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之謎：28名甲級戰犯是如何選定的

文史 09-10

東京審判（資料圖）

本文摘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梅汝璈著，法律出版社，2005.7

國際檢察處在1945年底先後分批逮捕了一百餘名的日本主要戰犯(「甲級戰犯」)，對他們進行了普遍的偵訊，錄取了大量的口供，並且在偵訊過程中還以「罪嫌不足」為借口擅自陸續釋放了好幾名犯人。同時，對這近百名在押戰犯的罪行，檢察處從法庭檔案室里堆積的大量日本政府檔案以及各盟國送來的許多文件中辛勤地做了一番挖掘、整理的工作。此外，對個別戰犯的罪行還有重點地派員到外地進行過一些實地調查和證據採訪。

因此，到了1946年開春，檢察處對於所有在押的甲級戰犯們的歷史、地位和罪行已經摸出了一個初步輪廓，對於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也有了一個大體上的了解。他們此時所掌握的材料勉強夠初步草擬起訴書之用。

但是在草擬起訴書之前，有一個先決問題，那便是：在這許多在押的甲級戰犯之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應該首先作為被告起訴，提請法庭列為第一案去審理？顯然，把全體在押戰犯都包括在一個案件中去起訴受審是不適宜的。那時正在開庭的紐倫堡國際法庭，其受審的被告德國首要戰犯也不過二十二人；而紐倫堡所審理的案情比東京法庭將審理的卻簡單得多，犯罪的年代也短一些。因此，國際檢察處遂決定首批受審的人數應以紐倫堡受審的人數為標準，即使稍微有所增加，亦不應超過三十名。

另外一個先決問題，便是：在控訴被告們的犯罪行為時，其犯罪年代應從什麼時候算起？到什麼時候為止？對於犯罪行為應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為止，檢察人員是一致同意的。對於犯罪行為應從什麼時候算起，他們之間卻存在著很大的不同意見，發生過嚴重的爭執。有些人說：遠東國際法庭審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犯們的罪行，而日本對外侵略之所以變為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是由於日軍偷襲珍珠港。進而引起它對一系列國家的戰爭，所以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應該作為犯罪日期的起點。有的人說：日軍之所以偷襲珍珠港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一系列太平洋國家作戰，都是為了要解決它對中國的戰爭，前者不過是後者的繼續和延長，因此，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應該被認為是犯罪日期的起點。又有人說：1937年盧溝橋事件不過是1931年9月18日日軍侵佔瀋陽和開始吞併滿洲(中國東北四省)的繼續和延長，事實上中日戰爭自那時起便已開始，因此「九·一八事件」應該被認為是犯罪日期的起點。更有人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所以發生，其導因是1928年4月日軍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事件，從那時起日本侵佔全中國的企圖便已暴露無遺，而中日實際敵對狀態那時便已發生，是故正本清源，被告戰犯們的犯罪日期應從1928年算起。最後的這個主張無疑地是比較正確的，合乎邏輯的。從中國人的觀點來說，也還算差強人意的。當然，這個日期還可以推得更久遠一點，但是推得太久遠了，提證是有困難的。

國際檢察處經過鄭重考慮和辯論之後，便決定採取最後的這一主張，因而對日本戰犯們提起控訴的犯罪行為是從1928年(皇姑屯炸案)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總共約十七年的光景。

在起訴對象的人數(約二十至三十人)和犯罪的時期(約十七年)兩個問題決定之後，檢察處面臨的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便是：哪一些在押的甲級戰犯應該首先被起訴？換言之，哪二三十名甲級戰犯應該被挑選出來作為第一案的被告，使其首先在遠東國際法庭受審？

這個問題在檢察處內部是有過很激烈的爭議的。誠然，對於某些罪大惡極、臭名遠揚的元兇巨魁如東條英機之流，大家是毫無異議的。但是對於比較次要的人物，各人卻有不同的意見。例如，蘇聯陪席檢察官自始便堅決主張鯰川義介(貴族院議員，滿洲重工業日產社社長)和中島知久平(中島飛機之創始人，歷任商相、鐵相、軍需相)應該列名為第一批受審的被告。但是季楠檢察長未予同意，因為鯰川和中島都是日本的大企業家、大資本家，而袒護財閥和資本家，自始便是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關於這一點，我們在評述鄉古潔(三菱重工業社社長)被突然釋放時便已經提到過。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和爭辯，季楠最後決定挑選下列二十八人作為第一批起訴的被告(其順序是按照其姓氏的英文字母的先後順序排列的)：

1.荒木貞夫(ARAKI，Sadao)

2.土肥原賢二(DOHIHARA，Kenji)

3.橋本欣五郎(HASHIMOTO，Kingoro)

4俊六(HATA，Shunroku)

5.平沼騏一郎(HIRANUMA，Kiichiro)

6.廣田弘毅(HIROTAKoki)

7.星野直樹(HOSHINO，Naoki)

8.板垣征四郎(ITAGAKI，Seishiro)

9.賀屋興宣(KAYA，Okinori)

10.木戶幸一(KIDO，Koichi)

11.木村兵太郎(KIMURA，Heit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