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稱「中華」解放者，簽訂條約不同意清政府用「中國」二字

文｜雪珥

1894年甲午戰爭中，日本軍隊登陸中國之後，一方面大肆屠殺，另一方面卻又大力展開了所謂的「文力征伐」。其中非常核心的一點，就是自稱「中華」解放者。在日軍所發布的大量文告中，自稱為「驅除韃虜」的解放者，公開號召漢人「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

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這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

日本繪畫中的甲午戰爭

早在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過程中出現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談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頓。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這樣的要求，被中國代表力拒：「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雙方陷入僵局。後經李鴻章親自出面，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這在表面看是雙方各讓一步，實際上是中國從慣例上讓步了。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大清」而非「中國」，導致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方面辯稱，其漢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譯文，「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

除了自詡中華之外，日本人還進行了精心的包裝，將其侵略之戰轉為所謂文明對野蠻的戰爭。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認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進步為目的」，因此這場戰爭「不是人與人、國與國之戰，而是一場宗教戰爭」。

福澤諭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諸國威迫我東洋之勢，無異於火之蔓延。然而東洋諸國，特別是與我毗鄰的中國、朝鮮等反應遲鈍，不能抵擋其威迫之勢，猶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勢。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單是為了他國，也是為了我自己，這一點可想而知。以武力保護他們，以文明開化他們，必須使他們效仿我國，迅速輸入近代文明。」

與福澤諭吉相同，日本另一啟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戰爭作為精神問題」，認為「日清戰爭的真正動機，是新舊兩種精神的衝突。為了邁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揚眉吐氣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們的國策」。

日本甲午戰爭浮世繪

在這樣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飾下，日本給自己賦予了亞洲解放者和文明傳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對華宣戰詔書中，就有「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這樣的「導語」，立論上遠比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要堂皇高遠得多。

這種自我認知，已經成為日本人歷史觀的主流，即使二戰結束的一甲子間，日本思想界和政界雖然認為「昭和(特別是前半期)是悲慘污辱的時代」，但都共同堅信「明治是榮光的時代」，即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之前的日本對外政策偉大、光榮、正確。作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場對外戰爭，甲午戰爭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