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口述歷史：設計師在紐約時裝周的首次亮相和其他重要時刻
美好的、糟糕的、尷尬的……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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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九天的紐約時裝周已經進入了第 75 個年頭，舉辦了 151 場時裝秀（第一場正式時裝秀舉辦於 1943 年，使用的是「新聞發布周」[Press Week]的名稱）。許多設計師對於這項半年一度的聚會的未來提出了疑問。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設計師黛安·馮芙絲汀寶（Diane von Furstenberg）表示：「我們正在面對一個時代的終結。不過我們不必留戀過去。未來將會更加激動人心。」
未來也許非常激動人心，但是對於這個行業的許多人來說，過去仍然是值得紀念和回味的。在這篇報道中，許多時尚界名人回憶了他們過去的經歷，包括那些美好的、糟糕的、尷尬的和永恆的記憶。
首秀：年輕人的喜悅和無知
黛安·馮芙絲汀寶
當我經歷第一次時裝周時，我甚至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次時裝周。那是 1973 年，當時我們在皮埃爾酒店裡。我還有一張那時候的照片，我穿著印有蛇形圖案的連衣裙，和傑里·霍爾（Jerry Hall）以及我的孩子們在一起。他們那時很小。
卡羅琳娜·埃萊拉（CAROLINA HERRERA）
1981 年，我在大都會俱樂部（Metropolitan Club）舉辦了第一次時裝秀。當時現場演奏著科爾·波特（Cole Porter）的音樂，整個紐約市的名人都到場了：既有黛安娜·弗里蘭（Diana Vreeland）和 C·Z·格斯特（C. Z. Guest），也有南·肯普納（Nan Kempner）、傑里·吉普肯（Jerry Zipkin）、康斯薇洛（Consuelo）和魯迪·克雷斯皮（Rudi Crespi）。比安卡·賈格爾（Bianca Jagger）和史蒂夫·魯貝爾（Steve Rubell）也來到了現場。一開始他們不讓史蒂夫入場，因為他沒戴領帶，結果史蒂夫特地去 Bergdorf Goodman 百貨店買了一條領帶。
邁克爾·科爾斯（MICHAEL KORS）
1984 年秋天，我的第一次時裝秀在第 18 號街和第六大道交匯處的塔沃爾美術館（Tower Gallery）舉行，這裡目前已經變成了 Bed Bath & Beyond 百貨公司。時裝秀當天，我走進美術館，發現牆上掛著各種藝術品，而且牆壁是深藍色的。這種藍色讓我產生了一種精神崩潰的感覺。我問美術館主人，我們能否摘下藝術品，將美術館粉刷成白色，並在時裝秀第二天早上將藝術品重新掛回去。主人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我並沒有想到油漆的味道可能讓觀眾感到窒息。
1985 年春季臨時裝秀結束時的邁克爾·科爾斯。圖片版權：Tony Palmieri
唐納·卡蘭（DONNA KARAN）
當時是 1974 年，我剛剛接到了安妮·克萊恩（Anne Klein）去世的電話。（唐納·卡蘭和路易斯·德洛利奧[Louis Dell』Olio]都是 Anne Klein 公司的設計師。）之前沒有人告訴我她得了重病。我很憤怒，但在那個時代，人們不願意談論癌症。我的女兒也在同一周出生了。我待在醫院裡，他們給我打了電話，問「你什麼時候回來工作？」，我說：「你不想知道我生的是男孩兒還是女孩兒嗎？」
斯蒂芬·伯羅斯（STEPHEN BURROWS）
1969 年春天，我的第一次時裝秀在公園大道南的 O Boutique 精品店舉行。這個精品店是由藝術家詹姆斯·瓦爾克斯（James Valkus）創辦的，裡面有各種繪畫、雕塑和我的服裝，所有這些都是在商店的地下室里製作的。時裝秀是在臨街的窗邊進行的。我們使用了 R&B; 音樂，現場的氣氛非常火爆。一些人站在店裡，另一些人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觀看。許多服裝都是中性的拼布皮革和絨面革上衣和褲子，以及雪紡綢和針織上衣、襯衫和 T 恤，所有這些都可以在第二個星期在這家商店裡買到。我的團隊在樓上組織時裝秀，我在地下室里，沒能看到這次時裝秀。
扎克·珀森（ZAC POSEN）
2002 年 2 月，在展示我的第一批作品之前，我在父母的客廳里進行了事先預演。我用我從朋友和家人那裡借來的一點種子資金和我小時候在「春天大街」擺攤賣檸檬水攢下的一點錢製作了首批服裝。
王大仁（ALEXANDER WANG）
2007 年秋天，我們的第一次時裝周時裝秀在切爾西的一個庫房裡舉行。那次活動的後台工作非常緊張。我還記得當時的模特導演簡直要崩潰掉，因為所有模特和化妝師（他們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都在吃油膩的披薩，導演說：「亞歷克斯在哪兒？」當時我也在那兒吃披薩。那種場面我永遠也忘不了。
米格爾·阿德羅韋爾（MIGUEL ADROVER）
昆廷·克里斯普（Quentin Crisp，英國同性戀電影人）是我的鄰居。我們經常一起在小餐館裡吃早餐。他曾不止一次告訴我，他從不打掃衛生，房間里的灰塵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當我聽說他去世的消息時，我感到非常難過。後來，當我看到他家門前的一個舊床墊時，我意識到：「哦，天哪，這一定是昆廷的床墊。」我們把床墊搬到地下室里，將其拆開。床墊外面並不臟，髒的是裡面。到處都是蟲。我們都起了皮疹。不過沒關係，我總是很喜歡廢物利用。這是我對這個世界所崇尚的一次性文化的回應。
約瑟夫·奧圖扎拉（JOSEPH ALTUZARRA）
我在時裝周上的第一次時裝秀是在 2009 年秋天。我們為整個時裝秀準備了高達 3000 美元的資金。我們找到了切爾西的一家小型美術館，和他們達成了交易。我們會付給館主一點錢，並且為他的助理提供一件連衣裙。後台很小，更像是一間帶有衛生間的庫房。我們擁有大約 15 位模特和 19 套服裝。我的媽媽做了一些餅乾，帶到後台給模特們吃。這就是我們的工作餐。
里奧·烏里貝（RIO URIBE）
在我看來，我的第一次時裝秀應該是 2014 年 9 月在華盛頓廣場公園為 2015 年春季時裝周而準備的時裝秀。這是一場非常公開的秀。那時我經常流連於華盛頓廣場，和那裡的許多演出人員成了朋友（他們會定期來這裡表演）。最終，我在時裝秀中使用了這些演員。小手鼓表演者、大提琴手、體操運動員、霹靂舞演員——他們都來了。現場非常活躍，感覺很紐約。
勞拉·穆里維（LAURA MULLEAVY）
2006 年秋天，我們在第 79 號街和第五大道交匯處的烏克蘭研究院（Ukrainian Institute）舉行了我們的第一次紐約 T 台秀。你很難讓人們離開大多數時裝秀的集中舉辦場地，單獨去看你的時裝秀。不過我們來自加利福尼亞，不了解情況。我們既不了解這座城市，也不知道如何舉辦時裝秀。當我們晚上抵達紐約市的賓館房間時，我們想：「怎樣設計時裝展覽呢？該怎麼組織呢？」我們感覺自己陷入了困境。
唐納·卡蘭
轉折點出現在 1985 年，當時我離開了 Anne Klein 公司。我對我的老闆說：「我打算成立一家小公司。」那個時代的女人穿著襯衫、戴著小領帶上班。我想：「她們的性感在哪裡呢？舒適性在哪裡呢？當你下班時，你應該穿什麼衣服呢？如何在旅行時將你的所有服裝塞進一個手提包里呢？」這就是 Seven Easy Pieces 誕生的原因。
諾瑪·卡瑪麗（NORMA KAMALI）
對我來說，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就是睡袋服的誕生。那是在 1970 年代。我和一個活潑而又性感的傢伙在一起，我們總是去野營。到了晚上，森林裡很冷。一天晚上，我把自己裹在睡袋裡，起來上廁所。在我跑向廁所的時候，我想：「我需要給這個東西加上袖子。」
當我返回工作室時，我從睡袋上取下拉鏈，將其放平。我希望將每一寸材料利用起來。我做到了。它成了一代又一代羽絨服和夾克的設計靈感。
9/11 發生後，我們忙著用我們手頭上的一切材料製作睡袋服。它們被人搶購一空。你可以看到人們在機場休息室和酒店大廳里穿著睡袋服睡覺。當時這種衣服是我們的主打產品。
邁克爾·科爾斯
第一場時裝秀的美髮師是我的朋友，他從未接手過時裝秀的工作，對於髮型和試妝都沒有概念。他給每個模型做了完全不同的造型，這些造型完全沒有任何一致性可言。不過，模特姑娘們——伊曼（Iman）、黛安·德威特（Dianne deWitt）和穆尼亞（Mounia）非常支持他的工作。
約瑟夫·奧圖扎拉
我們只為模特準備了六雙鞋，因此當第一個姑娘回來時，我們把她的鞋換下來，給下一個人穿上。如果這個姑娘的尺碼不一樣，我們就會在她的鞋子里墊上舒潔紙巾。在整個展示過程中，我們一直跪在地上給模特換鞋。
邁克爾·科爾斯
那天的後台太瘋狂了。我在 Barneys 百貨商店買了三雙黑色 Maud Frizon 平底鞋，在 Bergdorf Goodman 買了三雙 Charles Jourdan 高跟輕便舞鞋。我們用這六雙鞋輪換著完成了整個時裝秀。每當一個姑娘從 T 台上下來時，我們就要脫下她的鞋子，然後給下一個姑娘穿上。
約瑟夫·奧圖扎拉
一開始我們沒有燈光、沒有音響、沒有暖氣。我身邊只有一個造型師和一個攝影師朋友，這個朋友在時裝秀開始前兩個小時才來到現場，他幫助我們接了一盞燈，可以照到所有模特出場的地方，並且設置了一個音響喇叭。
瑞秋·佐伊（RACHEL ZOE）
在 90 年代早期，紐約是超級名模和卡爾文（Calvin）、唐納（Donna）和馬克（Marc）等著名設計師的天下。在那個時代，造型師完全隱藏在幕後。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沒有人認識我們。不過沒關係，我已經做好了一直待在幕後的打算。
隨後，在巧合、環境、流行文化以及我與好萊塢之間的關係的共同作用下，情況發生了變化。我走到了前排。那也許是在 2003 年或者 2004 年。那時我仍然是一個天真浪漫、酷愛時尚的姑娘。設計師突然受到了歡迎，他們自己也成了明星。不過我從未想過我的存在有任何特別之處。即使是現在，當我出席一場時裝秀時，我也不認為每個人都能記得我。在最近的一次活動中，我對我旁邊的人說：「你好，我是瑞秋。」她看了我一眼，說：「是的，我知道。」我感到自己有些愚蠢。
邁克爾·科爾斯
那個時代沒有攝像機，所以你在後台上看不到觀眾。不過，我可以聽到每個模特退場時的掌聲。後來我發現，每次打破沉默帶頭鼓掌的人都是《Vogue》的編輯波利·梅倫（Polly Mellen）。
王大仁
時裝秀結束時，人們像瘋了一樣，他們鼓掌歡呼，甚至將手裡的東西拋到空中。感覺就像足球賽一樣。
約瑟夫·奧圖扎拉
到了最後，我從後台出來，發現每個人都站在那裡——沒有一個人坐在座位上。這是一個非常甜蜜的時刻。
邁克爾·科爾斯
在那些日子裡，每當時裝秀結束時，我就會和模特們走到前台。觀眾沸騰了，我身邊的姑娘們微笑著歡呼鼓掌。現在人們很少真正出現在時裝秀現場，他們都在忙著刷自己的 iPhone。
身處高位的朋友們
安娜·蘇（ANNA SUI）
那是 1991 年 2 月。那是超級名模的時代。娜奧米（Naomi）、琳達（Linda）和我的所有朋友都登場了。斯蒂芬·邁澤爾（Steven Meisel）和保羅·卡瓦科（Paul Cavaco）催促著我走完了整個過程。在展示過程中，安德烈·利昂·塔利（André Leon Talley）一直在談論他對於服裝和模特的看法。整個過程很快就過去了。在我的記憶里，它就像是一場夢。到了最後，我記得我和保羅對視了一眼，我們都哭了。
塔庫恩·帕尼克歌爾（THAKOON PANICHGUL）
2005 年春天，我們在西切爾西第 18 號街的一座照相館裡舉行了我的第一次時裝秀。那次活動的場地很小，時間段又不是很理想，因此我擔心不會有人到場。不過，Barneys 百貨的時裝總監朱莉·吉爾哈特（Julie Gilhart）一直在對人說：「塔庫恩的秀值得一看。」而且，薩利·辛格（Sally Singer）也在《Vogue》上寫了一篇推薦文章，因此我們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
米格爾·阿德羅韋爾
1999 年，《Vogue》從我的第一批作品中選取了兩個單品：一條用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手提包製作的迷你裙，以及一條用水蟒製作的連衣裙。那是一塊生蛇皮，大約有 14 米長，氣味非常難聞。這些衣服被送到斯蒂芬·邁澤爾那裡拍照。當它們該被退回時，這些衣服不見了。《Vogue》給了我 1.2 萬美元，以補償這筆損失。有了這筆錢，再加上我的父親和李·亞歷山大·麥昆（Lee Alexander McQueen）借給我的一些錢，我為我的第二次時裝秀湊足了資金。
卡羅琳娜·埃萊拉
比爾·布拉斯（Bill Blass）幫助我找到了一些非常優秀的模特：伊曼、阿爾瓦·欽（Alva Chinn）、黛安·德威特。整場秀非常有魅力，不過你知道，在 80 年代，女人們都在追求如何變得更加優雅。
吳季剛
2008 年 9 月，我們展示了我們的春季系列。我們在場外一個叫「出口藝術」（Exit Art）的美術館舉行了展覽。那也是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第一次出席紐約時裝周。我那些追求新潮的零售客戶都來了。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的團隊也來了。那時她還不是第一夫人。我為她做了三件服裝，她都穿了。其中一件是帶有小黑點刺繡的白色棉麻連衣裙，她在感恩節接受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採訪時穿了這件連衣裙，效果非常好。
拉爾夫·勞倫（RALPH LAUREN）
我還記得 1970 年代早期，比爾·布拉斯、奧斯卡·德拉倫塔（Oscar de la Renta）和約翰·韋茨（John Weitz）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在城外為新聞媒體舉辦的埃莉諾·蘭伯特（Eleanor Lambert）時裝展上展示自己的作品。我當時在做男裝，也許剛剛開始做女裝。我那時很年輕。我的時裝秀取得了成功。事後比爾對奧斯卡說：「如果你想得到人們的注意，永遠不要邀請狗和孩子。」他所說的「孩子」就是我。
難忘時刻：將時尚轉變成戲劇的荒誕古怪的活動
安德烈·利昂·塔利（時裝編輯）
1970 年代，霍爾斯頓在奧運塔（Olympic Tower）的時裝秀是當時的一項重要活動，這項活動使用了人們之前從未見過的現代主義風格，背景採用了玻璃牆，可以一直看到繁華的商業區。
他似乎知道人們喜歡華麗的服裝。他可以用一根 Elsa Peretti 蛇皮帶或是一套漂亮的銀色弔帶以及搭在一邊的羊絨披肩，將一件垂地羊絨毛線衣轉變成一件晚禮服。他的 Ultrasuede 兩件套毛衣成了整個 1970 年代的時尚語言，而且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他的時裝秀將那個時代的時尚、藝術、文化和社會元素結合在了一起。你可以在同一排觀眾席上看到拿著相機的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瑪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莉莉·奧金克洛斯（Lily Auchincloss）、黛安娜·弗雷蘭（Diana Vreeland）和比安卡·賈格爾。
他的團隊和班底是他的那些模特。他們共同出席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舞會，出入各種俱樂部，穿著得體而又令人眩目的晚禮服出現在紐約市的重要場合。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集體，他們與莉莎和安迪共同出席了 54 俱樂部（Studio 54）的晚宴。
帕特·克利夫蘭（模特）
1970 年代，我們經歷了某種新奇的事物。我們有了俱樂部：Loft、Circus、私人俱樂部，這些俱樂部擁有共同的特徵：陰暗而性感。一天晚上，史蒂夫·魯貝爾被一傢俱樂部拒之門外。他轉身對我說：「我要報復。你看著吧，帕特。每個人都會到我的俱樂部來。」
於是我們有了這家神奇的 54 俱樂部，在這裡，你可以精心打扮，供人欣賞。我們穿著這些透明的金色薄紗連衣裙和電力十足、令人眩目的鞋子。我們把頭髮披散開，梳成蓬鬆狀。每個人看上去都在閃閃發光，就像在童話世界裡一樣。那個時候，人們可以在 T 台以外走秀，並且從變裝皇后身上獲取靈感。這些元素都會反映到街頭和秀場上。
西蒙·杜南（SIMON DOONAN，Barneys New York 自由創意大使）
我所見過的最有活力的秀就是萊恩·布賴恩特（Lane Bryant）的展覽。造型師是弗雷迪·萊巴（Freddie Leiba）。在過去，如果你是個體型很胖的女士，你必須將端莊和遮蓋作為你的時尚方向。不過在弗雷迪的設計下，那次展覽開放而性感。我坐在艾薩克·海耶斯（Isaac Hayes）的旁邊。他穿著一件奇特的帶有花紋的寬鬆長袍。在整個時裝秀的過程中，他的讚美之辭不絕於耳，他一直在說：「天哪，這些女士實在是太迷人了。」
朱莉·吉爾哈特（時裝顧問）
我年輕的時候在 Neiman Marcus 擔任採購員，我還記得當時我去了紐約，在麗茲卡爾頓酒店觀看了斯蒂芬·斯普勞特的時裝秀。那次活動真是讓我大開眼界。那時我來自達拉斯，思想頗為保守。你能想像出那次展覽對我來說有多震撼。我第一次看到了轉性模特特麗·托伊。我那時甚至不知道轉性是什麼意思。
尼恩·菲什（NIAN FISH，創意總監，電影製作人）
1994 年春天，我在 Calvin Klein 的一次時裝展上負責創意諮詢和製作。我們正在給模特試衣服，身高 1.85 米的女漢子娜嘉·奧爾曼（Nadja Auermann）走了進來。卡爾文給她穿上了一件典型的祼色雪紡綢背心式連衣裙。她看上去漂亮極了，她的身體將連衣裙完全撐了起來。
此時，凱特·摩絲（Kate Moss）也在架子後面的更衣室里等待。卡爾文說：「把這件裙子給凱特穿上。」我們就給身高 1.73 米的凱特穿上了連衣裙。結果裙子在她身上顯得特別寬鬆。卡爾文看了一眼，說：「給她穿上平底涼鞋。」我說：「取下內襯。」
那一刻，我們的摩絲從一位充滿陽剛之氣的健壯豐滿的影星模特轉向了一個沒有化妝、頭髮平直的十幾歲姑娘。「流浪兒」的概念就是這樣誕生的。
艾德·菲利波夫斯基（ED FILIPOWSKI，KCD 董事長）
我還記得「佛洛伊德」颶風（Hurricane Floyd）來時的那一個時尚季。那是 1999 年的 9 月，我們舉辦了兩場時裝秀。一場時裝秀是海爾姆特·朗（Helmut Lang）在他位於格林街（Greene Street）的門店裡舉辦的，那可能是他在紐約舉辦的第一場時裝秀。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時身處這場巨大風暴中心的他有多冷靜多鎮定。水從前門湧進來，我們讓人拖乾地板，抵抗水流。
雖然天氣惡劣，但人們還是來了，每個人都來了。
同一天，Alexander McQueen 在華盛頓州西側公路（West Side Highway）的一處碼頭舉辦了時裝秀。當時是颶風颳得最厲害的時候。他們把布萊恩特公園（Bryant Park）所有的帳篷都收了。
麥昆本人沒有海爾姆特那麼鎮定自若。對他來說，在紐約舉辦時裝秀是一種個人投資。頗有些諷刺意味的是，當時他的秀台布景全都是和水有關係的。那就是那麼設計的：根據他的計劃，T 台上應該刷上這種閃光的粘性塗料。時裝秀快結束的時候，三英尺長的長釘自動從水上冒了出來。T 台突然就變成了釘床。
時裝秀結束的時候，麥昆跑了出來。當時他的褲子都「傷風敗俗」地在 T 台上掉了下來。這場時裝秀到底還是辦完了，他太高興了。
前排：一探時裝秀觀眾席座位表的藝術
西蒙·杜南
1980 年代，比爾·布拉斯（Bill Blass）和奧斯卡·德拉倫塔吸引了新社會的女性們。這兩位設計師本身就是那個世界的名人。我記得一次時裝秀上，我意識到自己就坐在馬拉·特朗普（Marla Trump）的身邊。最終，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黛安·索耶（Diane Sawyer）等女性也出現在了秀場前排。演員們稍後也加入了進來。
1995 年烏瑪·瑟曼（Uma Thurman）身穿淡紫色 Prada 長裙出現在奧斯卡紅毯上的那個時刻，可謂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時刻，它標誌著設計師們開始把為名人做造型當成了時尚。免費贈品開始出現在了時裝界，演員們成為了為他們做造型的設計師重要的市場營銷工具。但當他們開始出現在時裝秀上時，我花了好些時候才理清楚頭緒。當時我想：「我知道這些人熱愛購物，不知道他們還去哪些貿易展覽會。」
伊娃·朗格利亞（EVA LONGORIA，演員）
2000 年代中期，我開始出席時裝秀。但是女演員其實不怎麼常去時裝秀，因為到處都是攝影師。那看起來就像是一場活生生的怪咖秀。我坐下來，心想：「哦天哪，我該把腳翹起來嗎？還是我不該翹腳比較好？我會不會把模特絆倒？」秀場的座位很小，帳篷很熱。接著，時裝秀開始了。然後在我甚至都還沒意識到的時候，時裝秀就結束了。
艾米·羅森（EMMY ROSSUM，演員）
我是在歌劇的世界、紐約的世界長大的。所有的一切都令人生畏，因此也就沒有什麼東西能嚇到我了。唯一真的讓人覺得有些嚇人的就是攝影師搞的突然襲擊，他們會拍下你坐在前排的照片。就算是現在，第一道閃光燈閃的那一剎那，你肯定也會驚得停止呼吸。
羅伯特·弗迪（ROBERT VERDI，電視明星、權威造型師）
2008 年，我出席了 Richie Rich 的時裝秀。那是一場最邊緣化的時裝秀，但我很喜歡這位設計師。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應該出現的，但她來晚了，他們為此延後了這場秀，等待她的到來。台下的觀眾們不安地騷動起來，他們在座位上焦躁地挪動著身體，互相竊竊私語。當時我的座位和布蘭妮的座位之間大概隔了三四個位子。突然之間，布蘭妮就在她保鏢的護送下快速穿過人群走了過來。他們把其他人都擠到了一邊。她穿著很高的高跟鞋，一點都不優雅地踩在了我的腳上。她可沒有芭蕾舞明星米斯蒂·科普蘭（Misty Copeland）那麼輕盈，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的腳被她踩得有多疼。
妲薇·蓋文森（TAVI GEVINSON，博主、演員）
我第一次參加時裝周是在 2009 年。那時候 13 歲的我就坐在 Rodarte 和 Marc Jacobs 秀場的前排位置。要是那天我沒去的話，我也會在午餐的時候呆在學校圖書館，看那天早上被上傳到網路上的這幾場時裝秀。我很高興能到現場親眼看到這幾場時裝秀。有些人討厭我。直到現在，我還是會在紐約碰到這樣的編輯或其他一些人，他們曾假裝關心我地寫過一些讓人感到很不快的關於我的東西。他們寫道：「長大以後，所有這些負面報道會對她有怎樣的影響？」然而就是他們寫了關於我的所有負面報道。
嘉蘭絲·杜雷（GARANCE DORé，攝影師、博主）
起初，我覺得我真的不太明白時裝秀 T 台下座位安排的重要性。我本來不覺得坐在前排是什麼很了不起的事，直到人們開始用不一樣的眼光看我時，我才意識到了這一點。
薩沙·查爾寧·莫里森（SASHA CHARNIN MORRISON，時尚編輯）
近十年前，BCBG 秀場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了 The Blonde Salad 和 Cupcakes and Cashmere 這兩個網站的編輯之間時，我就知道我可以不用再去看時裝秀了。
布萊恩博伊（BRYANBOY，博主）
很久以前，一位編輯曾對我說：「布萊恩，趁有機會的時候好好享受這一切吧。我們大多數人還在這裡的唯一原因不過就是為了讓那邊守門的人在 iPad 上檢查核對我們的名字。」
妲薇·蓋文森
時裝周可不是什麼讓你組建溫馨家庭的地方。
等待安娜
勞拉·穆里維
我們的許多朋友從洛杉磯趕來參加時裝秀，他們通常會坐在後排鼓勵我們。但在那之前，他們會在前排拍照片。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最棒的一張照片拍的是安娜·溫圖爾的座位，那把椅子上還放著寫有她名字的座位卡。每年我們都會拍一系列新照片：有時候畫面里是那張椅子，有時候則是坐在椅子上的安娜。她常常是第一個出現在秀場的人。那時倒數計時就開始了。你會有一種感覺，好像她一現身，時裝秀就得開始了。
吳季剛
當我們看到她的時候，就表明我們得把模特叫到一起（準備開始時裝秀）了。
維斯·高登（WES GORDON）
安娜·溫圖爾出席過我早期的時裝秀。當時她是第一個到場的人，觀眾席上除了她以外就只有我媽媽在。我媽媽是一名可愛、和藹的女性，她看了一眼安娜，心想：「這個獨自來這兒的可憐女人是誰？我得坐過去跟她說說話。」幸虧那時候我在後台，不然的話我肯定會犯心臟病。不過當我在監視器顯示屏上看到全過程的時候，我只有一個想法：「發生了什麼？發生了什麼？」
里奧·烏里貝（RIO URIBE）
我們總會為安娜·溫圖爾保留一個座位。事實上，我會自己挑選我希望她坐的位置，我會就此事和我的公關爭論一番。對於我希望她以什麼樣的方式、從哪個特定的有利位置觀看時裝秀，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對於一名設計師來說，時裝秀上她的出席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大事兒。到現在我還沒有經歷過這場大事兒。
尼古拉斯·孔茲（NICHOLAS KUNZ）
我們總是會邀請安娜，但她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挑戰歐洲的時裝秀：紐約時尚日程發生了變化，唐納·卡蘭的夏天因此被毀。這是怎麼一回事兒？
艾薩克·麥茲拉西（ISAAC MIZRAHI）
多年來，紐約時裝周的舉辦時間一直比歐洲晚。如果你在紐約時裝周上展示了某些有創新性的東西，那就會有人說你狂妄自大。這真的很讓我心煩。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想要隨波逐流的設計師。（1990 年，）我們開始在勞工節後舉辦時裝秀，這股潮流終於發生了變化。
卡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
這真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我的密友唐納·卡蘭很生我的氣。她曾說：「你們現在毀掉了我們的夏天！」（當時我們把時裝周的時間調整到了勞工節後。）另一方面，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媒體可以在看到歐洲的時裝秀之前看到美國的設計師們在做些什麼。那時，如果你和歐洲人想法一致的話，你常常會被認為是在模仿歐洲的設計。所以我說：「我們先展示我們的作品，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消滅這種總是揮之不去的想法了。」
艾薩克·麥茲拉西
1980 年代末，法國人總是正確的。如果你跟著法國人的想法走，那你就是符合潮流的，你的作品就能在 Bloomingdale百貨店大賣。大家覺得你應該在法國設計師克里斯汀·拉克魯瓦（Christian Lacroix）舉辦過時裝秀後照樣設計一系列拉克魯瓦式的服飾。這種想法真的讓人很不舒服。
卡爾文·克萊恩
我向所有人解釋說，提前後的第一季肯定會碰到些困難，因為我們設計製作時裝系列的時間變短了。人們擔心的一大重要問題是：工廠是不是能夠早一點發出我們的布料樣品？因為給米蘭的布料樣品是最早發出的，接下來是巴黎，工廠常常會為那些城市的設計師準備好合適的布料樣品。但他們和我們合作了，第一個這樣的時尚季過後，每個人都適應了，這沒什麼困難的。
艾薩克·麥茲拉西
我們是跟風抄襲者這種想法當時還沒有完全被消除。我還記得做 Eskimos 系列時裝秀時的陶醉感受。那一系列作品受到了很高的讚譽，但我個人很不喜歡。當時發生了一些很瘋狂的事：Jean Paul Gaultier 的秀場上也出現了 Eskimos 系列。那可真是要殺了我了。我心想：「哦天哪，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努力工作，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改進。現在他們肯定會覺得我這麼做是因為高緹耶這麼做了。」
成長發展的陣痛
費爾恩·馬利斯（FERN MALLIS，時尚顧問、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Council of Fashion Designers of America）前執行董事）
1991 年我被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僱傭時，他們把我帶到了我的辦公室。那裡真是一團亂。老舊的金屬文件櫃堆在貨物升降機後面的一間房間里。你得從桌子邊上站起來，走到櫃檯才能用那裡唯一的一台電話。我心想：「這是真的嗎？這就是美國時尚業的總部嗎？這裡得有所改變才行。」
艾薩克·麥茲拉西
在我最早期的一些時裝秀中，安全問題完全沒人審查。除我以外的那群人到底是怎樣在這麼小一個地方待下來的？我們在市中心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舉辦了時裝秀。我們發現那裡可以租一天。於是我們安裝了有史以來最長、最窄的 T 台，而且這個 T 台相當高。化好妝、梳好頭髮、穿好衣服的女孩子們好不容易才上了台。那可真是驚心動魄。
費爾恩·馬利斯
那時，許多設計師還是在他們的展示廳里舉辦時裝秀的。那些地方都很容易著火，而且沒有出口。我記得當時《Harper』s Bazaar》的編輯麗姿·提爾布里斯（Liz Tilberis）在第七大道 550 號一間貨梯後面被拉了出來。某個時尚季，艾薩克·麥茲拉西在拉法耶特街（Lafayette Street）舉辦了一場時裝秀，電源掛了。大家在那裡坐了半個小時，他們才修好了發電機。那可真是一場噩夢。我告訴我自己：「我覺得我的工作內容剛剛發生了改變。」當時我們的使命變成了為時尚業組織一次安全的時裝周。
卡爾文·克萊恩
我們決定找一個美國設計師可以舉辦時裝秀的地方，找一個像巴黎的時裝秀場一樣的地方。我第一次去了巴黎觀賞時裝秀。我想要了解一下它們給人一種怎樣的感受，它們看上去是怎樣的。後來我有了機會。一天晚上，我到黛安·馮芙絲汀寶家裡去參加一場派對。我和瓦倫蒂諾聊了聊在一個巨大的場館舉辦時裝秀是一種怎樣的感覺。他告訴我：「你知道，當你這麼做的時候，你就得把衣服做得更誇張一點。不然的話根本沒有人會看這些衣服。」
費爾恩·馬利斯
我開始籌錢。我查看了美國每一個空停車場、每一個空碼頭和時報廣場每一處經濟不景氣期間停止建造的空置建築物。
那時我們已經意識到布萊恩特公園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了。但是，我們得籌集資金。她問我們：「你們需要多少錢？」我告訴她可能需要五十萬美元。她說：「讓我和（康泰納仕集團[Condé Nast]主席）西·紐豪斯（Si Newhouse）聊一聊，稍後告訴你結果。」
她馬上就去和西談了談，西給了我們第一筆 100000 美元的資金。然後赫斯特集團（Hearst）的出版人 D·克拉埃斯·巴倫博格（D. Claeys Bahrenburg）說，《Harper』s Bazaar》會向我們提供 100000 美元。再接著，《Elle》的出版人、樺榭菲力柏契集團（Hachette Filipacchi）的大衛·佩克爾（David Pecker）也給了我們 100000 美元。
斯坦·赫爾曼（STAN HERMAN，設計師、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前主席）
在紐約尋找合適的地方真的很難。人們不擅長盡全力去尋找這些地方。歐洲舉辦的時裝秀更多。編輯們回來以後會說：「這裡實在是太混亂了。」我記得，1970 年代我在 Henri Bendel 工作的時候，我和格里·施圖茨（Gerry Stutz）坐在一張桌子邊，她說：「你得展示這個系列。我們就在 Lou G. Siegel』s（紐約時裝區傳說中很有名的猶太餐廳）舉辦這場時裝秀吧。」所以，每個人都帶著百吉餅和熏鮭魚來了第 28 大道的 Lou G. Siegel』s，參加 Henri Bendel 和 Stan Herman 的時裝秀。
費爾恩·馬利斯
1992 年夏天，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Democratic Convention）來到了紐約，事情開始逐漸落實。我們決定在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的綿羊草原（Sheep Meadow）舉辦一場時裝秀——這是我們唯一一次獲准在那裡舉辦時裝秀，因為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對紐約市來說太重要了。我們請了數千人來到了一頂巨大的白色帳篷中。每一位設計師都參與了進來：卡爾文和拉爾夫，唐納、奧斯卡和比爾，妮可·米勒（Nicole Miller）、安娜·蘇和托德·歐德漢（Todd Oldham）都來了。那場時裝秀幫助設計師勾勒出了在布萊恩特公園大帳篷里舉辦時裝秀的情形。
1992 年 7 月，來到紐約市參加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各大代表出席中央公園綿羊草原舉辦的一場時裝秀。圖片版權：Neil Schneider / NYP Holdings, Inc.，蓋蒂圖片社
斯坦·赫爾曼
最終，走向全球的需求讓我們想到了布萊恩特公園。我很大程度上參與了紐約市的政治，還是時裝地區董事會和布萊恩特公園董事會的成員。（並且我現在還是。）我們就這樣申請到了布萊恩特公園的場地。那段時間，我成為了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的主席，聘請了菲爾恩·馬里斯。當時睿智的費爾恩·馬利斯發現，我們可以利用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把我們自己組織起來，我們可以和每一位設計師坐下來聊聊：「看，現在是時候證明我們是重要的人了。」
費爾恩·馬利斯
第一季時，卡爾文、唐納和拉爾夫都出現在了格特魯德（Gertrude）和約瑟芬（Josephine）這兩頂帳篷里。格特魯德帳篷的名字來源於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後台就設有他的雕像。每個人都會用圍巾和帽子裝飾那座雕像。
當一些設計師想要有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展示他們的時裝秀時，我們開始駁回他們中一些人的請求。有一季，詹尼·范思哲（Gianni Versace）想要在帳篷里舉辦時裝秀，我們因此受到了一些抨擊。設計師們抱怨說：「你們為什麼讓他在這裡舉辦時裝秀？我們是美國人。這裡是我們舉辦時裝秀的地方。」
我說：「這裡是紐約，宇宙的中心。詹尼·范思哲想要在帳篷里舉辦時裝秀，這只會讓你們所有人得到更多的關注。」
過去我常常會說，布萊恩特公園就是時尚界的埃利斯島（Ellis Island，紐約市曼哈頓區西南上紐約灣中的一個島。它是 1892 年至 1943 年間美國的主要移民檢查站，於 1954 年關閉，現為博物館，也是現代美國人尋根的地方，譯註）。那些年，如果你想要在美國做生意，你就得到這些帳篷里去。
卡爾文·克萊恩
我一直在設計製作我想要的服裝，不管在哪裡都是這樣。那是美國設計的一部分。那時候，我們會展示代表我們主張的時裝。我們會把 T 台上的時裝帶到店裡，因為他們不止是為時裝秀而生的。歐洲人創作的都是幾乎不能進店售賣的時裝，而美國設計師則會考慮他們希望自己的顧客穿什麼。
黛安·馮芙絲汀寶（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董事長）
十年前，我成為了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的負責人。我之所以能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沒有人想做這份工作。當我開始做這份工作的時候，我心想：「做就做吧。但是我只會幹兩年。」我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每個人都覺得我們像是一個大家庭。
我真的做到了。不過我們最主要的成就，其實是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了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是什麼，知道了我們會做些什麼來幫助時尚業的學生和年輕設計師。
我們真的在這個社群——這個時尚社群、這個紐約人社群——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對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美麗女孩：時裝模特是如何從工資低下的人體模特變成時裝周明星的。
勞倫·赫頓（LAUREN HUTTON，演員、前模特）
第一次做模特的時候我 21 歲，當時還沒有時裝周這種東西。時尚公關大咖埃莉諾·蘭伯特（Eleanor Lambert）會舉辦一場叫做 Coty Awards 的盛會，在一間相當大的房間里進行展示。我就和一些上了年紀的女人（乾笑）——一些三十幾、快四十歲的展廳女孩——一起擔任模特。她們都是由一個叫做 Mannequin 的機構管理的，因為當時沒有平面模特會參加 T 台時裝秀。模特界「教母」艾琳·福特（Eileen Ford）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裝秀可沒什麼地位。
森尼·格里芬（SUNNY GRIFFIN，模特）
1962 年到 1980 年間我當模特的時候，模特是不需要走 T 台的。走 T 台是「品牌自有模特」們的工作，她們一個禮拜的薪水相當於我們一個小時的薪水。
勞倫·赫頓
那時候，你一個禮拜可能只能接到兩三份工作。每份工作的酬勞是 50 美金。那對於要到處跑場子面試的模特來說已經是很大一筆錢了。你可以吃到雞肉餡餅，還可以乘車周遊整個城市。
森尼·格里芬
但到了 1970 年代早期，卡爾文·克萊恩和拉爾夫·勞倫等人決定和拍雜誌封面的姑娘們合作。他們說我們「比展廳模特更像活生生真實的人」。那是一次很有趣的經歷。如果你在時裝秀時站在 T 台上俯瞰下方，你也會有這種感覺的。當時下了 T 台後，我坐到了一位《Vogue》編輯的膝頭。後來我再也沒有受邀在任何 T 台上走過秀。
卡爾文·克萊恩
在我開始職業生涯的時候，T 台模特展示時裝都有一種特定的方式，那在我看來顯得不怎麼自然。她們會在走到中間時停下來，轉一個圈，還會突然地舉起胳膊和手。這都不太符合我的審美。她們做出的是一種想像中的感覺，而我想設計的東西正好相反。因此我開始跟平面模特合作。有時她們會顯得比較笨拙，她們不太清楚怎麼走台步，但我覺得那正是她們的魅力。
安娜·貝爾（ANNA BAYLE，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時曾擔任模特）
最初我是從亞洲來到紐約的。我過來之後，發現這裡全都是那種金髮女人。雪洛兒·提格絲（Cheryl Tiegs）和蕾妮·羅素（Rene Russo）是當時的當紅明星。紐約完全沒有適合我的工作。在紐約，他們希望你先在歐洲開始入行，要先有一點名氣。1980 年代中期，蒂埃里·穆勒（Thierry Mugler）在巴黎發掘了我。在那之後才有其他設計師開始用我。
艾莉克·慧克（ALEK WEK，1990 年代曾擔任模特）
在我開始模特生涯的時候，人們總是在說「啊，她太特別了，太怪異了」，好像我不太正常一樣。當然，這種說法其實有一定的種族因素在裡面，他們只不過沒有直說。但如果我太在意那些的話，就沒辦法留在時尚界了。被人看作特別只會激勵我做得更好。我想讓人們知道，你自己的容貌、你的膚色都不會影響你的美麗。比起簡單地化好妝、穿好衣服去走秀，我的動機要更強烈深刻一些。
保羅·卡瓦科（PAUL CAVACO）
在 T 型台上，你會看到帕特·克利夫蘭拿著一隻超大的泰迪熊。你會看到人稱 T 台太子妃的比莉·布萊爾（Billie Blair）以及柏森·哈迪森（Bethann Hardison）。她走著自己的台步，有點像打籃球時在帶球。凱倫很飄逸，帕特像跳舞。每個女人都有自己的特點。
帕特·克利夫蘭（1970 年代曾擔任模特）
我想講一講我的台步：它和觀眾席上的每個人都有關係。在他們面前，你會覺得自己就像在天堂。我是隨著他們心跳的節拍在跳舞。
安娜·貝爾
在歐洲，你一個接一個走秀的時候，他們會給你改變妝容、改變髮型。而紐約主要就是賣衣服。你可以用相同的化妝和髮型去走每一場秀。當然，他們還是不想看到你頭髮出油的。我還記得，冬天正冷的時候，我曾在某個臨時浴室的小盆子里洗過我的長頭髮。
勞倫·赫頓
我記得自己走得第一場秀是斯蒂芬·斯普勞斯的。他是第一個做出了讓你真正想穿的時裝的人。在那之後我成了一名攝影模特，再也沒走過現場秀。
黑暗時代：艾滋病對時尚圈的毀滅性打擊
埃德·波斯泰爾（ED BURSTELL）
那是 1983 年的紐約。《紐約時報》刊登了「同性戀癌症」的報道。恐慌跟著產生了。頭一天還是派對，第二天你就不敢在街上親吻別人了。後來有關癌症不會治癒的消息越來越明確，情況變得越來越糟。開始有人死去了。
羅伯特·威爾第
我出生於 1968 年，成長期的經歷正好是在艾滋病肆虐的時期。我從紐約時裝學院（FIT）畢業後，進入到的是一個傷痕纍纍的行業。作為同性戀，有很多人都在時尚界工作，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了一代人的缺失：極有才華的藝術家、行業先鋒和各種大亨——他們都離開了。
埃德·波斯泰爾
我很憤怒，每個人都很憤怒。不斷有人死去。就像是很重要又很可怕的彩票開獎一樣。
西蒙·杜南
艾滋病留下的是一個巨大的傷口。對於一個曾經看似水火不侵的時尚圈來說——比如 1970 年代的紐約其實就是 54 俱樂部（Studio 54）、華麗和候司頓，它的影響是巨大的。那時所有人常說的就是：「下一個（死去的）會是誰？」
埃德·波斯泰爾
我和一個朋友一起到診所去檢查。檢查結果需要等上一會兒才能拿到。我們兩人進去，醫生走到我跟前說：「我們想和你談一談，需要到私人房間里去談。」當時我的腿就軟了，我想「肯定是了」。不過後來才知道他們跟每個人都要去私人房間里談。我很幸運，和我一起去的朋友卻沒有這麼好運。
費爾恩·馬利斯
當時如果你是同性戀，你不會經常這麼說的。出櫃會給你的社會生活和事業都帶來威脅。人們那時都害怕接觸男同、親吻男同。
羅伯特·威爾第
人們以前總以為時尚是一個非常膚淺的行業，一個只有模特和派對的行業。這種看法慢慢改變了。時尚圈以外的人在拿著產品目錄下單的時候，也開始意識到，撰稿人、攝影師、生產這些印刷品紙張的人、派發郵件的人——他們都是整個時尚體系中的一分子。
在時尚圈，社群意識變得越來越重要了。艾滋病刺激了我們。費爾恩·馬利斯意識到，作為同行我們有必要聯合起來。以一種隨意而又抽象的方式，布萊恩特公園裡開始搭建起的帳篷與很多人的離開聯繫在了一起。
西蒙·杜南
多年以來我一直擔憂的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名人，包括名聲好的和名聲差的，所有這些對事業高談闊論的年輕人都將被遺忘，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如果你自己沒有經歷過類似的事情，就不會那麼容易理解。
費爾恩·馬利斯
有人死去了，而死因並不公開。派瑞·艾力斯（Perry Ellis）去世的時候，我想沒有人提過他是死於艾滋病的。也永遠不會有人透露候司頓是死於艾滋。
西蒙·杜南
所有這些人都死了，現在很多年輕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派瑞·艾力斯是真實存在過的人。許多非洲裔美國設計師如果知道當年有多少非洲裔美國人活躍在這個行業里的話，一定會很受鼓舞。
這些人的離開並不都是簡單地好像搭上車去到某一個地方。他們死得很痛苦，有些人在醫院的大廳里，得不到救治和幫助。很多人都一樣，都被家人拒之門外。我還清楚地記得哪些人沒有辦葬禮或追悼會。我有個朋友就埋在了一處沒有標記的墓碑里。
一直以來讓我不安的是，這些超級有才的思想家們都沒能得到充分的紀念。我在《收容所》（The Asylum，杜南 2013 年撰寫的時尚回憶錄）一書里提到了他們。
他們是帕特里克·凱利（Patrick Kelly）、安格爾·埃斯特拉達（Angel Estrada）、伊薩婭（Isaia）、克洛維斯魯芬（Clovis Ruffin）、候司頓、安東尼奧·洛佩斯（Antonio Lopez）還有胡安·拉莫斯（Juan Ramos）、周天娜（Tina Chow）、蒂姆·霍金斯（Tim Hawkins）、羅伯特·海耶斯（Robert Hayes）以及勞克林·巴克（Laughlin Barker）。還有攝影師：大衛·塞德納（David Seidner）、巴里·麥金利（Barry McKinley）、赫伯·里茲（Herb Ritts）、比爾·金（Bill King）等等等等。下面幾人則是櫥窗設計師：鮑勃·居里（Bob Currie）、邁克爾·西普里亞諾（Michael Cipriano）、鮑勃·本齊奧（Bob Benzino）和斯蒂芬·迪·皮特里（Stephen Di Petrie）。名單還在繼續變長。
那段時間，琳達·法戈（Linda Fargo，現任 Bergdorf Goodman 百貨時尚總監）和我一起從事展覽陳列的幕後工作。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種倖存者的愧疚感。1980 年代中期，我進入 Barneys 百貨商店設計了假日櫥窗，那是斯蒂芬·迪·皮特里設計櫥窗一年之後。如果這些人沒有死的話，我們的職業生涯可能不會開始。
費爾恩·馬利斯
1980 年代末，我們偶然遇到了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CFDA）主席卡羅琳·羅姆（Carolyne Roehm）。那時艾滋病的陰霾已經開始顯現，並與時尚界有著很大關聯。我們問她，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較大型的有意義的活動？不過那時他們還有自己的安排。那次談話的結果就是 1990 年 11 月在軍械庫大街 26 號舉行的第一屆七日艾滋病義賣會。
卡爾文、拉夫和唐納是活動的主席團成員，和他們一起的還有安娜·溫圖爾。那是一次大型的活動。羅伯特·伊莎貝爾（Robert Isabel）負責了整個軍械庫的設計：薄薄的紗布從屋樑上垂下來，到處都是鮮花。每位設計師都有自己的攤位，衣服幾乎都是以批發價在賣。
危機讓我們漸漸有了團結起來的意識，要一起看看我們如何戰勝這場可怕的瘟疫。隨著帳篷的興起，我們的社群意識增強了。白色帳篷成為了時尚界的心跳。
翻譯 熊貓譯社 劉清山 錢功毅 喬木
題圖來自 theconversation.com，www.wmagazine.co
?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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