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建築狂人」，堅持用破磚爛瓦做建築，卻美的像個神話
造房子，
就是造一個小世界。
……
- 精緻生活 · 建築狂人 -
房子即世界
如果建築學是對人生存空間的一種虛構，
那這種虛構就是和山石枯木一起虛構的。
而造房子，就是造一個小世界。
說這段話的人就是王澍，現任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2012年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如今的他常常帶著謙和的笑容，語調低緩，一身黑衣，十分低調，但誰又知道當年的王澍究竟是多麼的叛逆。
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
王澍還在東南大學讀書。
大一時，他作為建築系的學生代表，
去聽了校長的發言會議。
當時的校長是錢鍾書的堂弟錢鍾韓。
他在發言時說：
「你們不要迷信你們的老師；
你們的老師可能前一天根本沒備課，
你要認真準備的話，
用三個問題一定會問到他台上下不來的。」
錢校長認為，好學生就應具備這樣的心態，
而不是那種聽話、只拿高分的學生。
也許是受了這樣的指點，
使得王澍到後來越來越大膽。
連中科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齊康，
都這樣評價王澍，
「這個人有才華，但是呢，
有點個性，是個不守規矩的人。」
不守規矩只是一種委婉說法，
其實王澍這樣的應該就是狂傲。
連他自己也說：「任何人都有叛逆期，
而我的叛逆期比較長。」
在大學時，他學的雖是建築，
但涉獵廣泛，無書不看。
半夜十二點，回到宿舍。
你會遇到抱著《黑格爾》坐在樓梯口的人，
也會在半夜三點醒過來的時候，
發現那個看書的人還沒回去。
因為看的書多了，
他總覺得「老師講的和我看的一對比，
八個字：膚淺、幼稚、保守、陳舊。」
大二時他就公開向老師宣布：
「沒人可以教我了。」
然後便獨自進入了自學狀態。
大三時，他又公然向老師嗆聲，
提出為什麼要畫商業效果圖的問題。
他認為那些基本上都是，
騙人的、純商業的，
是博取甲方的喜好。
當時老師聽了很憤怒，
後來事情鬧大了，
他就帶領一幫同學跟教授談判。
談判的結果是，
學院建築系成立70年來，
第一次開禁，學生的作業，
從此可以選擇自由表達。
在東南大學建築所讀研期間，
他也是學校頂尖的風雲人物。
他狂得更加可以，寫了一篇文章，
從梁思成一直評到他的導師，
把所有中國近現代建築史上的大師，
一個個挨著評了一遍。
還放言：「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
我算一個，我導師算半個。」
直到畢業那會兒都不收斂，他寫了篇論文叫《死屋手記》，影射整個學校的建築系和整個中國的建築學狀況。論文答辯時，他把題目《死屋手記》貼滿了牆，「不要貼啊，貼了論文通不過。」導師齊康勸他，但王澍仍舊不聽。
這場答辯評委爭論激烈，有的被氣得發抖，用一位老師的話說，就是，「這學生也太狂了」。結果答辯雖然全票通過，但論文傳到審查委員會手裡，他們面子掛不住了，沒給王澍頒發學位。
沒拿到學位的王澍乾脆選擇了離開體制。1988年到2000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高潮時期，屆時中國正在大興土木，對建築師來說，他們的好日子到了。但出於王澍自身的文人氣質，他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種畸形的繁榮。
他評價中國的奢華建築，是「驢糞蛋表面光」總而言之，他批判過整個中國建築界。
於是他選擇隱退。在杭州隱居了六年，他說：「我不想做東西出來禍害這個世界。」
這也許就是改變他一生軌跡的話，從建築系畢業，他並沒有和其他同學一樣投入建築設計工作，而是泡在工地上和工匠們一起從事最基礎的手工勞動，閑暇時就讀書練字，背著背包到處溜達，抑或坐在西湖邊一整天什麼都不幹。
後來，王澍回顧這段時期解釋說：「人生一世是很短暫的。我年輕時會站在街邊看，指著街頭行走的人，說這些人已經全部死了。可能很多人覺得我非常極端，算是一種孤獨英雄主義吧，但我覺得年輕的時候一定要有這種狀態，對存在、對真理、對人性要有一種追求，這樣才會有力量支持你在年輕時走過人生很重要對一段旅程，也是自我實現和錘鍊的旅程。」
在這12年里，
王澍沒建一座房子。
但王澍也沒閑著，
他說：「只有摸到最低的那張底牌，
我才有做東西的底氣。」
他仍然堅持學習，經常行走鄉間，
挽起袖子做著工匠活，
他說：「我要弄明白每一塊瓦是怎麼做出來的，
每一根釘子是怎麼釘進去的。」
那個時期，
中國建築師腦子裡只有快和錢，
但王澍一直在思索：
到底該走什麼樣的路？
在這些年裡，王澍還結了婚。
他和陸文宇的結合，
是一種完美互補，
「她是我的導師，遇到她之前，
很多人說我是出家當和尚的命。」
陸文宇就像是王澍的影子，
同為建築師的她和王澍一起，
站到了中國建築一線，
「認識妻子後，
我文人的孤傲被抹平了大半。」
妻子的影響使他對體制沒那麼反抗，
連一位老師見到他都說：
「你這個人變化很大，你一點也不酷啦！」
王澍問：「我原來怎麼樣？」
老師回答：「原來啊，你在東南的時候，
每次當你從走廊走過來，
我們都感覺不是一個人走過來，
而是一把刀走過來，
那把刀帶著寒風的，
大家都會不自覺地避開。」
2000年，他通過學習，
拿到了同濟大學博士學位。
然後選擇了到杭州中國美院任教。
一天美院院長許江找到王澍，
「想請你設計新校區，
但是預算很低。」
王澍回答，低預算和達到國際標準，
都沒問題，但有一個條件，
我要求絕對自由。
得到了自由的王澍，轉身就來到各個拆遷現場，收集了700多萬塊不同年代的舊磚棄瓦，然後讓它們在新校區的屋頂和牆面上恰到好處的得以新生。這種回收利用，不但造價低廉，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種中國風格。
然而象山校區一出生就飽受質疑。建築師圈評價：這是杭州最難看的建築。但老師和學生卻這麼說：「談不上感動，但我就是願意久呆。」「這是我見過的最無作息表壓力的校園。」「就喜歡在這裡小酌咖啡、秉燭神遊。」
2006年，他又將這種變相的復原，
用到了寧波博物館的設計上，
從建築新區拆掉的30個村莊里，
回收了40多種600多萬塊廢磚舊瓦，
然後作為建造博物館的基礎材料。
負責人對王澍咆哮：
「這是城市新中心，
用這麼髒的材料建博物館，什麼意思？」
王澍據理力爭，負責人摔門而去。
隨後又是多次爭吵，
但王澍都堅持了下來。
「新材料建成的房子是沒有回憶的，
但我的這個房子是有回憶的，
它代表著真正的人類生活的歷史。」
開館之後，
原定每天3000的流量，
卻連續三個月過萬。
好些遊客，指著牆上的老磚說，
這特別像我家原來院子牆上的。
王澍感動於這樣的言語，
他一直追求的就是一種，
樸素、簡單、純真的，
不斷在追問自己來源和根源的生活與藝術。
2009年，杭州市政府找到王澍，請他主持改造歷史上著名的南宋御街——中山路。在市政府開會時，有官員問他：「這條街就是一堆破爛，王老師準備怎麼改？」王澍聽了這話頓時感到生氣，對著市委書記說：「過去20年杭州市中心的建設，才是整個一堆大破爛。恰恰是這條街看上去破，但還保持著一個美好城市的影子。」
接著王澍提出了自己的3個條件：
時間至少要3年，
之前還要給他半年的時間調研；
原住居民不能遷走，
要保持沿街生活場景的真實性；
絕不做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保護性拆除」。
會議結束後他去上廁所，
幾個官員也跟著他進去，
說：「王老師，
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對市委書記說話，
你是第一個。」
最終，王澍的「另類的堅持」勝利了。
杭州中山路24米寬的街面被縮窄到12米，
沒有動遷一戶居民，
原地改造所有老舊建築，
同樣再現了南宋御街的繁華勝景。
如今的南宋御街已成為杭州著名景點。
重建後的它，
保留了宋元、明清和民國建築，
中西方的建築在這裡渾然一體。
對於杭州來說，遇到王澍，
是這座城市的幸運。
對於自己的原則，王澍從不妥協，
他將自己視為城市的清理者。
他說，「這件事證明，
雖然中國城市大的結構現在已經非常糟糕了，
但是局部的改善還是可能實現的。
我們接下來應該做的，
就是一塊一塊地收拾，
一點點改變中國城市的現狀。」
王澍這個非主流設計師，終於以他的「另類」開始綻放光芒。2011年，他榮獲法國建築學院金獎。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得國際建築學界大獎。2012年，他榮獲普利茲克建築獎。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得建築學界「諾貝爾獎」。
普利茲克獎評委會主席這樣評價王澍，「他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並演化成紮根於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築。」這也是除他選擇建材的環保理念外，《時代》雜誌最讚許他的理由：「中國建築的未來沒有拋棄它的過去。」
獲獎前，
對於王澍的建築國內的質疑聲最多，
獲獎之後人們的懷疑少了一半，
王澍似乎也一下子火了，
各種邀約像雪片一樣紛至沓來。
但王澍都不會馬上答應，
他的工作室有一個規矩，
一年只接兩個項目，
其中一個還必須是鄉村項目。
之後大家開始盯著王澍，
看他又會做出什麼大手筆。
但沒想到他卻一頭扎進了浙江農村。
談起原因他說：
「城市大拆大建，
使建築文化的傳承沒希望了，
僅剩的一點種子在鄉村，
我希望它還能發芽。」
「浙江一些古村落里，有一批具有很高建築水平的江南民居，但城市建造風氣已經進入鄉村，農民都嚮往高樓洋房，這些民居難逃被拆的命運。老房子就是活著的歷史，歷史都沒了，還有什麼根基？」所以，王澍想把這些民居保存下來。
王澍記得那是2012年，他在富陽的村子裡轉悠時，遇到了洞橋鎮大溪村的村支書王榮華。那時，王榮華正指揮著一輛鏟車，拆除村裡的一幢老屋。王澍激動地跑過去，大聲喊停，陸文宇則一路跟著小跑，攔下了王榮華手中正在揮動的小旗子。
「要是不拆掉，老房子留著做什麼用？」王榮華的一句反問倒是激發了王澍的信心，他拍了拍王榮華的肩膀：「你等等，我來想辦法！」
恰巧，
富陽市政府想請王澍，
設計博物館、美術館、檔案館。
從不輕易接項目的王澍一口答應下來，
條件只有一個：
要在洞橋鎮文村、大溪村一帶，
做鄉村民居的整體規劃。
2013年，離富陽城區約50公里的文村，也是洞橋鎮的西南偏僻山村。當王澍選定這裡率先進行省級「美麗宜居村莊」試點項目時，大家都不理解：「為什麼選文村？浙江範圍內，比文村基礎條件好的村莊多得是！」
王澍自有理由。在此之前，他已經到過文村多次，這個處于山區和平原過渡地帶的小村，有40多幢來自明代、清代和民國時期的民居，它們沿溪而建，採用當地常見的杭灰石建造，每塊石磚保留著不同的紋理，看似信手拈來，卻又嚴絲合縫地契合在一起，這讓王澍感到震撼。
農居房改造是建築界最大的難題，
除卻技術上的難度，更難的是溝通。
起草設計圖的時候，
他就遇到了很多分歧，
挨家挨戶詢問的過程中，
王澍感覺到，
村民們對他有些抵觸。
這樣的抵觸讓他有些發愁，
因為一個屋檐，都可能招來村民反對。
從不低頭的王澍，
為了保存下古民居，終於低下了頭，
又逐一向村民們徵求意見。
有的希望廚房大點兒，
有的要停車庫，
有的要加上柴灶和農具室。
「只要他們有新的要求，我就馬上改。」
王澍一邊傾聽意見，
一邊又遵循修舊如舊原則，
說服村民使用杭灰石、黃黏土和楠竹，
最後他設計了8種房型，
隨村民自由挑選，
村民們一看，覺得好看又實用，
終於高高興興地接受了。
在王澍策動下，
14幢「新民居」在文村誕生了。
令王澍萬萬沒想到的是，
文村很快就火得一塌糊塗。
元代黃公望有幅名畫叫《富春山居圖》，
這幅畫畫出了富春江兩岸的詩意生活。
而王澍打造的文村新居，
則被喻為是「現代版富春山居圖」。
一批批城裡人不辭千里來到這裡，
就為享受一下這個「富春山居新民宿」。
而更令王澍開心的是，
文村人也開始重新考慮古村的未來。
不但將水泥路還原成了青石板，
還恢復了古民居的水利樞紐。
文村對王澍來說，只是一個開始。
「我打算花10年時間，
根據各地不同建築風格，
打造七八個風格迥異的民居樣本。
就像文村這樣，既有浙江味道，
也有中國建築的特點，
還有推廣價值，能傳下去。」
王澍說著眼裡一片晶亮。
從他的眼中，
我們能看到兩樣東西：
一份毫不將就的藝術，
一份為理想低到塵埃里的甘心。
王澍也常用這句話勉勵自己，
「我不是在造一個房子，
而是在建一個世界。」
圖：網路
文：沫情舒 責任編輯：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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