃使它這樣做,便往往會荒唐到把想像關起來,監禁作家本人,或禁止一本書。當國家說,它歡迎並鼓勵通過想像對於國家的規劃給予批判,它就是在請詩人到政府大廈一起吃晚餐,鞏固法案,要麼就是民族傳統美德之類的東西,防止想像的高潮破壞對國家主題的認識。
當代自由的想像絕不會忘記受歷史捆綁的規劃一直在改寫和抹去的東西。
在國際筆會大會的講話
紐約,1986年1月
圖書簡介
《在希望與歷史之間》,[南非]納丁·戈迪默 著 汪小英 譯,灕江出版社,2016.4
本書是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納丁·戈迪默的散文集,包括文學評論、雜文隨筆、
演講及通信等,時間跨度長達幾十年,以一位偉大作家的胸懷、智慧和妙筆,從一個側面記錄了南非社會與種族隔離鬥爭的艱辛歷史,探索了文學的多重意義與價值。
很少有作家能像戈迪默這樣孜孜不倦地觀察自己所生活的社會。這是一本不凡之作,每一篇都表明戈迪默不僅是優秀的作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文學批評家和社會觀察家。本書所收入的戈迪默關於德語作家君特·格拉斯、約瑟夫·羅特等人的評論尤為精彩,展現了世界一流作家在解讀文學時無與倫比的敏銳與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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