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師生生活清苦，教授當掮客賺傭金，女學生伴舞計時論錢

汪曾祺在小說《日晷》中描寫的理科教授種蘭花，教授夫人賣蘭花以貼補家用，當日諒非鮮見，而年青的助教竟因營養不良而致死，怕也是實情。聯大的教學開支，尚要靠三校長之一的張伯苓長駐重慶專籌，師生的生活質素，自是難以維護周全。

抗戰軍興，平津陸續淪陷，各大學紛紛內遷。其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決議合校，校址最後設在昆明，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八年，這裡是中國的最高學府。

近年來西南聯大校史研究大熱，聯大教授之多，著述之富，課程設置之規範，校務管理之整治，都令後世學者嘖嘖稱羨。尤為人所讚佩的是全校師生身處如許逆境，仍能潛心教學，為中國學術、教育留得一分元氣，不枉了「剛毅堅卓」的四字校訓。

西南聯大

聯大師生的生活自然很清苦。汪曾祺先生的《新校舍》一文曾記述了學生的飯食：「學生吃的飯是通紅的糙米，飯里什麼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稱為『八寶飯』。……菜多鹽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還有一種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涼粉似的東西。」蘑芋和豆腐都是吸油的東西，沒有油，難吃的滋味可想而知。而汪先生在小說《日晷》中描寫的理科教授種蘭花，教授夫人賣蘭花以貼補家用，當日諒非鮮見，而年青的助教竟因營養不良而致死，怕也是實情。聯大的教學開支，尚要靠三校長之一的張伯苓長駐重慶專籌，師生的生活質素，自是難以維護周全。

這日讀黃裳的《音塵集》，不想倒有了另一面的發現。書中有《為美國兵活著的人們》一文，提到了「一個不甚為社會人士所熟習的組織」──清華服務社。黃裳寫道：

這個組織是由西南聯大裡面的教授們組成的。主持者是聯大的幾個校務委員──梅貽琦先生蔣夢麟先生等，裡邊的人材包括了聯大的機械土木教授。他們的業務是接收訂貨和包建房屋。事實上他們並沒有一架機器，只是做著掮客的生意。然而這塊牌子是響亮的。美國人是以結識社會名流為榮的。何況這又是中國屬一屬二的學府，這些教授大都來自美國的大學，他們去兜攬生意自然不是一般普通的掮客可以抗手，這樣，昆明的美軍營房，飛機場地，和一些發電機抽水機之類的大小生意都落在他們手中，再由他們轉包出去，給幾個小廠去承做。那一筆佣資很是可觀。一位聯大的教授，他是教飛機構造學還是什麼的已經記不清楚，在幾筆生意以後成了學校里的「資產階級」。我從一個做助教的朋友那裡聽到這珍奇的故事，他並不曾做過一點事，年終也分到幾萬元的紅利。

1946年梅貽琦夫婦離開昆明前合影

作者也承認：

在聯大里，文理法學院的教授們大抵清苦得只能吃稀飯過日子，有的人到重慶來開會還不得不賣去唯一的皮袍當旅費，然而這不是全部的事實。工學院就有很多教授是小闊人，因為他們能「學以致用」。

至於學生的賺錢法門，他居然也在《美國兵與女人》中提到一筆：

在蔣夢麟夫人領導之下，昆明的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的女生們都起而慰勞盟軍參與伴舞，那初意倒是並不為錯的，不過後來竟弄得計時論錢，如每小時四元美金，則大為失策，與普通的舞女沒有什麼分別了。

蔣夢麟（右二）與夫人陶曾谷（右三）

黃裳的這兩篇文字最初發表在《周報》上，後收入《關於美國兵》一書（1947年初版），書出後影響頗大，其時距抗戰結束甚近，當事人俱在，但並無人指摘這些細節，想來大致是不誣的了。

抄完上面的文字，有兩點感想。其一是看來無論什麼時候，亂世也好，盛世也好，學實用技術的學者總歸要比基礎學科學者的日子好過得多。這在今日社會，也早已見出端倪。明白這一點，學基礎學科的人就要會平衡心態，這點前輩學人做得很好，你看那麼多當時稀飯度日的文理法師生的回憶文字，全不提這些事，倒要黃裳一個外人來鳴不平。現代社會分工精細，總不能哲學家還像泰勒斯那樣去轉租磨坊，像叔本華那樣去炒股票，語言學家也不能像前輩子貢那樣去跑單幫。

另一點感想是而今學術史上的「神話」層出不窮，比如陳寅恪，比如西南聯大，比如王小波，比如「自由主義」。其實在中國的許多事情，幾千年來實在變易不大。就如西南聯大師生的吃飯問題，連最具浪漫氣質的教授聞一多都要靠治印的潤資度日，汪曾祺和朱德熙拿英漢字典換一頓早飯，於今看來頗有點風流韻事的味道，個中酸辛卻不足為外人道。即便是「清華服務社」之類，相信蔣、梅諸先生也是不得已，總不能忍視學校師生挨餓，救得一個是一個罷。這和如今北大推倒圍牆之類有多大不同？現在老拿西南聯大說事兒，閉口不提這些「形而下」的艱難，只顧證明學術規範和清節特操我們「古已有之」。要指望樹這個來「穩定知識分子隊伍」，我看沒有必要，倘想用這個來指斥現在的多數人「投降」，更是可笑。社會不能保證大學裡的知識精英平均水準以上的物質條件，卻拿「過去的教授」的標準要求他們，豈不怪哉？白崇禧在湘桂戰役時致電蔣介石曰：「自古未聞有饑寒交迫之兵而能殺敵致勝者也。」同樣，從來沒有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在衣食難全的境況下，能長久維持學術規範和獨立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