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減輕道德感，他的感官就更敏銳

文史 09-24

對托爾斯泰的小說《魔鬼》的兩個結局的觀察，朱諾寫到了托爾斯泰創作中的感性和道德說教等問題，以及晚年的托爾斯泰對藝術的看法。作為作家，托爾斯泰具有神一般的敏銳，當他減輕道德感的時候，他的感官就越發靈敏。

《魔鬼》的兩種結局及其他

作為《克魯采奏鳴曲》的異篇，即情慾這同一主題的變奏，托爾斯泰在《魔鬼》中基本摒棄了一切手法，主題以及由此的展現因此被剝離得直接，近於乾癟。在《克魯采奏鳴曲》中暗合標題的多種混合回聲，包括男主人公在敘述推進中愈來愈融合進黑暗的內心獨白，在《魔鬼》中已經全部消失，托爾斯泰在這裡似乎已不耐於手法所能造成的「豐富」「藝術」「美」，吸引著他的，造成了他的困惑、苦惱乃至瘋狂的，他的全部動力都驅使著他朝向那不可避免的崩潰和分裂——並且輕率得不想掩飾，輕率是為了這一目的和動機犧牲了藝術，在粗魯的一路狂瀉中將讀者引向結局。兩個結局。

在這兩個結局之間，托爾斯泰自己大約也是難於取捨的吧，因為他最終將兩個結尾都保留了下來，從而完整地呈現了他個人在其中所承受的折磨和煎熬。

第一個結局，也是出現在正文中的，是主人公葉夫蓋尼自殺；第二個結局，是葉夫蓋尼殺掉了情婦斯吉巴妮達，成了眾人眼中的「精神病人」。讓我感興趣的是這兩個結局的排列。在《克魯采奏鳴曲》中，托爾斯泰是把殺掉他人（主人公的妻子）作為惟一結局，而《克魯采奏鳴曲》中主人公延續的獨白則始終將罪責不停外化，即指向社會、面目模糊的整體的人、推諉他人，他的掙扎在於世界對自身的擠壓，也因此殺掉他者似乎成為一種必然的爆發。而在《魔鬼》中，自殺則有著更明確的傾向，似乎更符合所謂的基督教精神：「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裡。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節。）」這是開頭引文同《克魯采奏鳴曲》的不同之處，而它們共同的引文是：「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節）」

「魔鬼」存在於自身還是他者，決定了怎樣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兩種直接的結局。在我看來，認識並承認「魔鬼」在自身甚至自身就是「魔鬼」是一種更為清醒、勇敢的態度，「殺人是一種軟弱」（不知在哪裡看到的，忘了），托爾斯泰選擇了前者，雖然在小說里他還是將斯吉巴妮達塑造成了貪得無厭、不知羞恥、人盡可夫的蕩婦。

領略了托爾斯泰海一般浩瀚的文字之後——在巨大、無邊的波濤自如之中，那些波紋如同人肌體的皺褶，當托爾斯泰調動起他的感官並與心靈保持一致時，他神一般的敏銳無人能及——至少看上去像神，張開了的羽翼豐滿、柔軟、熠熠生輝。而一旦他的道德平衡儀開始擺動，陰影迅速划出深淵的延痕，也拖滯了他行進的步伐，為了保持起碼的平衡不得不失掉優美的風範，《魔鬼》即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這裡沒有優美，只有赤裸裸的說教，和托爾斯泰所理解的「基督教」（教義）。即便如此，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認為他是「異教徒」（因為始終的搖擺和認知上的偏差），在忠於他自己的感官時反而接近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因為基督教的精髓並不在於靈的超拔，而是靈肉合一。在這點上，托爾斯泰不僅在靈魂上，也在藝術和美上不斷悖離。

但這種掙扎是真實的（雖然不能作為藝術粗糙的一個理由）。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鬼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鬼總化身為具象的卑微猥瑣的小人物，甚至「一個肥胖的七普特重的女商人」，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其他人物一樣長篇大論滔滔不絕地說著，戲劇性因為時間的壓縮而格外尖銳、漫長，高度的戲劇性（爆發）總是從一個點急遽地跳至另一個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山巔與山巔之間跨越；而托爾斯泰的魔鬼則是隱形的，承載了人物自身的慾望，有時就是肉慾的，它不說話，它在一系列的事件、行動、行為中，只要托爾斯泰不加速他的道德儀，這個魔鬼甚至會顯得有幾分可愛，更富有溫情的人性——在一個點上，他無法將自己提升得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高，但在更廣袤的深度上，他不可度量。但托爾斯泰的態度是說「不」，他要時時提醒讀者「他的道德觀」的存在，或許以此平衡自己的不安，提升自己的靈性。晚年的托爾斯泰基本走向了藝術的反面：「直到現在，對於他來說，我們全部的教養、科學、藝術，都僅僅是『肥皂泡』、『沒人需要的雕蟲小技』，而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科學和藝術的衛士』本身，在他看來永遠都是『下三爛的騙子，比那些最最滑頭和淫蕩的術士所可能支配、享有的權利要少得多（Ⅷ，198）』。」（《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卷二，序言P5，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因此，他可以放棄所謂的技術、技巧，甚至不惜犧牲藝術而扭曲文學成為實施其「美好理想」的手段，正是這種內在的分裂性，使托爾斯泰在《復活》（特別是後半部）中，因為無法調和而顯得虛偽——虛偽是脫離了人性。在理想標準（最高標準）的照耀下，人失真、變形，幾乎虛假得可笑，比如那位要毒死自己丈夫的費朵霞，在丈夫喜氣洋洋的敘述中，輕易的、沒有任何波折掙扎地就原宥了自己的妻子，談笑間一次罪惡轉為了美好的關係復甦，整個事情失去了重量，幾乎淪為無足輕重的小小玩笑，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人性的善美」，這善美可以輕易地收割屠戮人性的陰暗和罪惡。而俄國的農民又是怎樣的呢，「在老爺們以特殊的喜悅感幫助那農民之時，那農民頭腦里有什麼樣的嘲諷和知恩不報的想法呢——因為，從天性上看，人，尤其是雅斯納雅·波里雅納的農民們，是要嘲笑他人，而且知恩不報的」，托爾斯泰自己也承認：「其實，大部分農民，只不過把我看成一個大財主罷了。還能夠要求他們抱有別的態度嗎？須知，他們的生活和觀點都是在許多無法克服的條件下，在千百年里形成的。難道說某一個人能夠改變這一切嗎？」（《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卷一，P67）而同寫過下毒女人的莫里亞克（《苔蕾絲·德斯蓋魯》），撇開手法不談，真正慈悲的地方在於，他讓他的人物，鍾愛的苔蕾絲獲得了自由，人的性格在均衡中發展，儘管有痛苦和衝突，但是真實的——真實這一標準基於人物內心，而不是像托爾斯泰那樣，讓人物戴著十字架起舞。

是否存在第三種結尾呢，在自殺和殺人之間？在小說中，托爾斯泰是涉及了的：即離開妻子，同斯吉巴妮達同居。但這個結局不僅對葉夫蓋尼是可怕的，對托爾斯泰同樣如此。寧願死，也不能讓這種有悖於婚姻和基督教精神的結局存在，在《克魯采奏鳴曲》的跋中，托爾斯泰用盡量「簡短」的文字——洋洋洒洒萬餘字闡明了他為什麼要寫這篇小說的用意，枯燥得不忍卒讀。而在《魔鬼》的兩個結尾中，最後一段話都是：「是的，如果說葉夫蓋尼·伊爾吉涅夫有精神病，那麼，人人都有精神病。至於真正有精神病的人，無疑就是那些在別人身上看到瘋狂的癥狀，卻看不到自己身上有這種癥狀的人。」完美的涵蓋了魔鬼既在自身也在他者，正確，但極為乏味。這種結論式的結尾在我看來甚至不是一個合格的小說結尾，使小說最終落在了一個沒有任何回味、結結實實的戳章上。

當他減輕道德感，他的感官就更敏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