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多會、新教倫理與經濟發展

蘇格蘭梅爾羅斯修道院（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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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韋伯對新教倫理的界定，刻苦工作和節儉的文化對經濟增長有正面意義。不過，這些教義並非新教獨有。西多會（Cistercians）是天主教隱修會，也強調勤奮工作、節儉、禁慾和積累財富。如果新教文化確實對長期經濟增長有助益，西多會應該也有類似效果。Andersen，Bentzen，Dalgaard和Sharp四位學者藉助英國數據對此做了檢驗。他們發現14世紀前有西多會修道院坐落的郡在1377年至1801年間有更高人口增速。藉助歐洲範圍數據還可以發現：西多會對當今人們的倫理價值觀仍有影響，歷史上有西多會活動的地區今天也有更高的勞動人口數量。以上事實共同說明：西多會促進了長期經濟增長，影響渠道主要是文化。

西多會1098年誕生於法國，英格蘭境內第一所修道院在1128年成立，上圖給出英格蘭各時期西多會修道院增速。西多會經典著作是6世紀託名努西亞的聖本篤（St. Benedict of Nursia）作品《聖本篤會規（Rule of St. Benedict）》，強調努力工作和學習，推崇實幹、靈活、簡樸和溫和等品質。12世紀20年代成書的《西多會源始（Exordium Cistercii）》強調修士應該「勤奮工作，靠自己的雙手、自己的田地和牲畜養活自己」。教義強調自立、苦幹的同時，也強調節儉和禁慾。西多會會址一般位於偏僻、低產的土地，但他們以改良土壤聞名，發展了先進的密植和灌溉技術。他們不僅善於經營土地，也擅長畜牧業和經營資產，還建立工廠來磨麵粉、制衣、製革和冶金，很能積累財富。之前已有不少學者注意到西多會與新教相似處，如Baumol直稱「西多會體現了早期的新教倫理」，韋伯本人也稱西多會是「系統的過上理性生活的方法，把人從不理性衝動和對自然依賴中解放出來」，通過禁慾和努力工作可「確保靈魂救贖」。文中還有一花絮：匿名審稿人曾批評西多會是新教倫理先驅的說法不正確（incorrect），作者在腳註中回應道：首先，許多學者認可這一傳承關係。其次，要徹底解決這類分歧只能看實證。

作者首先建立簡單模型闡明西多會影響經濟增長渠道。假設有兩類居民，生產能力相同，都在乎消費和後代數量，但對閑暇評價不同，可類比西多會修士對閑暇評價較低。對閑暇低評價導致工作時間更長、更多產出，均衡下會養育更多後代。如果家庭能夠把對閑暇態度完全傳承給後代，因對閑暇評價較低居民會有更多孩子，每一代他們所佔比例都會上升，最終勤勉文化將覆蓋整個人口。文化擴散如上圖所示，整體呈S型，對初值敏感。具體到實際場景，西多會和周邊居民密切協作：修道院里有僕人（servi）、僱工（mercenarii），也有自願為寺院工作的庶務修士（lay brothers）、世俗兄弟（familiares）和居士（oblate），他們都會受西多會精神影響。另外，15世紀解散修道院行動遣散大量西多會士，教產沒收，土地賣給租佃者，會士領取一小筆補償自謀生路。這也導致文化在民間傳播。為說明這時西多會影響長期經濟增長渠道，作者嘗試驗證西多會數量和經濟增長關係。

驗證用回歸式可直接從模型導出。其中，被解釋變數為1377-1801年英格蘭各郡人口增速，解釋變數為西多會修道院占所有修道院比例。作者還控制了以下變數：人均土地面積、土壤質量、畜牧業經營適宜度、郡面積、是否靠海、是否靠近主要河流、是否鄰近羅馬時期道路、是否有煤礦、識字率及區域固定效應。當時除西多會外，英格蘭境內還有許多其它派別修道院，如聖本篤會（St. Benedictine）、聖奧古斯丁會（St. Augustinians）、聖克呂尼會（St. Cluny）及普雷蒙特雷會（Premonstratensian）等，西多會約佔總數10%。作者還嘗試以下幾種設定西多會影響變數方式：當地是否有西多會修道院、西多會修道院數量及每單位面積西多會數量。回歸結果基本沒有差異。

另一問題是可能有反向因果：西多會選擇了增長潛力較高地區。作者首先指出這不合史實，研究西多會學者發現修道院選址多在荒僻地區。分階段回歸發現：1290年時人口密度與西多會影響負相關，到1801年則變成正相關。作者另外找到以下工具變數：郡內是否有皇家森林（the royal forest）。森林周邊土地受法律嚴格規制，國王定期出獵也會嚴重影響土地價值，故很多地主將地賣給西多會。通過約定每年向國王上繳一定比例養殖收益，西多會取得這些土地經營特許。兩階段回歸顯示：郡內每多一所西多會修道院，1377—1801間每年人口增長率平均高0.1%，所有郡在此期間平均人口增長率是0.16%。他們還將西多會修道院換成其它派別作安慰劑檢驗，發現係數全不顯著。

作者最後考察西多會當代遺產。一方面是文化傳承。藉助2008—2010年歐洲價值觀調查（European Values Survey）數據，作者發現控制年齡、年齡平方、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性別、宗教信仰等因素後，對努力工作（work hard）與節儉（thrift）重視程度與西多會影響有顯著正相關，努力工作比節儉相關要更明顯。相關性在天主教徒中更明顯，說明西多會與新教倫理在這兩項因素上有重疊。另一方面遺產是經濟發展。如果不同地區勞動力流動十分便捷，則地區僱傭勞動力佔總勞動力數量可以反映當地生產力水平。選用2007年僱傭勞動力數量作被解釋變數，控制一系列人口及地理因素後，作者發現西多會數量與當地生產力水平顯著正相關。換用其它反映西多會影響變數，或換用每勞動力平均GDP回歸作被解釋變數得到類似結果。綜合以上結果，作者指出有理由認為西多會通過擴散「前新教倫理」促進了當地經濟增長。

馬克斯韋伯強調文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形成了圍繞韋伯命題或曰韋伯假說的系列成果。不過，韋伯強調新教精神對資本主義興起的作用，而對其他文化對經濟促進作用報以較低評價。圍繞該命題形成了非常多的思想上的爭論。比如，東亞奇蹟和中國奇蹟代表的儒家文化圈是否就是對韋伯命題的一個響亮的耳光呢？不過，這類深層次的理論問題絕非簡單舉例就能讓人信服的。於是出現了大量的量化歷史研究成果。在這些量化歷史研究成果中，不僅是對原有命題的證實或證偽，更是對該問題不斷深入的認識，為我們深刻理解人類長期的經濟增長與文化關係積累知識。

文章來源：Andersen T B, Bentzen J, Dalgaard C J, et al. Pre-Reformation Roots of the Protestant Ethic[J]. Economic Journal, 2016,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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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主編：熊金武 責任編輯：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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