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的九一八事變，究竟誰該負全責？
１９３１年初夏，在日本軍國主義緊鑼密鼓的戰爭叫囂中，日本軍部發展並制訂了佔領東北、攻佔瀋陽的作戰計劃和實施細節。
1931年６月中下旬，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經過許多次聚商，確定了在瀋陽北郊的柳條湖炸毀鐵路，製造事端，以此為借口，佔領東北軍在瀋陽的駐地———北大營，進攻瀋陽，控制東北之中樞，進而佔領全東北的方案。行動日期定為９月底。６月底，板垣和石原對關東軍部分人員明確地說：「九月下旬，要在柳條湖開始戰鬥行動。」要求他們做好準備協助這一方案。同時，還調換了駐於柳條湖附近的他們認為可能會執行不力的日軍，改由士兵出身熟悉爆破技術的河本末守中尉來執行爆炸密令，組織了以川島正大尉為隊長的柳條湖分遣隊。
行動方案擬就後，花谷正向參謀本部次長二宮治重和作戰部長建川美次作了彙報，得到「儘可能貫徹」的肯定性答覆。９月１日上午，本庄繁聽取了石原關於作戰方案的彙報。晚上，還與之詳談了解決滿蒙問題的意見。９月１日下午，本庄繁向全體關東軍訓示說：「本職深深有所期待。關東軍的責任確實重大。」板垣和石原都深信，新上任的關東軍司令官能夠實施他們精心擬就的作戰方案。
９月初，本庄繁指揮關東軍頻繁進行實彈軍事演習，有的演習公然針對瀋陽城垣城門甚至緊緊貼繞著北大營圍牆進行。
空中拍攝的中國軍隊北大營營房
戰爭迫在眉睫，雖然這完全符合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本國策———大陸政策的要求，但日本天皇和某些政府要員擔心操之過急反致不利，於是要求參謀本部和軍部派遣建川美次來華了解詳情，並要求關東軍縝密準備，勿冒太大風險。９月１５日，建川啟程前故意向與板垣有密切聯繫的法西斯骨幹分子橋本欣五郎泄露此行意圖，橋本立即使用密碼連續三次發電報給板垣，要其策動關東軍在建川到達之前採取行動，堅決行動。板垣等人接到電報後，決定將原定於９月底的行動日期提前至９月１８日。
９月１７日拂曉，關東軍按計劃派出柳條湖分遣隊，進至柳條湖地區進行警戒，阻斷交通。下午，關東軍進入預定陣地，在南起渾河鐵橋、北至柳條湖鐵路沿線，布置了重炮兵，將指揮所設在「南滿站」（瀋陽火車站）。現場指揮為關東軍大尉今田新太郎。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１０時２０分，關東軍按既定作戰方案，在南滿鐵路的柳條湖路段點燃了埋置的炸藥，炸毀了一段路軌。此陰謀的策劃與參預者花谷正在戰後寫的回憶錄中對此供述道：「１８日夜，彎月掛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疏星點點，長空欲墜。島本大隊中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視鐵路為名，率領部下數名向柳條湖方向走去。一邊從側面觀察北大營的兵營，一邊選了主兵營約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點。在這裡，河本親自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安放在鐵軌下，並點了火，時間是１０點多鐘。爆炸時『轟』的一聲，炸斷的鐵軌和枕木向四處飛散。」
以爆炸聲為信號，日軍猛烈炮轟北大營，今田和川島率領柳條湖分遣隊向北大營進攻。板垣立即以關東軍司令部的名義，命令關東軍第２９聯隊進攻瀋陽城，獨立守備隊第２、第５大隊從正面與北面進攻北大營，以與柳條湖分遣隊的進攻形成夾擊合圍之勢。
當晚１１時４６分，花谷正以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的名義給陸軍本部和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發出電報，謊稱中國軍隊在北大營以西柳條湖路段破壞南滿鐵路並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在衝突中。
１９日零時２８分，花谷正又發出第二份電報，仍謊稱中國軍隊炸毀滿鐵線，瀋陽北郊北大營地帶日中兩軍正在激戰，中國軍隊不斷增加機槍與野炮，日軍兵少，陷於苦戰。接到花谷正電報後，本庄繁立即與石原莞爾、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等人緊急洽商，一致認為這是動武的絕好機會，遂後確定了對策。本庄繁命令，按預先制訂的計劃行動。迅速將關東軍主力集中，進攻瀋陽，先發制人；繼而沿南滿鐵路展開攻勢，最後佔領全東北。
１９日凌晨１時３０分至２時之間，本庄繁連續向關東軍下達作戰命令：駐遼陽第２師團，駐公主嶺獨立守備隊第１、第５大隊迅速開往瀋陽，攻擊該地中國軍隊，進佔瀋陽；駐長春第３旅團準備進攻長春。
日軍19日佔領瀋陽。圖為日軍裝甲車開進瀋陽。
為便於指揮，１９日凌晨３時４０分，本庄繁率關東軍司令部遷往瀋陽。同時，本庄繁還向駐朝鮮日軍求援，要其越境參戰。隨後，本庄繁將其決定和戰況正式報告了陸軍本部。
１８日夜１１時３０分，日本獨立守備隊第２大隊在重炮掩護下，突入北大營西北角，日軍於１９日凌晨５時３０分完全攻佔北大營。
１９日凌晨１時，日軍分三路開始圍攻瀋陽，北大營陷落後１小時，日軍攻入瀋陽。
此時，日軍第２師團主力和駐鞍山獨立守備大隊趕到，佔領了瀋陽郊區，並協助進攻瀋陽日軍侵佔了瀋陽城。瀋陽遂在一夜之間全部落入日軍之手。
１９日凌晨，按本庄繁的命令，關東軍攻勢沿南滿鐵路展開，首陷鞍山與撫順。隨後，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３、第４大隊於５時３０分攻陷安東（今丹東）。然後第３大隊轉攻營口，第４大隊轉攻鳳凰城。兩大隊很快偷襲得手，侵佔兩城。
１９日零時１５分，駐長春關東軍第３旅團炮擊南嶺中國炮兵團，３時５５分，開始總攻長春。１９日上午，關東軍司令部命令獨立守備隊第１大隊馳援第３旅團。下午５時３０分，日軍攻佔南嶺。晚１０時前後，日軍攻陷長春。９月１９日，駐朝鮮日軍第６飛行聯隊派出兩個飛行中隊增援關東軍。
９月２０日凌晨，本庄繁與建川美次在瀋陽研討進一步作戰計劃，建川提議應迅速進攻吉林（當時的吉林省會）、洮南等地。同日，板垣等人指使駐吉林日軍特務用炸藥炸毀了若干日本僑民房屋，製造了吉林事件。然後誣稱乃中國軍隊所為，要求本庄繁出兵吉林。
２１日凌晨，關東軍司令部繼續研究出兵吉林問題，本庄繁擔心日本國內及駐朝鮮援兵未到，再進攻吉林戰線過長，萬一中國軍隊進行反擊，關東軍將處於南北兩線作戰之困境，兵力嚴重不足，因而提出慎思。但在板垣、石原和參謀長三宅等人的強烈堅持下，凌晨３時，本庄繁決定孤注一擲，以吉林事件為借口，出兵吉林。上午９時５０分，日軍第２師團進犯吉林。由於吉林省代主席熙洽叛變投降日軍，駐吉林中國軍隊退出吉林，當晚日軍佔領吉林。
９月２１日下午１時，駐朝鮮日軍第３９混成旅團奉駐朝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之命，並在陸軍本部的暗示與「期待」下，渡過鴨綠江，越境參戰，分向遼寧、吉林兩省進犯。２２日，洮南鎮守使張海鵬降日，日軍佔領洮南。僅僅４天時間，日軍攻佔了遼、吉兩省２０餘座城市和南滿鐵路沿線地區，掠地千里，遼、吉兩省基本淪入敵軍之手。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和駐朝日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左）
９月１９日上午７時，日本陸軍本部召開首腦會議。參謀本部次長二宮治重、總務部長梅津美治郎、代理作戰部長今村均（作戰部長建川美次時在駐東北關東軍司令部）、情報部長橋本虎之助、陸軍省次相杉山元、軍務局長小磯國昭等參加了會議。永田鐵山軍事課長也特邀出席。
會議一直進行到下午５時，重點研究了增援關東軍的問題。會上，小磯軍務局長說：「關東軍的這次行動是完全合理的行動。」「對於他的這一說法，誰也沒有表示異議。最後，全體一致達成了增援關東軍的意見。」在這次會上決定增援兵力之後，參謀本部作戰課馬上根據既定的對華作戰方針進行了研究，準備緊急動員一部分駐朝鮮日軍和把駐於姬路的第１０師團火速派往滿洲。與此同時，陸軍省軍事課開始著手準備向內閣提出增兵建議。
１９日上午１０時，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研究事變。
會議正式召開前，內閣首相若摫問陸相南次郎：「關東軍這次行動是針對中國軍隊的暴戾而採取的，是我軍的自衛行動，可以這樣相信嗎？」
南次郎回答：「當然是這樣。」
若槻和南次郎以「關東軍自衛」為基調，確定了會議的方針。會議考慮了如何支持關東軍的問題，甚至對戰爭擴大後的對策也進行了商討。
若摫在會上詢問海相安保清種：「在中國其他地方日本居留民感到危險的情況下，必須要海軍保護，這方面的準備沒問題吧？」
安保清種明確回答：「１５００人的海軍陸戰隊正在待命」。
後因外相幣原從外交角度出發持有不同意見，考慮到政府暫不出面，由關東軍自由行動更主動有利，會議遂決定採取所謂「不擴大」方針。但這個方針只是對歐美帝國主義列強所作的一種外交姿態，實際行動都是積極支持擴大。
日本在展示柳條湖事件的所謂證據，意在混淆視聽，將責任推給中國
會後，陸相南次郎和參謀總長金谷范三分別向關東軍發了電報，在傳達所謂不擴大方針的同時，讚揚關東軍的「決心和措施是適宜的」，「提高了帝國軍隊的威望」。這實際上是支持慫恿關東軍擴大作戰行動。
橋本欣五郎在給板垣的密電中則明示：「參謀本部並不想停止軍事行動。」
得到這樣的支持和暗示，１９日下午７時，本庄繁等以關東軍全體的名義向陸軍本部發電請求：
「我們確信，現在是解決滿蒙問題之絕好機會。今日我軍如果退縮，以後將絕對不可能再解決滿蒙問題。」
「期望能以最大之決心，促成帝國百年大計和整個陸軍之猛進。」
２０日上午１０時，陸軍三長官———參謀總長（即參謀本部長）、陸相、教育總監會議一致決定：「軍部希望一併解決滿蒙問題。」海軍也對關東軍採取了積極支持姿態。
２０日上午８時，海軍省和海軍軍令部一致決定，當事態進一步擴大時，海軍將出動艦隻至山海關一帶，配合陸軍阻止駐河北、平津地區的東北軍出兵增援。日本內閣也很快地公開拋棄了所謂不擴大方針。
９月２１日，日軍駐朝鮮的第３９混成旅團越境參戰，直犯遼、吉兩地。
９月２２日上午召開的內閣會議就此事作出決定：「鑒於駐朝鮮軍既已出動的這一事實，結論是承認此事。既已承認事實，內閣決定支付其經費。」
會後，若槻首相決定攜帶內閣的上述決定進宮謁見天皇。參謀次長二宮通過陸軍省軍務局長小磯轉告之：「希望不僅將承認出兵事實，而且把同意支付出兵經費的事一併上奏。」若概欣然接受了這一要求，照此上奏。
同日下午，金谷總長和南次郎陸相把關於向滿洲增派部隊的問題及其編製和具體安排事宜上奏天皇，旋即得到批准。二人即刻將天皇的旨意用電報向關東軍司令官和駐朝鮮日軍司令官作了傳達。至此，日本軍國主義終於實現「舉國上下的一致」，做好了擴大侵略的準備。
自戰爭策劃伊始，日本就逐步構建、形成了一種滋釁肇事之模式：由中低層軍國主義及法西斯軍官在第一線滋擾生事，日本政府及軍部、天皇和支持之的皇族成員暫時隱身幕後，若事成，順利，就迅速跟進、支持，推進、擴大事態，實現其陰謀及目的；若事不成、不順或陰謀敗露，日本政府及軍部、天皇及相關皇族成員就推諉卸責，欺世撒謊。恰如希特勒的名言，撒謊就要撒彌天大謊，因為沒有人會想到有人竟會撒這樣的謊。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北郊一段南滿鐵路的路軌，製造藉口進攻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圖為燒毀中的北大營。
皇姑屯事件前，田中義一就多次授意甚至半公開地揚言：鑒於張作霖的不合作態度，應該將其消滅（幹掉）。河本大作秉承其意，在軍方高層支持下，策劃並製造了該事件。但因張學良的機智、從容、果敢應對，事件不僅未能達到日本的目的，且因真相的敗露，日本的陰謀昭然若揭，反而削弱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為此，田中遭天皇面斥，但天皇面斥之內容，多為責備其丟了日本的顏面。恰恰相反，並未斥責其擴大對中國東北的侵佔圖謀。田中為此愧恨辭職，未幾，抑鬱而終。此事亦證明，自天皇到河本，對皇姑屯事件的理念、價值觀和日本擴大侵華的意圖，是高度一致的。
九一八事變，日本依然循此模式，故伎重演。但設計、實施的更加周密、陰險。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易幟，日本直接控制並侵佔東北的陰謀失敗，河本大作退出現役。臨退前，他提議由板垣征四郎接任其關東軍高級參謀一職，其意即是希圖板垣繼承他與田中義一的未遂之志，在中國東北「大幹一番」。關東軍及軍部、參謀本部迅即採納了河本之建議，任命板垣為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果然不負其望，與石原等策划了九一八事變。策劃及實施者與關東軍、日本政府及軍部、參謀本部、乃至天皇和相關皇族成員均是緊緻協調，密切配合，心領神會，心照不宣的。
日軍佔領我東北兵工廠
板垣和石原在事變前就曾信心滿滿地表示：將憑藉其（即柳條湖爆炸事件）後出現的有利局面，推動關東軍行動，並促使軍部、參謀本部及內閣的態度明朗化，得到充分的確認和推進。同時二人又留有餘地地表示：如果事情搞砸了，就準備效法河本大作，以個人接受處罰來為關東軍開脫。
後在東京審判中，板垣交代：九一八當晚正是自己在柳條湖爆炸事件後，下達了由島本中佐指揮獨立守備隊第２大隊增援石虎台中隊攻擊北大營、並由平田大佐指揮步兵第２９聯隊攻擊奉天城的命令。但他強調，他的命令「完全合乎於關東軍司令官的意圖而被批准」。所以，「自己僅僅是同意了部隊指揮官（即關東軍司令官）的決心」。囂狂一時的板垣，在正義的大審判面前，終於露出了竭力推卸罪責的孬種本相。但這正好證明了板垣是在關東軍最高層的默許、讚許、同意和支持下行動的。關東軍最高層敢於如此，當然得到了參謀本部、內閣及軍部，乃至天皇和皇族相關人員的默許、贊同。否則，也不可能有後來的那麼緊鑼密鼓、協調一致的默契、跟進、配合與支持。
花谷正在其戰後出版的回憶錄中直接挑明了地說，板垣在九一八當晚，是以「代理（關東）軍司令官」的名義對島本、平田下達的命令。而對此，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不僅沒有任何異議，而且予以確認。九一八當晚１１時許，關東軍司令部全體參謀便急匆匆趕到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官邸，在三宅光治的主持下召開了緊急會議。僅僅３小時後，１９日凌晨２時，本庄繁就下令出動關東軍主力增援奉天方面。１９日上午１１時許，本庄繁已率關東軍司令部和步兵第３０聯隊從旅順前移至瀋陽。足見，關東軍最高層為板垣、石原行動的直接支持者、鼓勵者。而若無參謀本部、軍部乃至更高層的許可甚至指使，關東軍無論如何是不能擅自行動的。說穿了，這一事變本來就是通過無恥行徑為日本謀圖權益的事。既然是為日本謀圖權益，日本的領導層怎麼可能不知曉，不支持，甚或還不同意？
之所以必須指明乃至強調事變的真正主導者、主使者、指揮者是日本的統治層，板垣、石原等人僅是其馬前走卒———如此認定，決無減輕板垣、石原等人罪惡之意，乃是為了明確當時的日本領導者、統治者才是一手挑起並不斷擴大侵華戰爭的真兇、元兇。
試想，以板垣的身份，指揮關東軍尚無可能，又怎麼可能致整個日本挑起並不斷擴大侵華戰爭？打個精確的比方：在九一八事變中，板垣、石原等固然是首犯，但日本當時的統治者才是主犯。因為板垣、石原等相對獨立的陰謀策劃，迄今仍有人竭力為當時的日本統治者、領導層開脫罪責，甚至為關東軍開脫罪責，強調九一八事變的密謀性、獨立性，將罪責局限於板垣、石原等人。似乎區區微不足道的板垣、石原二凶，就真正具有了製造九一八事變的能耐。這不僅與事實不符，而且與邏輯亦不合。若果真如此，當時日本的國家體制和軍隊指揮、領導體制就成了匪夷所思的體制———中下層軍官就可以調動並指揮軍隊乃至整個國家。這豈非天大的笑話！
九一八事變，日本製造的慘案
若當時的日本政府及軍部、天皇及其相關皇族成員真不願意製造九一八事變之惡行，完全可以並有能力、權力斷然加以制止。但歷史的事實和真相卻是：他們願意！豈止願意，完全樂意！之所以採用前述所概括的此種模式滋釁肇事，那是因為日本領導層、統治層深知———甚至包括滋釁肇事的軍國主義分子、法西斯分子亦知———這完全是侵略，是徹底的惡行！不僅違反一切國際法、國際準則，而且背棄中日間近代以來的所有條約、協議，儘管這些條約、協議本身就已經是不平等的。
日本如此惡行，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在挑戰人類社會的準則底線。對此，當時的日本天皇及相關皇族成員、內閣及軍部和參謀本部的領導層均心知肚明。由此，亦可見他們才是決策者、指揮者，負有挑起戰端並擴大侵略中國的歷史罪責，乃至刑事罪責。這一點，國際社會、國際輿論界、反法西斯國家亦完全明了。
若不是日本裕仁天皇后來終於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及出於穩定戰後日本社會和扶植日本抗衡蘇聯的冷戰考慮，美國在美軍進佔日本全境後，本來就已準備徹底廢除日本的天皇體制。後雖未廢除，但在美國的強制推動下，日本被動地進行了戰後改革，基本清除了其武士道———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制度因素，致使日本基本實現現代化。雖然日本許多人迄今羞於承認這一點。
摘自《中國抗日戰爭史》全四卷精裝插圖典藏本，張憲文等（著），化學工業出版社·悅讀名品出版公司授權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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