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傳人中不世出的人物有哪些？

據余重耀《陽明弟子傳纂》、萬斯同《儒林宗派》、毛奇齡《王文成傳本》和《陽明書牘》，以及錢德洪《陽明年譜》記載，王陽明弟子有姓氏可考者共三百餘人。以人數言,雖不及朱熹四百餘弟子之眾，然陽明學派「鼓動海內」(顧炎武語),聲勢浩大，則遠勝於朱子學派。但是，伴隨著陽明學派在明代中葉的興盛，其內部潛滋暗長的幾股背馳的力量也開始嶄露頭角。到了萬曆初年，陽明學派分化的陣勢逐漸明朗。其後學各執一說，紛爭迭起，揭開了有明學術思想「一本而萬殊」(黃宗羲語)的精彩篇章。

清代學者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一書中，曾以師承的地域為界限，將陽明學派粗略地分為：浙中王學、江右王學、南中王學、楚中王學、北方王學、粵閩王學、泰州王學等七派。由於王陽明的學說淵博精奧，其去世又早，生前又沒有機會進一步加以闡明，所以他的弟子們各執一端，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因此，若從學術思想的不同特徵來考察，上述七派不出「現成」和 「工夫」兩大系。但在這兩大系中仍可分為；以王畿為代表的主張本體虛無說的「良知現成」派，以王艮的泰州學派為代表的主張「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以聶豹、羅洪先為代表的主張「虛靜為修養工夫」的「良知歸寂」派，以鄒守益為代表的主張「以敬事為綱領」而「戒懼慎獨」的「良知主敬」派，以錢德洪、歐陽德為代表的主張「事上磨練」的「良知修正」派五個流派。

其中，以王畿、錢德洪、鄒守益、王艮為代表的浙中王學、江右王學和與王學有著密切聯繫的泰州學派最為著名。浙中王學是指與王陽明同郡（寧波和紹興）的王學傳人。代表人物是王陽明的兩個著名大弟子王畿和錢德洪。王、錢二人都曾放棄過科舉考試，專心就學王陽明，並成為王陽明學說的主要詮釋者，被當時稱為「教授師」。王陽明在世時他們對師說已有分歧。在王陽明去世後，他們之間的互相批評責難更加激烈。因此，浙中王學又分化成「良知現成」和「事上磨練」兩派。「良知現成」派由王畿開其端，後來的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齡等人都是這派的主要人物。他們論學宗旨是心、意、知、物的「無善無惡」。批評錢德洪以王陽明「四句教言」（又稱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為定本的說法，提出自己的「四無之說」，認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王龍溪全集》卷一）他說：「良知當下現成，不加工夫修證而後得。致良知原為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明儒學案》卷十二《浙中王門學案二·郎中王龍溪先生畿》）為了證明王畿的「四無說」，萬曆年間被稱為「今龍溪」的周汝澄，在南京作《九解》，引經據典，反駁許孚遠的《九謗》，證明「四無說」的合理性。他們還汲取了佛學思想，認為「儒即禪，禪即儒」，所以當時就有「三教合之說，自龍溪大決蕃籬」的批評。

與王畿的「良知現成」派相反，錢德洪主張「四有」，力辟王畿論學的空疏，恢宏師說，論學宗旨傾向於王陽明晚年的「事上磨練」。這一派除有錢德洪、張元忭外，持有相同觀點的還有江右王學的歐陽德、陳九川等人為代表。錢德洪在《復王龍溪》的信中提出：「吾賞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為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業信紙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疏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在空處。」張元忭也說「學問以必有事為主」，「當今所急，在務實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議論」（《張陽和文選》卷一）。所以錢德洪主張在日常行事上，著實格物，使竭意誠心正，不停留在心的本體認上。他說：「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默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即行著習察實功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吃飯，即是盡心至命之功。」歐陽德認為，「格物二字，先師以謂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為體；知無本，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錢德洪等人的道德實踐是主張在事上「實心磨練」、「行著習察」，以達到在「人情事變」或「見在功夫」上泯滅「氣拘物蔽」的目的。錢德洪等人的這些理論，只是對王陽明的學說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他們的所謂「事」，也未能超出王陽明所說的道德實踐範圍內。他們與王學的關係，正如黃宗羲所說的「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

江右王學是指明代江西地區的王學傳人。代表人物鄒守益，字謙之，號或廓，江西安福人，學者稱東廓先生。明正德六年（1511）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黃宗羲認為「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正傳」，指的就是鄒守益。其他主要人物還有委木、劉邦采、王時槐等。江右王學與錢德洪等人一樣，講學以宏揚師說、傳授王學為指歸。鄒守益為學「生平自精神心術之微以達於人倫事物之著，皆不離良知一脈運用」。他認為宋代理學家周郭頤的「主靜」，程頤、程顥的「寡慾」，以及思孟的「戒懼」，「皆致良知的名也」。他提出：「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故道乘之國，直以敬事為綱領。」（《鄒東廓先生文集》卷七《答徐子融》）他希望通過「主敬克己」的功夫，達到良知本體的主宰作用。他批評主靜派一味強調「未發之時」的「寂然之本」，因而偏於內；批評日用派的「已發之後」的「百姓日用」，因而偏於外；只有他自己的「主敬」才能克服「偏內偏外」之失。王時槐也表示「敬內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明史·儒林二》）。浙中王學的季木乾脆表示「自信東廓其說」。後來的顧憲成、劉宗周、黃宗羲等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過「主敬」派理論的影響。鄒守益無論在任官或家居期間，從不間斷講學，足跡遍於江南各地。講學對象不限於士子，「田夫市儈」也「趨而聽之，惟恐或後」，聽講的人數有時以千計。可見江右王學在傳播師說、擴大王學的影響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

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王學所倡導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說，在當時思想學術領域和社會上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此外，如以聶豹、羅洪先等江右弟子為主要代表的「良知歸寂派」。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少傅。因直言諫凈，與嚴嵩不睦，後以老疾致仕。他一生未嘗在王陽明門下受教，而是以書信往來問道。王陽明去世後，他設位，北面再拜，自稱門生。羅洪先字達夫，號念庵，吉永人。明嘉靖十八年（1539）進士，授翰林編修。後革職為民，終身不仕。他也沒有在王陽明門下直接受教。「良知歸寂派」繼承了王陽明早期的思想，主張通過「主靜立極」，才能達到「歸寂以通感」。但由於他們的學說過分強調「寂然不動」、「隱而未發」，當時不僅信從者寥寥，而且還受到其他王門各派的詰難。

劉蕺山在評價陽明後學良知流弊時說：「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盪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心齋與龍溪正是其主要批評的對象，「現成良知」所失在「參之以情識」，「見在良知」則代表著「盪之以玄虛」一路。論資質二人都是陽明後學中不世出的人物，將儒家心性之學推向極致的同時卻也將其帶進深淵，他們深刻地為後人提出了一個如何自用其才與自御其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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