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利亞什·貝拉 用文學治病的東歐醫生

馬利亞什·貝拉 匈牙利當代知名小說家、畫家和音樂人，筆名和藝名為「馬利亞什醫生」。

《垃圾日》

這位「醫生」的本名叫「馬利亞什·貝拉」，他不穿白大褂也不拿手術刀，而是匈牙利文壇的「怪才」——不僅是風格怪誕的小說家、油畫家，還是東歐頗有名氣的先鋒歌手，之所以取這個筆名，是因為他想用文學藝術為東歐人進行心靈療傷。

這個夏天，他十二年前的處女作《垃圾日》有了第一個譯本，還是中文的。藉此契機，貝拉首度踏上了中國土地，去了廣州也來了北京。在廣州的六榕寺里，他驚異地發現，這裡的宗教神像和歐洲教堂里十字架上表情痛苦的耶穌完全不同，菩薩是抿嘴微笑的，他看見了也想微笑；在北京呢，這位五十歲的胖子先生頂著酷暑，一個人去毛主席紀念堂排長隊瞻仰領袖遺容，為此他還丟了一個手提包，弄壞了一件襯衫，換到幾張假幣。但還是高興得不得了，「我覺得中國人有一種熱熱鬧鬧的光明和歡樂，能夠治療東歐人的陰鬱。」

怪誕外鄉人帶來「巴爾幹元素」

怪誕，是這位跨界藝術家的標籤。1998年，馬利亞什和幾個文藝哥們兒一起在貝爾格萊德組建了巴爾幹半島最不拘一格的先鋒樂隊——「學者們」，近三十年來這支樂隊從巴爾幹演奏到美利堅，始終先鋒，發行了《對不起，我能不能殺你？》《一位女政治家的隱秘生活》《核啊，核啊，我的戰爭》等十幾張風行東歐的唱片，用音樂抨擊時政，遊戲人生。

畫畫的時候更怪，看他歷次畫展的題目：《東歐披頭士》《稅務局公務員的冒險生涯》《畫壞了的面部輪廓》……這些作品總是用絢爛甚至艷俗的色彩來凸顯生活的悲愴感，帶有近乎變態的生存熱情。去年他剛在布達佩斯舉辦了題為《無政府·烏托邦·大革命》的畫展，把各國政要和名人用艷麗的色彩塗到了油畫布上，為此不出意料地得罪了當局。

馬利亞什的寫作與其音樂和繪畫風格一脈相承，文字玩世不恭，批判起現實來卻像一管大劑量的海洛因。他先後出版了《一個死者的日記》《瘋人院》《墓地性事》《沒有米洛舍維奇我就不能活》等小說，這些作品或者講述一個死人如何利用消費社會的伎倆來大鬧天堂，或者通過精神病人的命運折射東歐變革後的生活怪象，或者以墓地為背景刻畫人內心世界的分裂。

翻譯家餘澤民評價馬利亞什的寫作「有濃厚的『巴爾幹元素』，沉重，犀利，黑色，現實」，這和他本人的生存經歷密切相關。馬利亞什1966年出生在塞爾維亞境內的諾維薩德，這裡在歷史上隸屬匈牙利王國，一戰後割讓給了南斯拉夫。1991年南斯拉夫爆發內戰，「為了逃避兵役，為了不殺人」，他逃難到了匈牙利，之後定居在布達佩斯並加入匈牙利國籍。

他的身份一直尷尬。作為南斯拉夫境內的匈族人，卻受制於當時奉行的「大塞爾維亞主義」而不得不偷偷地學匈牙利語，以保持家族的匈牙利文化傳統。可真到了布達佩斯，雖然離家鄉就三百公里，他卻發現二者文化上仍有天壤之別，和土生土長的匈牙利人相比，他又成為了一個外鄉人。

藝術讓我們擺脫內心恐懼

1991年的匈牙利，對於馬利亞什來說是個全新的世界，但同樣動蕩而怪異。俄羅斯軍人剛撤離，很快就來了美國人和西歐人。東歐劇變後的匈牙利，各個階層的人都夢想一夜暴富，但只有少數人成為既得利益者，更多人成為改革犧牲品，流蕩在社會底層。

馬利亞什在布達佩斯一幢搖搖欲墜的公寓樓里租下了一個小房間，靠教英語糊口。當時的匈牙利剛開始變革，為了面對西方世界，更多人棄學俄語改學英語。很快，知名的律師、疲憊的醫生、愛幻想的失業者、古怪的發明家、瘋癲的工程師等各個階層的人，為了學英語和馬利亞什成天泡在一起。

從那時開始，馬利亞什覺得自己彷彿成為了一個心理醫生，聽到不同人內心的扭曲和困頓。體制變革後匈牙利社會分化日益嚴重，這些人成為動蕩時代的犧牲品，他們的命運被當局粉飾。馬利亞什內心煎熬，他產生了一個念頭，想寫一本書，讓這些古怪的人共住在一棟舊公寓里，用他們荒誕而殘忍的人生故事來反映匈牙利在變革時期的社會圖景。

當時的匈牙利文壇，主流文學界普遍迴避沉重，只希望給讀者帶來有愉悅感的美化之作，但馬利亞什偏偏想把生活中最醜陋的東西展示出來。於是我們看到了這部被譽為「小說版《惡之花》」的《垃圾日》，它用殘酷而猛烈的白描筆調，描繪了東歐變革時期匈牙利一棟舊公寓樓的變態生存畫面：吃人肉的艾米大嬸、建壁爐為自己送終的馬伽什、染上戀獸癖的溫德爾、隨時等待戰爭的芭比大媽、用一棟房子換來「一夜情」與死亡的安德拉什……馬利亞什藏在人物背後，通過他們離奇恐怖的命運，揭示社會無序帶來的道德滑坡和精神虛無對弱者的傷害。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讓讀者將目光從充斥著謊言與粉飾的繁華社會投向一個真實存在、命運悲涼的人群」，至於它被匈牙利評論家凱萊斯圖利·蒂伯爾譽為「社會恐怖小說」開山之作的評價，馬利亞什認為並不貼切，「叫『社會抗議小說』更準確，這部小說展現的是改革時期小人物的陣痛，有恐怖也有悲劇，但也有同情和愛的元素」。

這同情與愛，在馬利亞什的小說中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展現，如同美國作家馮內古特的寫作理念那樣，「我們大聲地笑，是因為恐懼」，馬利亞什認為黑色幽默是理解他的作品，甚至是整個東歐文學的關鍵，「受制於長期高壓政治的歷史捆綁，東歐人會笑著流淚，哭著大笑，這是我們的方式。在東歐，如果不懂黑色幽默，你就會發瘋。社會局面無法改變，至少可以哈哈一笑」。

馬利亞什的醫生父親希望兒子也能成為一個醫生，但他選擇了做一名藝術家，取了「馬利亞什醫生」的筆名，也算實現了父親的願望。他認為藝術本身就是一種治療，「我的書或者畫哪怕能讓一個人笑出來，都是成功的治療，藝術讓我們擺脫內心的恐懼。」

■ 對話

看見黑暗和醜陋，但還是要愛這個世界

新京報：據說在匈牙利，你的創作因為諷刺政治，當局對你看不順眼，你如何看待這種狀況？

馬利亞什：匈牙利現在政治鬥爭很厲害，兩派互掐逼得老百姓沒辦法在日常生活中用不同角度來談論同一件事。2007年前後，政治派別鬥爭白熱化，上街遊行、放火燒電視台，如同內戰，一個家庭里的不同成員會由於政見不同而冷戰。在這種情勢下，我用荒誕和諷刺的手法，把這些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的政治家滑稽地畫出來或者寫出來，把這些自以為是上帝的人畫成幼稚嬰兒，讓人們笑一笑，希望能緩解百姓的精神變態性創傷，我認為這是一個藝術家應該承擔的。

新京報：《垃圾日》結尾，大樓被燒毀，所有住戶都搬到了惡臭的地下室，繼續麻木地生活。英國作家雷斯威爾評價這是一幅「貝克特式的群像」，虛無荒誕，你在這部作品裡是要表達一種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嗎？

馬利亞什：悲劇中的人，內心或轉向上帝，或轉向殘暴。看《垃圾日》就像看人群的集錦，那都是被上帝遺忘的人。這些人沒有一個可以找到解脫的道路，他們只是在尋找解決的工具，他們把所有的絕望轉向為暴力，又或者與現實生活完全隔絕。

初看這本書非常黑色，在結尾處我把所有人都趕到了地下室，但還有一個「最弱的人」——乞丐走出了房子，他連惡臭的地下室都失去了，把自己完全清空，之後生活會有新的可能。人天性喜歡看到世界的美好，想成為虛無主義者並不容易。

新京報：通常，我們對東歐文學的理解有兩類，一種是以米蘭·昆德拉和貢布羅維奇為代表的解構和反諷意義的懷疑主義，還有一種以米沃什和哈維爾為代表的「肯定意義」的道德勇氣，你認為自己在東歐文學版圖中，更靠近哪一端？

馬利亞什：我自己更想靠近捷克的赫拉巴爾那樣的類型。作為匈牙利文化的「外鄉人」，我覺得這兩派我哪個都不靠近。赫拉巴爾也是這樣的，他不懷疑一切，也不肯定一切，他認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非常沉重而艱難的社會，還要讓自己盡量愛上這個社會；他看見了最黑暗和醜陋的東西，但還是要讓自己愛上這個世界。

「這本書是我的『垃圾日』，我從心靈深處把他們翻出來，把他們的慾望、恐懼、美麗與瘋癲扔到天光之下。」——馬利亞什談《垃圾日》創作初衷。（文/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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