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李伯重：天氣寒冷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9月20日，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伯重在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作了題為《中國與十七世紀危機：全球史視野中的明清易代》的講座。

講座現場

明清易代：不可能發生的事發生了

1644年，中國發生了劇變，不僅是朝代改變，連中國人的外形都變了，從過去的束髮變成留辮子。明清易代，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滅亡了，一個新的少數民族朝代開始，統治了中國二百七十年，把中國的疆域擴大了一倍，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主要就是繼承大清帝國的疆域，明清易代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

史景遷在其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書中第一章就介紹：「1600年的中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所有統一國家中疆域最為廣袤，統治經驗最為豐富的國家……十六世紀晚期，明朝似乎進入了輝煌的頂峰。其文化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城市與商業的繁榮別開生面，中國的印刷技術、制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得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

當時在歐洲人心目中，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所以，哥倫布、麥哲倫才會千辛萬苦繞過半個地球尋找到中國之路。但是，接下來史景遷先生說：「誰也沒有料到，明朝的統治者不到五十年就將自己的王朝斷送於暴力，將混亂的國家重新帶入有序軌道的，既非反叛的農民，也不是與朝廷離異的士大夫，而是越過明朝邊境的自稱『滿洲』的女真人。」

當時的女真作為一個很落後的部族，為什麼能夠統一中國？旗人入關之初共有兵丁約16.5萬人，能把一億二千萬人、疆域遼闊、經濟文化非常發達的明朝征服，看上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明清易代，經濟文化繁榮的明朝為什麼就被當時所謂的半野蠻人接管了？甚至於明朝還沒有最後滅亡，大家就在反思了。崇禎皇帝在遺詔寫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認為是大臣誤國。李自成包圍了北京城發布了一道勸降檄文：「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也是歸咎於大臣。

接著大家又反思清朝為什麼可以取代明朝。清代所修《明史》代表了清朝官方的態度，認為崇禎皇帝並不是一個亡國之君，而是當亡國之運。明朝的氣運已經不行了，天命轉移到大清，所以被取代是必然的。

進入二十世紀特別是後半期，我國的歷史學家如翦伯贊先生就認為，一方面是統治者貪污腐化，荒淫無恥；一方面是百姓饑寒交迫，流離死亡，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說明朝滅亡是必然的。影響更大的是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從階級鬥爭史學的角度來說明朝的腐朽統治必定被農民起義推翻，但他並沒有提到農民起義馬上又被清朝一掃而光的事實。

李文治先生的《晚民民變》則講到李自成起義軍進入北京城燒殺搶掠，說明農民起義軍本身問題也很多，所以滅亡有更多的原因。復旦大學的樊樹志在《明史十講》一書中表示：明清易代是必然與偶然並存的，代表了國內主流的看法，即明朝滅亡是一個必然的現象，根本在於階級鬥爭的問題。

北京大學趙世瑜先生總結了海外學者對明清易代的討論，總共有：王朝更替、民族革命、階級革命、近代化和生態——災害史五種解釋模式。另外網路上還有一些新穎的觀點，如明朝糧食短缺論和明末鼠疫論等。

十七世紀全球危機

「十七世紀全球危機」一詞來自於美國的傑弗里·帕克教授的《全球危機：十七世紀的戰爭、氣候變化與大災難》一書，這本書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以至於作者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回應。

他在文章里講到，十七世紀特別是前半期，世界很多國家都發生了嚴重的政治變更，而且全球性比過去或者隨後任何時代都多。明代中國人口最多，國家崩潰了；東歐的波蘭立陶宛聯邦，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國家，也崩潰了；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法國波旁王朝都走向了崩潰。特別是到了1648年，俄國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城市叛亂。在伊斯坦布爾，蘇丹被絞死；在倫敦，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

君士坦丁堡

倫敦威爾康圖書館藏十七世紀治療鼠疫病醫師服裝彩繪

從中國一直到北非到歐洲甚至到南美和北美，全球都出現這麼一個大動蕩的局面，人類歷史上直到二戰為止發生的社會動蕩沒有比得上十七世紀中期的。這是巧合還是必然？如果我們只看中國，就不會了解到在明清易代差不多同時發生的動蕩其實是遍及全世界的。

西方學界很早就認識到了對於十七世紀危機的種種現象，但作為歷史學命題的「十七世紀危機」，是霍布斯鮑姆於1954年發表的《十七世紀危機》中正式提出的。相關文章又在1965年以《1560—1660年的歐洲危機》為題結集出版，當時對於危機的討論還只是著眼於歐洲。此後人們逐漸認識到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著類似的危機現象。

1973年，阿謝德率先將「十七世紀危機」的研究引入中國研究，發表了《十七世紀中國的普遍性危機》一文。魏斐德的研究更進一步，探討了中國十七世紀危機表現及走出危機。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的《清史譯叢》第十一輯《中國與十七世紀危機》再次把這個理論引入中國。中國的危機是十七世紀危機的一部分，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全球氣候變化：十七世紀危機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的氣候自十四世紀開始轉寒冷，十七世紀達到極點。十五世紀初以後，出現兩個溫暖時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個寒冷時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總的來說，明代氣候寒冷乾旱，進入中國歷史上的第四個冷期。另外，氣溫變化與降水變化有密切關係，十七世紀是近500年來3次持續乾旱中最長的一次。明代初期全國水旱災害發生頻率差不多，兩種災害交替發生，全國性的旱或澇災的趨向不明顯。但是成化以後情況有所不同，明代後期全國進入一個異常乾旱的時期。

明末的乾旱引起了特大蝗災，始於崇禎九年（1636年），地點是陝西東部、山西南部及河南開封一帶。崇禎十年蝗災向西擴展到關中平原，向東擴展到以徐州為中心的山東及江蘇北部，然後擴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廣大地區。崇禎十一年形成東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災區，並開始向長江流域擴散。崇禎十二年向北擴展到山西和陝西兩省北部，向南擴展到江漢平原。崇禎十三年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個華北平原都成為重災區。崇禎十四年華北蝗災開始減退，但是長江流域蝗災卻繼續發展。崇禎十五年由於氣候發生大變化，連續四年的特大蝗災結束。

在天氣劇變、食物匱缺的過程中，人的身體素質下降，再加上大量的流民，就會引起瘟疫的爆發。據《明史》記載，從1408—1643年共發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浙江等。明末大瘟疫開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地點是山西。崇禎十四年傳到河北，並隨著李自成和清朝的軍隊傳到更多的地區。崇禎十四年，北京爆發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史載崇禎十六年二月「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變冷、乾旱、蝗蟲、疾病，最嚴重的地方是華北，河南官員鄭廉《豫變紀略》載崇禎以後，連年大旱、蝗災，可見氣候十分反常，民不聊生。更為嚴重的是陝北，馬懋才《備陳大飢疏》記載延安府大饑荒以致人相食。這時候，流民開始相聚，李自成、張獻忠等人也就得到廣泛的支持，因而，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就最先從陝北爆發。

早期經濟全球化：導致東亞政治軍事局勢劇變的主要推手

我們置身的現代世界始於1492年，對於研究全球史某一特定年代的歷史學家來說，1492年是很顯而易見的選擇，但實情是這一年卻反常地遭到忽略。說到1492年，最常有的聯想是哥倫布在這一年發現了前往美洲的路線，這可以說是改變世界的重大事件。

從此以後，舊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觸，把過去分立的文明結合在一起，使名副其實的全球歷史和「世界體系」成為可能，各地發生的事件都在一個互相連結的世界裡共振共鳴，思想和貿易引發的效應越過重洋，就像蝴蝶拍動翅膀擾動了空氣。歐洲的帝國主義就此展開，進一步重新打造全世界。

美洲加入了西方世界的版圖，大幅增加了西方文明的資源，也使得亞洲稱霸已久的帝國和經濟體系走向衰頹。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東亞國際貿易飛速增長，在其中，中國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

經濟全球化把全世界聯繫得很緊密，人員交流、商貿往來頻繁造成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知識、技術的傳播變得很快，恰在此時，爆發了火藥革命。火器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最早是中國發明的火門槍，傳到歐洲改進為火繩槍，又發展成燧發槍，火炮則從青銅炮變為鐵炮，其傳播路徑是由中國經伊斯蘭教世界傳到西歐又反過來傳回東亞。

中國自秦始皇以來傳統的威脅都是來自北方，匈奴、鮮卑、突厥、回鶻等，包括後來的蒙古。一直到明朝，蒙古還是最大的威脅。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知識、技術的傳播導致新興的東亞地區強權的出現，安南、緬甸、日本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方殖民者，還有後金，威脅著中國的安全。

十六、十七世紀，安南以從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沉船中打撈起來槍炮作為樣式，並僱傭歐洲槍炮鑄造工匠，使安南能夠獲得歐洲火器的新技術，並用於火器製造。

十七世紀初，緬甸人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沙廉（Syriam，今緬甸半島部分）後，殘存的歐洲俘虜及其後代成為緬甸軍中火器部隊的骨幹。除外籍火器手，緬甸人也建立了自己的火器部隊，莽應龍時，火槍與火炮已成功地融入緬甸步兵和戰象的單位中。

日本學習了葡萄牙人的火槍技術，不斷仿造和改進，十六世紀末時路上火器之精良和應用之普遍，已經超過英、法等西歐先進國家。織田信長在著名的長筱之役（1575）中能夠徹底擊潰武田勝賴，即是主要得力於埋伏在河邊的上萬名火槍手。

明朝也積極引進各種火器，學習仿造荷蘭人的紅夷大炮，萬曆年間，明軍與首次來到廣東沿海的荷蘭武裝船隻發生海上衝突，便見識了紅夷炮的威力。

火器的傳播影響巨大，恩格斯強調，從裝刺刀的槍起到後裝槍止的現代作戰方法，在這種方法中，決定事態的不是執馬刀的人，而是武器。而軍事史學家富勒認為，火藥的使用，使所有人變得一樣高，戰爭平等化了。

台灣中央圖書館藏崇禎十六年《火攻挈要》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周邊的政權紛紛挑釁中國，烽煙四起的晚明東亞世界發生了四起大的戰事：西南中緬邊境戰爭（1576-1606）、東方中日朝鮮戰爭（1592-1598）、東北明清遼東戰爭（1616-1644）和東南中荷台海戰爭（1633-1662）。

明朝要應付周邊戰事，國防開支不斷增加，從嘉靖十年（1531）到萬曆三十年（1602）間，13個邊鎮的官軍數從37.1萬人增加到61.9萬人，再增至68.6萬人，每年所編列的銀兩數量從336萬餘兩暴增至827萬餘兩，是萬曆六年太倉銀庫每年收入367萬餘兩的2.25倍，把明代從張居正時代攢起來的積存全用完了，而到了崇禎元年，各邊欠餉已達520餘萬兩。

另外，經濟全球化使得明朝與世界經濟，特別是世界貨幣體系一體化日益加深。李伯重指出，白銀輸入的起落變化以及對於明代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是直接導致了明朝的覆亡還是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目前學界還存在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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