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 4 9年新政協籌備紀實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邵力子發言

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１９４８年，在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節節勝利，中國革命進入新高潮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於４月３０日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鄭重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迅速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隨後，中共自同年８月起，開始邀請和護送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並就籌備召開新政協問題同他們進行了商討，很快達成了初步協議。

新政協會議諸問題協議的達成

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８日，當由香港北上解放區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已經起程但尚未到達之際，中共中央即致電東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達哈爾濱後，由高崗、洛甫、林楓代表東北局，徵詢他們對召開新政協會議的意見；與此同時，當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吳晗、劉清揚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後，周恩來多次前去看望，聽取他們對籌備召開新政協的意見。隨後，周恩來根據自己以及中央統戰部同在李家莊的民主人士的會商情況，擬定了一份《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經毛澤東審定後，於１０月８日以中共中央名義電發東北局高崗、李富春，向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徵求意見。

中共在該文件草案中提出了關於召開新政協會議的初步建議：「提議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五項的各主要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成立一個新政協的籌備會。」還在該文件草案後附了一份「提議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表」，其中黨派單位１０個，區域單位６個，軍隊單位６個，團體單位１７個，共計３９個。對此，中共表示：「所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單位是否適當，有無增加或減少，均請諸先生考慮見復。」

上述文件發出一周後，中共中央再次致電高崗、李富春，進一步提出參加新政協的７個黨派的代表名單：一、民革：李濟深、蔡廷鍇、何香凝等１２人；二、民盟：沈鈞儒、章伯鈞、張東蓀等１５人；三、民進：馬敘倫、王紹鏊等３人；四、農工黨：彭澤民、邱哲等６人；五、救國會：史良、胡愈之等７人；六、民促：蔡廷鍇等；七：民聯：譚平山、陳銘樞等８人。中共中央要求高崗、李富春向各該黨派在哈爾濱的５位代表譚平山、蔡廷鍇、沈鈞儒、章伯鈞、王紹鏊「分別提出，徵詢他們的意見，並交換意見」。

高崗、李富春於１０月２ｌ日同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朱學范、高崇民等７人進行了首次會談。當天，高、李二人即將會談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關於召集的原則問題」、「關於新政協由各黨派、各方面共同組織籌備會負責召集」沒有異議；關於籌備會的組成問題，如人數單位有不同的意見。

為進一步聽取各位民主人士的具體意見或建議，根據沈鈞儒的提議，高崗、李富春於１０月２３日同他們進行了「分問題具體商談」。他們提議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將「平津教授」、「南洋華僑民主人士」二單位改為「全國教授」、「海外華僑民主人士」，將無黨派民主人士單列一單位。

當時，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區途中，沈鈞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將《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文件草案轉發香港，以徵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見。於是中共中央很快於１０月３０日致電香港分局，著其即抄送在港的各黨派人士，「並由潘漢年、連貫分訪他們或邀請他們一起聚談，徵詢他們意見」。

中共中央在對沈鈞儒、譚平山等人所提意見和建議進行研究後，很快於１１月３日作出答覆，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平津教授」可改為「全國教授」，但仍以平津教授為主，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南洋華僑民主人士」可改為「海外華僑民主人士」，但仍以南洋華僑為主，因南洋華僑響應「五一」號召者最廣最多；在籌備單位中列入致公黨，因致公黨響應新政協最早；「社會賢達」以稱「無黨派民主人士」並作為一個單位為好。關於各單位人數，提議每單位至少１人，至多４人，其確定數目與人選由各單位提出，籌備會各單位協商定之。

１１月１５日，高崗、李富春同沈鈞儒、譚平山等人商談上述答覆，他們完全同意，並提出兩點新建議：一、規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由中共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代表共３８個單位組成，每單位人數６名；二、如再有增加單位的提議，可隨時協商，在籌備會中作正式決定。對此，中共中央很快於１１月２０日複電表示同意。

與此同時，中共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潘漢年、連貫於１１月２０日致電中央，報告其與在港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座談情況及提出的意見：一、國民黨集團內，如有贊同三反（反帝、反封、反官僚資本）並見諸於行動者，似應准其參加新政協。二、華僑民主人士中各層都有代表參加籌備會則更好。三、東北政治建設協會，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四、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似應列為一個單位，梁先生個人參加是不成問題的，但其組織不應列入邀請單位。五、華南各省游擊區人民武裝有數萬人，有鬥爭歷史（如瓊崖、東江等），似應列為一個單位等。

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意見的基礎上，於１１月２５日由高崗、李富春與沈鈞儒、譚平山等人在哈爾濱就《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了協議：　　一、新政協籌備會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五項的各主要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組成，計有下列２３個單位：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無黨派民主人士、全國教授、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民主人士、中華全國總工會、解放區農民團體、全國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青年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產業界民主人士、文化界民主人士、中國人民解放軍。

每單位參加人數１人至４人，其確定數目和人選，經其本單位提出，由籌備會各單位協商定酌；其無團體組織僅有代表性的人士，則由籌備會其他單位共同推定。二、新政協參加範圍，由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組成，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必須排除，不得許其參加。

參加新政協的單位，除將上述２３個籌備會單位中的「全國教授」、「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為「教育界民主人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而全部保留外，還增加了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原解放區和內蒙古自治區，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原解放軍，婦女界、新聞界、自由職業界和宗教界民主人士等１５個單位，共計３８個單位。如再有增加單位的提議，可隨時協商，在籌備會中作正式決定。每單位代表人數為６人，但如獲籌備會同意也可允許某些個別單位酌增人數。「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不是由共產黨一個黨或少數幾個黨發起召集，而是由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與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共廿三個單位共同籌備與召集，這種方式，使黨外人士非常滿意。」

籌備會的召開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准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不久，隨著國共北平和談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繼解放，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迅速提上日程。

６月１１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在香山毛澤東住所舉行，大體議定了新政協籌備會參加單位、人數和人選，新政協大會參加單位和人數等。６月１５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預備會通過議事日程，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後，當晚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出席會議的有２３個單位１３４人，「黨員４３人，進步人士４８人，中間人士４３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１６人，在進步人士中有１５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

新政協籌備會決定「設常務委員二十一人，組成常務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由各單位協商推舉之」，「常務委員會得按工作需要，設立各種小組，並由常務委員會指定各小組組長副組長」。６月１６日，新政協籌備會協商通過了由２１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名單。當晚，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會議還通過了《各單位代表參加小組辦法》，其中，第一小組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各單位代表名單，組長李維漢，副組長章伯鈞。

６月１７日，第一小組即告成立，並根據此前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協商情況，迅速擬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６月１９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聽取了李維漢代表第一小組所作的《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的說明，並通過了這個《規定》。

根據《規定》，參加新政協單位共４５個，代表總額５１０名。除「所列之四十五個單位外，另設一特別邀請單位，其代表資格、名額與人選，均由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協定之」。上述規定同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所達成的協議相比，在參加單位數量特別是代表名額方面，都有所增加。當時，預定３８個單位，每單位代表為６人。現在，新增８個單位（包括特邀單位），代表人數翻了一番以上。這是由於形勢的迅速發展，要求新政協代行全國人大職權，肩負建國使命，必須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雖然最先通過了《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但籌備會仍是各小組中任務最為繁重、工作最為緊張的一個。因為不但仍有許多黨派團體和個人要求參加新政協，需要認真對待和處理，而且各參加單位五六百名代表人選亦亟需逐一協商和確定，這無疑是一項極為複雜而嚴肅的工作。為此，第一小組在周恩來的精心指導與李維漢的具體領導下，迅速投入到了緊張的工作之中。

當時，參加新政協的條件是非常明確而嚴格的，即「新政治協商會議，為全中國擁護新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及同意動員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解放區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及無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組成，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不容許參加。」根據這一原則，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４５個單位５１０名代表名額，具體如下：

一、黨派單位１４個，代表１４２人：中共１６人，民革１６人，民盟１６人，民建１２人，無黨派民主人士１０人，民進８人，農工黨１０人，救國會１０人，民聯１０人，民促８人，致公黨６人，九三學社５人，台盟５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１０人；二、區域單位９個，代表１０２人：西北、華北、華東、東北、華中解放區各１５人，華南解放區８人，內蒙古自治區、北平天津兩直屬市各６人，待解放區民主人士７人；三、軍隊單位６個，代表６０人：人民解放軍總部（包含直屬兵團及海、空軍）１２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各１０人，華南人民解放軍８人；四、團體單位１６個，代表２０６人：全國總工會１６人，各解放區農民團體１６人，全國婦聯１５人，全國青聯１２人，全國學聯９人，全國工商界１５人，上海各人民團體９人，全國文聯１５人，全國科學會議籌備會１５人，全國教育界１５人，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１５人，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１２人，自由職業界１０人，國內少數民族１０人，海外華僑１５人，宗教界７人。此外，還有一個特邀單位，具體名額待定。這一政協參加單位與代表名額分配名單，基本反映了全國各進步階級、黨派和團體的願望與要求。

參加單位的審查與處理

在上述名單醞釀協商期間特別是確定公布之後，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仍不斷收到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團體和個人的書面請求，前後共達３０件之多。對此，籌備會經過慎重嚴肅地考慮，都分別給予了適當處理。

據時任第一小組秘書的於剛回憶：當時，「處理這些請求的基本指導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嚴肅性，嚴格分清敵我，拒絕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同時在此基礎上強調團結的廣泛性，儘可能多地容納各方面的團體和代表人物，務使一切為革命做出貢獻的團體和代表人物都能適當安排，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周恩來、李維漢和第一小組全體成員做了大量工作，對提出參加新政協書面請求的各黨派、團體和個人進行了逐一審查，研究制定了具體處理辦法。

民社黨革新派：該派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其是否能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中共同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進行了研究與協商。大多認為民社黨革新派確實有民主分子，但就其整體來說，成分複雜，可以考慮個別邀請。１９４９年６月中旬，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期間，民社黨革新派負責人之一汪世銘自香港到達北平，致函周恩來和李維漢，要求參加新政協。第一小組決定維持此前處理意見，並為籌備會所同意。會後，民社黨革新派主席沙彥楷於６月２２日自上海致電毛澤東和新政協籌備會，聲稱：「貴會公布出席新政協四十五個單位，竟遺漏本黨名次，深為駭異。」「祈即增列本黨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諾言，實民主前途之幸。」６月２７日，李維漢找汪世銘談話，當面指出，民社黨革新派「以其過去歷史來說，實在不能算為一個民主黨派，直至『五一』口號時，還是動搖的，故作為一個黨派來說，應當結束，假如民盟同意，可以個別加入民盟，至於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籌備會商量邀其一二人參加。」後來，民社黨革新派於９月在新政協會議召開前夕決定自行解散。隨後，新政協籌備會特邀沙彥楷、汪世銘二人以個人身份參加了新政協。

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簡稱「孫盟」）：是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一個反蔣政治派別，對中共「五一」口號曾在口頭上表示響應。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曾有人提出孫盟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新政協的問題。經第一小組研究，認為孫盟裡邊確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也對革命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組織不純，成分複雜，不宜作為一個參加政協的單位，必要時可個別邀請其中的代表人物參加。１９４９年７月，孫盟負責人許聞天應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到達北平，李維漢與其進行了談話，肯定孫盟過去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時舉例說明該團體成分甚為複雜，建議許聞天考慮孫盟自行結束，成員可個別參加民革。許聞天表示同意。８月２日，孫盟在上海宣告解散。隨後，新政協籌備會特邀許聞天、鄧昊明二人以個人身份參加了新政協。

中國農民黨：該黨曾發表宣言響應中共「五一」口號。１９４９年４月，該黨主席董時進自香港派代表來北平，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５月１７日，董時進自香港到達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６月５日，李維漢約董時進談話，批評了他在１９４８年公開發表的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土改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區土改高潮時反對土改，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因此，農民黨並不代表農民，而是代表地主富農利益，並且組織嚴重不純，不能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董時進表示接受批評，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隨後，６月２５日，董時進發表宣言，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本黨一切黨務活動」。

中國少年勞動黨：該黨亦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其負責人安若定等人要求少年勞動黨作為新政協參加單位。李維漢於１９４９年６月底和８月初兩次予以接見，認為少年勞動黨成分複雜，組織也不健全，建議其考慮解散組織。安若定表示接受，並於９月１日發表《中國少年勞動黨解散通告》。

此外，當時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還有光復會、中國民治黨、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但經「向各方調查，這些所謂黨派成員十分複雜，性質多屬反動」，其中，「許多都是來歷不明，很成問題的」，因此，籌備會拒絕了這些黨派的要求。

當時，解放區還有人建議新政協籌備會應照顧「漢留」這一與紅幫類似的全國性組織。對此，中共中央指出：「青紅幫、漢留等，既非民主黨派，又屬封建組織，對反美反蔣無貢獻，有些地方更常為反動統治的爪牙，故不應邀其參加。即使其中個別分子或一部分人也曾參加蔣管區的人民抗丁、抗糧運動，我們亦應以革命群眾看待之，而不要以幫會看待之，免得助長社會中的秘密封建組織。」據此，將「漢留」排除在了新政協之外，從而保證了新政協的嚴肅性與純潔性。

除上述被拒絕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團體外，當時還有一個重要政治組織在新政協召開前夕自行宣告結束，這就是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它是在中共領導下的活動於國統區的一個秘密革命團體，成員既有中共黨員亦有民主黨派分子，屬於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９日和５月２０日，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同「小民革」中央負責人就其歷史作用及今後的任務等問題進行了座談，指出：「小民革」與中共之間彼此相知甚深，在鬥爭中同中共始終保持一致，在國民黨內起了進步的分化作用，是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組織。「小民革」今後的組織形式應該成為革命知識分子的組織，不是政黨而是政治活動團體；中心任務是學習，以政治科學為主，與中共配合工作。根據這一談話精神，９月１７日，「小民革」中央負責人王崑崙、王炳南等７人發表聲明：「本盟過去的歷史任務既已終結，原有的組織也就當然不必存在」，「鄭重決議，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結束」。隨後，王崑崙、許寶駒、閻寶航等原「小民革」負責人分別作為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等單位的代表參加了新政協。

與上述許多黨派要求參加新政協被拒絕正好相反，當時還有一些黨派雖未積極爭取，卻被主動邀請參加，這就是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對此，周恩來曾專門做過說明：「九三學社是在抗戰後期成立的，在民主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且響應了『五一』號召。因為當時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意見，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時才公開活動。台盟是一個革命的組織，『五一』前就從事台灣人民的解放運動。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早就籌備，今年（１９４９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革命貢獻很大。」也就是說，這三個黨派皆有民主運動的歷史，因此被主動邀請參加新政協。

代表名額與人選的協商和確定

與確定新政協參加單位相比，確定各單位代表名額與人選更是一項複雜而繁重的工作。為此，必須首先制定明確的原則與標準。在這方面，周恩來曾進行過具體闡釋：「我們在確定代表名額和人選的時候，不是平均主義的，而是有重點的。重點在哪裡呢？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４６個單位的名額和人選的確定，始終都體現著這一重點。參加這次會議的不僅有各民主黨派，有多年來為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還有各解放區的代表。」還有解放軍的代表、解放區的代表。「在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外，還有婦女代表、青年代表、學生代表、文藝工作者代表、新聞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我們也照顧到還不能立刻組織團體的方面，如自由職業者代表。我們還照顧到海外華僑和少數民族。」「儘管如此還是不夠全面，所以又設了一個特邀單位。」「總之，決定全部代表人選是根據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則。我們重視由革命戰爭中鍛鍊出來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敵後根據地鬥爭中鍛鍊出來的朋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民主運動中鍛鍊出來的朋友，脫離反動派而起義的朋友，保護國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成為集中代表全國人民力量的大會。」

在大的原則與標準確定以後，接下來的具體工作亦毫不輕鬆。當時，新政協代表的提名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一種是本人申請，然後由新政協籌備會對所有提名進行逐個審查，反覆研究。「時常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斟酌再四，費時達數周之久。」代表名單初步產生之後，又經過籌備會反覆協商，徵求各方意見，一共花了近３個月工夫，才最終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６６２位代表名單。

在這６６２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佔４４％，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佔２６％，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佔３０％。在黨外人士中，進步人士約佔三分之一，共產黨員加黨外進步人士約達總數的三分之二。這樣，既保證了共產黨的領導，又廣泛團結了黨外人士。當時，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了一本很厚的表冊，毛澤東看了，曾風趣地說這是一本「天書」。

在名單協商過程中，李維漢講：「我們儘可能照顧到各方面，使能較適當地配備。例如區域單位當中，中共和政府領導人，只有一二人參加。其他名額，包括有工會、農民、婦女、文化、財經、私人工商業、民主人士等各方面。軍隊單位高級領導人很少，盡量照顧到兵團的指戰員，戰鬥英雄及後勤衛生人員等，並注意起義的方面；又如農民團體，照顧到各地區，待解放區，照顧各省的分配。又如少數民族的代表，實際共有２８位，按整個比例來說，還是少了一些。這是因為革命的發展，在少數民族地區，比較遲一些，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別區，也有代表參加。宗教單位原想物色一個天主教方面的，但始終找不到適合的人。無黨派單位，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代表，他們本身也是根據照顧各方面的原則，來推選代表的。」

既然要照顧各方面，就會使各單位代表的地位和影響不可能整齊劃一。為此，周恩來曾強調：「個人參加的，我們注意到他在社會上的影響和代表性。」由於「各單位有自己的標準」，因此，應該看其代表的單位在民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此外，「參加的代表」，「原則上能夠來的才確定他為代表，不能來的就不提名」。有個別特殊情可以列名而不來的，如年紀過高的薩鎮冰先生。對遠在香港的政協代表，中共很慎重，曾專門致電在港負責統戰工作的饒彰楓：「如果被邀代表本人不願北上即作罷，不要絲毫加以勉強；如果本人雖願充新政協代表，但因海行有被襲擊危險，對北上躊躇（如黃紹竑），或因情況複雜，而有所顧慮（如龍雲），也不要勉強說服其北上，使一切責任全由我負，將來不論有無危險，我總陷於被動。故邀請是一件事，必須將話轉到；願來與否，是又一件事，必須出於本人自願。」

這在參加新政協的各單位中，特邀單位是比較特殊的，「其代表資格、名額與人選，均由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協定之」。經過廣泛協商與研究，最終確定了７５位代表，包括了各方面的特殊代表人物：如宋慶齡和她領導的救濟單位，從事科研和建設的陶孟和與錢昌照，與中共有某種聯繫和朋友的薩鎮冰和張難先、陳瑾昆；有是參加和平運動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南京和平代表團張治中、劭力子，湖南的程潛等；起義的將領有吳奇偉、曾澤生、張軫。還有海軍、空軍的代表。有願意為人民的藝術而服務的人物，如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還有護廠有功的工人、勞動英雄和在各解放區單位安排不下的，如晉察冀的戎冠秀。總之，在其他單位不好安排或安排不下，但又有代表性的人士大都安排在了特邀單位中。為此，特邀單位名額曾一再擴充，成為各單位中人數最多的一個單位。

在名單協商與確定過程中，總體上是比較順利的，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當時有些共產黨員和一部分民主人士對邀請原南京和談代表團成員和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有一定的抵觸情緒，聲稱：「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黨內反覆進行政策教育，並向黨外人士解釋，指出：雖然他們原來屬於反動陣營，但在和平談判和起義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一邊，就應當不念舊惡，採取歡迎態度。經過此番教育和解釋，這一問題最終得到了妥善解決。

當時在各民主黨派代表人選的提名與確定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據時任救國會代表的宋雲彬在日記中記載，在推選救國會新政協代表過程中，「上海方面，王造時最熱衷，曾召開會員大會，函電交馳，向衡老（即沈鈞儒）力爭，非請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龐藎青聆衡老報告名單畢，大發牢騷，謂本人代表北方救國會，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云云。」「衡老舉一故事告藎青……言下之意，蓋謂名單必經統戰部同意，而代表亦非運動爭取得。然藎青面紅耳赤，意殊不平，恐未能了解也。」結果王造時、龐藎青白爭一番，皆未能被推選為新政協代表。對此，中共方面的解釋是，由於各民主黨派「組織散漫，內部極不團結」，「所有各黨派都無法提出自己的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名單，因為他們內部爭吵。它們的代表名單，都必須由共產黨發表意見，才能提出」。顯然，中共的意見在各民主黨派政協代表推選過程中發揮了主導性作用。

此外，新政協代表人選亦曾出現個別的遺漏。例如，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如齊燕銘、羅常培等），名單公布後，北平有些滿族人因此哭了。毛澤東知道此事後曾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後來，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作了彌補。

綜觀新政協４６個單位、６６２名代表這一宏大陣容，的確具有相當廣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各民主黨派，軍隊和各人民團體，各區域、各民族的代表。從階級的成分來說，它有工人，農民，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從中國革命的歷史來說，它有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１９２５年大革命以來的參加人物和領導人物；從代表的年齡來說，它有９２歲的老翁，也有２１歲的青年；從信仰來說，它有唯物主義的哲學家、科學家、文藝家、政治家，也有篤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從居住的地域來說，它有遠在天涯、冒險歸來的海外僑領，也有僻處內地的苗、彝、黎、藏同胞。這些各類不同的人物，來自各種不同的地區，處著各種不同的環境，可是他們都抱著揚棄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同一心情，很自由地、民主地、融融和和地、空前未有地團聚起來，也是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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