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李逵的莽漢形象是怎麼塑造起來的

李逵是我國古代敘事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形象，幾百年來在廣大民眾特別是下層民眾中具有深遠影響。他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經過長時間說唱藝人、戲曲作家、下層文人的加工、演化，最終成為古典名著《水滸傳》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從南宋起，宋江等水滸英雄的系列故事即在民間廣泛流傳。南宋羅燁《醉翁談錄》記錄了如「石頭孫立」、「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等當時的說話名目，這顯然是一些獨立的水滸故事；周密《癸辛雜識》輯錄了宋末元初人龔開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贊》，已完整地記錄了三十六人的姓名與綽號，並提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可見當時流傳情況；宋人舊編元代增益的話本《大宋宣和遺事》則收錄了楊志賣刀、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招安等後來《水滸傳》中的故事，筆墨雖簡略，但已把水滸故事連綴起來。以上零碎的資料雖然對我們了解水滸故事的發展有不小的幫助，但其中有關李逵的描寫卻很不突出。龔開《三十六人贊》中雖已有李逵的名字與綽號 ，但並不能看出什麼事迹；《宣和遺事》也僅僅是提到其名而已。

從現存資料來看，最早塑造李逵形象且取得相當成就的是元雜劇中的水滸戲。元代雜劇有專門以水滸故事為題材的，稱為水滸戲。今存水滸戲劇目共三十三種，劇本流傳至今的有六種 ，其中寫李逵的有三種，幾乎佔了一半。元代水滸戲創作的流行，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異族統治，保留著大量野蠻的氏族制度末期的狹隘性和強烈的貪暴性，佔領中原後，推行種族歧視政策。蒙古貴族及色目人恣意橫行，奪人財物，搶人妻女，是非顛倒，曲直不分，處於下層的漢人南人冤抑無處申訴。在這壞人當道，民不聊生的黑暗時代，人民愈益懷念見義勇為、除暴安良的水滸英雄，希望有人象他們一樣出來主持正義，救民水火。於是水滸故事便成為元雜劇的重要題材之一。梁山好漢也便成為元雜劇描寫的對象。李逵作為一個疾惡如仇、莽撞天真的下層英雄形象受到很多雜劇作家的青睞，並把李逵作為戲中的主角來塑造。從現存的水滸戲來看，以康進之的《梁山泊黑旋風負荊》和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成就最高，堪稱元雜劇李逵戲的「雙璧」。

元雜劇中水滸戲的基本內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權豪勢要、地痞惡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漢扶弱抑強、誅惡鋤奸。李逵戲也正是寫黑旋風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李逵負荊》的基本情節與後來百回本《水滸傳》第七十三回「梁山泊雙獻頭」大致相同，以誤會引齣戲劇衝突，推動整個劇情發展。當李逵誤會宋江，並確信宋江搶了滿堂嬌以後，便「按不住莽撞心頭氣」，「抖擻著黑精神，扎煞開黃髭鬚」，怒氣如雷地回山質問宋江，便引出了鬧山、對質、負荊等構成富有喜劇特色的戲劇衝突。也正是在矛盾中塑造出李逵鹵莽、豪爽、粗獷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作為其眾多李逵戲中僅存的一種，生動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孫榮的故事，著力塑造了李逵仗義行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細、智勇兼備的英雄豪傑形象，與康進之的《李逵負荊》可謂異曲同工。

《李逵負荊》和《雙獻功》是元代水滸戲中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體現了元代處於黑暗統治下社會底層民眾呼喚光明、渴望正義的要求。對於哀哀無告的下層百姓，不啻於是一種強大的精神支柱。更為重要的是兩劇中的李逵形象作為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寄託廣大人民群眾光明理想的英雄人物，與後來小說《水滸傳》中的李逵相比，具有很多不同之處。換句話說，元雜劇中的李逵帶有更多的時代特色。《李逵負荊》中除集中展示了主人公鹵莽、粗豪外，還描寫了他性格天真、富有詩意的一個側面。第一折寫李逵在清明節帶醉欣賞梁山明媚的春景：「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華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縐，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作者在這裡讓富有詩意的優美唱詞從鹵莽粗豪的李逵口中唱出，並沒有使人物形象造成矛盾，而相反地賦予了李逵以淳樸天真、熱愛生活的性格特徵，使我們看到一個形象豐滿的人物。

《雙獻功》在塑造李逵性格方面別具一格。全劇通過李逵別樣的語言、動作、聲調、口氣，異常鮮明地凸現了他性格精細、機警的一面。在搭救孫孔目的一系列行動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那個遇事不加思考、莽撞行事不計後果的黑旋風，而是沉著機智、膽大心細的英雄形象。這樣來寫李逵，不但與後來的《水滸傳》大相徑庭，就是與同類的水滸戲比較，也是少見的。通過以上這些現象，我們可以說，元雜劇中李逵形象，不論是機警還是鹵莽，都是劇作家在特定環境和特定情勢下，按照生活邏輯賦予人物的理想色彩，表現了李逵性格的鮮明性、多樣性。元代水滸戲中的李逵是下層文人乃至廣大漢族民眾理想中的英雄，作者把他寫成元代社會漫天黑暗中下層民眾心中的一盞明燈，時時帶給弱者以光明和溫暖。李逵的兩把板斧，成為懲惡鋤奸，伸張正義的象徵，而不是後來《水滸傳》中毫無人性地排頭砍倒一片的兇殘與血腥。元雜劇中的李逵是理想化的，只是活在百姓心目中，而不在現實世界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