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作為農村學生，必須感謝土氣的90年代初
文 | 十年砍柴
「哥們兒，是『歡快』不是『方塊』，我來教你，h-u-an歡。」
「好的，h-u-an方。」
「唉，是歡、歡、歡，不是方！」
這是我剛上大學後印象最深的一件糗事。上鋪的一位甘肅籍同學強化我分清「h」「f」，折騰了一個晚上。而今回憶起來，滿是溫馨的感覺。即便當時，我也只覺得有趣，無絲毫的自卑感。
近些年來，名牌大學的農村學生比例越來越小，已然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這兩年來，教育部門和各高校出台一些招生政策，向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學生傾斜。
一些幸運的農村學生，進入到他們心儀已久的名校，往往一段時間有著巨大的挫折感，難以適應大學生活，和家庭優渥的同學難以交流，從而伴隨著自卑、焦慮……
每當看到這樣的新聞，我總慶幸自己是在土氣的90年代初讀完大學，而且在一所頗為土氣的名校度過4年時光。——我的母校蘭州大學，至今仍然是985高校中貧困生比例最高的一所。
蘭大校園一角（作者供圖）
我是上世紀80年代最後一年邁入大學校園的。大學生涯中，我似乎沒遇到什麼很傷自尊的事情，從進校第一天，就信心滿滿。
由於歷史原因，那年秋季開學很晚，我幾經轉車，坐了50多個小時的火車，在9月中旬才到了蘭州火車站。因為剛經過農事第一苦「雙搶」——搶收早稻搶插晚稻，再加上一路的風餐露宿，已是體瘦如猴，滿面塵灰，身上的廉價T恤已髒得看不清紋路。
火車站的「迎新點」已經撤離，我問了一路步行進校後，找到我的宿舍美美地睡了一覺，醒來後開始和同宿舍的室友交談，接下來逐漸地和全班同學熟悉。
我發現原來同學和我一樣土，有些甚至過於我，此前的種種擔心立馬煙消雲散了。
我住在一個中文系法律系混合宿舍里，中文4人法律3人。我所在的中文系4人全是從農村考入大學的，對面下鋪的兄弟是湖北武穴長江邊一個村莊長大，其上鋪的兄弟是江蘇南通海邊漁村的；我的上鋪老兄是在甘肅東部黃土高原窯洞里長大的，而我來自湘中農村。
他們的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我家好歹是「半邊戶」，即父親在外面工作，吃居民糧，母親帶著兒女在農村。比較起來我還有點優勢。
法律系的室友條件好一點，一位江蘇淮陰的老兄農村長大，另外兩人一位是甘肅天水市區的，家境最好，另一位是陝西寶雞鐵路子弟。這兩人無論從生活還是學習都沒有顯示出什麼優越感。
那一年招生銳減，整個蘭大中文系本科就招了一個班32人，其中男生19人，女生13人。農村生源差不多20人，其他10來個城鎮生源的多數來自小鎮、縣城，地級市的不多，副省級城市和省城只有重慶（當時沒有直轄）1人、貴陽1人、蘭州2人，來自天津的2位女生都是郊縣的。
當然，同學之間還是家境和知識結構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很小。比如，唯一在大城市長大的是來自重慶的「夫子」——他面容白皙、身材瘦高，舉手投足有一種文人的優雅，喜歡引經據典，故榮膺此綽號。他算是見多識廣了，也只是一些城市生活的常識——如坐公共汽車、看足球賽、打麻將、下小飯館點菜等等。
資料圖：1990年代蘭州公共汽車
大學第一個學期，略傷我自尊的事是普通話講得太差，這倒不是城鄉差別決定，主要是地域使然，我們班北方的學生佔了三分之二，即便是鄉村長大的，普通話說得也比較標準。
而我從小學到高中，所有的老師——包括語文老師，都是用方言授課，而且不止一種方言，湖南邵陽、婁底一帶十里不同音，我的高中老師有講邵陽話的，有講新化話的，有講湘鄉話的，就是沒人說普通話。
臨近畢業時，才有女生告訴我，第一個學期聽我說話，意思要靠猜。善良的女同學為了不傷我的面子，不管聽懂沒聽懂，一律點頭。
有一個晚上，我在宿舍里朗誦英國大詩人雪萊的《雲雀頌》（查良錚譯），頭一句便是 ： 祝你長生，歡快的精靈！
上鋪的老武正躺在床上看書，一聽不對呀，怎麼讀成「方樂的精靈」？於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那個晚上，老武硬是讓我對著鏡子發「h」的音，從那以後，我算是能把「弗蘭」念成「湖南」了。
還有一件很囧的事是一次上英語泛讀課，我很不幸被老師點名來讀課文。要知道，我們那個年代農村中學學生念的都是啞巴英語，完全靠死記硬背來應付考試。
我壓力山大地站起來，結結巴巴把課文讀完，漂亮的女老師說了一句：「好重的方言味，哪個地方的英語？」教師起了一陣鬨笑，但我也不是很在意，因為全班讀「啞巴英語」多年考上大學的遠不止我一個。
可以說，我的大學生活從一開始，就不壓抑，而且湘人的爭強好勝性格決定我在校期間還頗為驕傲。現在想想原因嗎，就是上文已經分析的那樣。
一是90年代初大學校園風氣純樸，或者說「土氣」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改革開放沒多久，社會貧富懸殊不大，城市和農村家庭出身的學生，家境有差別，但也沒有現在這種天壤之別，無非有些人過得殷實一點，有些人日子清苦一些。學生的貧富差別，也就是體現在中午打五毛錢的紅燒肉還是一毛錢的青菜。
二是我所就讀的蘭州大學農村學生佔大多數，中文、歷史、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尤其如此。即便是比較時髦的新聞、經貿、外語等專業，城市學生較多，但仍然沒有超過農村學生。
整個大學有一股濃濃的「鄉村風」，生活在其間覺得輕鬆、自在。或許孤懸西部的蘭大有些特殊，京、滬、杭、穗、寧等發達城市的名校，農村學生比例與蘭大相比較小一些，但也沒有現在這般懸殊，農村學生生活其間壓力肯定比現在小得多。
著名作家劉震雲有一次回母校北京大學做講演，說他1978年進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有一次問同宿舍北京長大的兄弟：
「課間女同學的嘴裡還得咀嚼著什麼呀？按照我在村裡的經驗，這是在我們村牛棚里才能出現的情況（即牛在反芻）。」
同學告訴他，那是在嚼口香糖！那時候，一個從河南來北京的鄉下人，真沒見過這洋玩意兒，好學的劉震雲只能「每事問」。但總體說來，這類尷尬都是無關緊要的事。
資料圖：1990年代蘭州自行車流
還有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不但沒有抹平城市學生和農村學生之間的信息鴻溝，反而加大了。
我記得第一次知道有網際網路這個玩意是大二時一位數學系的老鄉，告訴我蘭州有了個地方可以上網際網路，查詢國外的科研資料，一個是蘭州大學，一個是中科院蘭州分院。
在前互聯網時代，中學生、大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是閱讀——包括是教科書還是課外書，沒有那麼多的音樂、美術考級加分項目。不就是比拼誰讀書多嗎？
現在一些城市家境好的中學生甚至小學生已經游遍美日歐，農村學生除了待在故鄉拚命做題哪有機會遠足？青少年開闊眼界、獲取知識的渠道越來越豐富，如此農村學生的劣勢就很明顯了。
而且，要彌補這類差距，遠比以前圖書為王的時代艱難。
以科舉時代為例，曾國藩在28歲中進士以前，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偏僻的湘鄉農村，直到他第二次會試落第，回家繞道金陵時，才買了一套《二十三史》。參加會試時的曾國藩除了八股文、試帖詩和策論應付「高考」的知識與江南那些詩文化世家的子弟差別不大外，其他見識恐怕要淺陋得多。
但在可以通過閱讀彌補差距的時代，只要有一個圖書館，而且愛讀書，鄉下孩子很快就會趕超城裡的孩子。
從我讀大學的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從學前教育就開始了，到了高中階段更加明顯，大學名校的農村學生比例也隨之逐年減少。
有幸考上名校的農村學生從以前的多數派變成少數派，再加上高等教育家庭負擔的成本劇增，以及社會貧富懸殊的擴大，社會包括高等學校攀比、炫富之風流行等原因，那些從農村家庭走進名校的幸運兒，所受到壓力當然會遠遠大於我讀大學時。
假如我晚10年或20年從農村去讀大學，還有我當年走進蘭大後的自信滿滿和大學期間的從容么？真得感謝土氣的90年代初，感謝土氣的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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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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