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了，該給這份報告書一個公正的評價了

圖註：1932年李頓調查團在上海，圖中心穿大衣者為李頓

文 | 楊津濤

長期以來，國內輿論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依靠國聯，以及國聯派出的李頓調查團都懷有很大偏見，如指責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偏袒日本，「充分暴露出國聯各列強極其卑劣的帝國主義嘴臉」等。事實上，此報告書內容相對客觀，對向世界披露日本侵略真相，曾起到很大作用。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有兩重性。在法理層面，承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否定日軍的行動屬於「自衛」，否定偽「滿洲國」的合法性；在現實層面，不主張東北恢復「九一八」前原狀，而建議設立一個有日本顧問參加的「自治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聯在中國政府請求下，派出由英國人李頓率領的「國聯遠東調查團」（通稱「李頓調查團」）前往東北，調研中日爭端及事變真相。1932年10月，國聯向各國公布了李頓調查團提交的報告書。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長達270餘頁，共10章，前8章是調查結論，從法理層面澄清了幾點事實：一、「九一八」事變中，日軍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其有「精密預備的計劃」；二、「滿洲國」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三、承認東北三省領土及主權歸中國所有。報告書這一部分披露了日本有預謀的侵略行徑。

報告書後2章是李頓等人向國聯提出的解決意見。他們不主張東北恢復原狀，而建議設立一個「自治政府」，包括「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應佔一重要比例」；中日軍隊全部撤出東北，改由兩國憲警維護治安等。此外，報告書稱日本出兵東北，不止是「此一鄰國以武力侵犯彼一鄰國邊界之簡單案件」，還是有「赤色危險」的複雜問題。報告書還認為，九一八之前，日本在東北擁有特殊利益，中國的反日行動損害了日本的利益。這些建議，顯然是基於中日在東北的既成事實，而做出的妥協（相較於因東北軍之不抵抗，日本已在東北實現了全面控制這一既成事實，報告書實際上是在要求日本「吐出部分到嘴的肥肉」）。

圖註：李頓等正在調查柳條湖鐵路的爆炸點

對於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中國國內不同政治派別的觀點高度對立；日本則一致指其「不公」

1、蔣介石、胡適等雖然認為報告書有遷就日本之處，但大體上肯定其「尚屬公道」「代表世界公論」

圍繞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內容，當時中國國內形成兩種對立意見。蔣介石對報告書所提建議十分不滿，認為「李頓對於調停之主張，亦太怕日寇矣」，但承認「調查之日本責任，尚屬公道」，因此決定對報告書「有修正與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絕」。汪精衛時任行政院院長，他公開聲明，「中國政府對於李頓報告書，贊成其所持態度，表示滿意」。

在國聯主持交涉的顧維鈞看法同蔣介石一致，「前八章關於事實的敘述，看來是正確地反映了滿洲的形勢，但最後兩章（包括建議）則似乎很受既成事實的影響」。胡適稱報告書「代表世界公論」，李頓等人的建議「未嘗不是一種解決的途徑」。在胡適看來，「如果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上的利益，和承認滿洲的自治權，可以取消『滿洲國』，可以使中國的主權與行政權重新行使於東三省」，那麼「這種條件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對報告書持全盤否定意見者多為蔣介石的政敵，如胡漢民說，報告書「幾為自毀立場，而暴露其無維護正義，主持公道之能力」；馮玉祥、李烈鈞稱報告書「混淆真相，顛倒因果」，「挽救國難，在於積極抵抗，惟抵抗乃能表現民族求存之決心，惟決心乃能轉移國際之視聽，徒而求助國聯，實為民族自殺」。同時，其他黨派所發表的《反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通電》也稱「這是帝國主義向中國民眾提出的瓜分中國的哀的美敦書，而賣國辱國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卻完全同意接受的！」

2、日本軍政人士一致指責報告書，甚至稱其是「對皇軍的一種侮辱」

相比之下，日本國內對於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意見較為一致，紛紛指其「不公」。日本政府發言人稱，「該報告書對日本不公正之處甚多，但對華不公正之處則絕無」。日本陸軍對於報告書中的指責，表示「這是對皇軍的一種侮辱，是越權行為」「要對該報告加以痛擊，使至於體無完膚」。日本政府還起草了《對 之意見書》，指責調查團「漠視日本所提之詳細證明文件」，「不信擁護滿洲國之人士」，而「對來歷不詳或不明之情報反予以不正當之信任」，因此報告書「有偏見」、「不可靠」、「無根據」。

日本為維護其在侵略利益，維持「滿洲國」，拒不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並威脅說，如果國聯一味無視日本要求，通過調查書草案，那麼「日本帝國必須斷絕與國聯的關係」。日本的激烈反應，也從側面說明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確是傾向於中國的。

圖註：李頓調查團在哈爾濱所收到的上百封民眾來信（彭大偉 攝）

由於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發表，日本在國際上所造的種種關於「九一八」的錯誤輿論流產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所能選擇的方針只有三種，一是對日宣戰，二是對日交涉，三是依靠國聯。蔣介石當日憂慮：若中國先對日宣戰，則「自失其國聯盟約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之權利，而且使此等公約完全失其效用」，先失去了一個有可能制衡日本的國際渠道，而且「無備而戰，必至戰敗」，故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輕言戰事。但蔣因擔心被「任意要挾，恐失國權愈大」，也不願對日直接交涉，故國民政府最終選擇將問題提交給了國聯。

最終，日本以宣布退出國聯的決絕方式，使得國聯要求日本限期撤軍的決議未能生效，拒絕了基於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國聯決議。這是一個三方皆輸的結局：國聯喪失了它的威信和影響力；日本失去了身為國聯成員的一切利益，在世界外交舞台上走向孤立，日本公眾輿論對西方的敵視加深，對軍人集團擴張主義的支持更加頑固；中國亦未能依靠國聯對東北問題有所挽救。參與國聯交涉的郭泰祺，事後曾如此感慨：「外交無實力為後盾，求人之難，實難於上青天」；中國實力不足，「國聯亦以空城無計，反遭暴日當頭之棒喝，蓋國際聯盟會之本身，原為空虛之物耳」。

即使如此，中國也並非全無收穫。至少通過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向世界申明了中國被侵略的事實。在胡適看來，「因為厭惡中國近年排外的囂張，因為日本宣傳能力之大，因為中國自身政治之實在不滿人意，所以同情於日本的議論在各國頗佔優勢」「我們雖用全力做宣傳，終不能期望國外輿論的一致同情於我們」，「止有負世界重望的公斷人的報告可以統一世界的是非，矯正世界輿論的錯誤」，此即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最大功用」。

1932年11月，曾任清華政治學系主任、軍政部中校秘書等職的余日宣，發表演講時，提到有一個外國記者曾對他說，「中國想要外國來幫著打仗，那是萬不可能的，就是經濟絕交的論調也決不會實現，因為如對日本經濟絕交，本國的商業，一定會受到重大的損失，他們為中國來受損失的事情，當然他們不會做的。」那麼只能期望各國輿論因報告書的發表而有所改變，日本「常在各處宣傳他們佔東三省的理由是如何的充足，所以有許多國家因為聽了日本一面之詞，對於中日的關係發生種種誤解，以為日本有理，中國無理，他們現在看了這個報告，至少對於日本的信任心總會要減少些」。

總的來看，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後依靠國聯，有其無奈之處。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亦非如以往所言「偏袒日本」，相反日本各界對該報告書極為不滿。該報告書駁斥了日本在國際上所造的種種關於「九一八」的錯誤輿論，自有其重要價值。

圖註：九一八事變後，日軍攻入奉天

注釋

周美云：《重評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革命文獻第40輯》，台北1978年；洪嵐《公布前後中國社會各界的反響》，《史學月刊》2006年第5期；《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中華書局2013年，第55頁；胡適：《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1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36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反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通電》，《蘇維埃中國》，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第51頁；張敬祿：《評》，《齊魯學刊》1990年第6期；《蔣介石關於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的講話》，《中國近現代外交史資料選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第294、295頁；胡適：《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胡適文集》第11冊，第273頁；余日宣：《李頓報告書的研究》，《滬江大學學術講演錄》，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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