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拍大師Bill駕鶴西去，中國的明星偽街拍依然在路上

這個周末是灰暗的，87歲的Bill Cunningham因為中風，在周六與世長辭了。社會各界發起了哀悼，時尚界尤為沉痛。但頗為諷刺的是，這位行事低調的時尚攝影師自此才真正走入大眾的視野，留下滿屋子的街拍作品和平生事迹，給世人與浮華世界以警醒。

Bill Cunningham只是一位時尚攝影師嗎？

答案當然不止於此。不同於多數時尚攝影師常聚焦於光鮮亮麗的明星、超模或是頗有名氣的時尚人士，作為紐約時尚街拍的常青樹，Bill數十年如一日地用鏡頭記錄下每位衣著有趣的人，不論你秉持著何種身份，在Bill的鏡頭裡，只有你身上的衣著細節夠有趣才是頂重要的事情。

為《Times》堅持工作將近40年的歲月里，Bill的鏡頭記錄下許多重要的瞬間，尤其是人們穿衣習慣的改變，從一絲不苟的正裝到越發休閑、個人主義的街頭風。Bill曾說，他關注的不只是錦衣華服，更多的是裝束背後的民眾心態與社會變遷。 而這些真實的毫無濾鏡後期修飾的照片，將人們印象中膚淺的時尚街拍升華為記錄文化變遷的人類學表現。如果這還不夠訴說Bill的貢獻，那麼也許他的故事能帶給你更多思量。

Bill在街上總是很容易被認出來：穿著藍色工裝、脖子上永遠掛著一台35厘米單反，騎著二八自行車正滿街串巷拍照片的老人，毫無意外就是他。從曼哈頓東城的酒店，到市中心的碼頭，再到哈萊姆區，紐約的各個角落都有Bill的足跡，久而久之，他也成了城裡一道重要的風景線，甚至是，一位名人。

2008年，在眾望所歸之下Bill獲得了法國文化部頒發的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 而2010年 《Bill Cunningham New York》時尚紀錄片問世後，紐約高檔百貨公司波道夫?古德曼還以Bill的作品為主題裝點櫥窗，向他致敬。

成名的困擾

不過老爺子對於自己的成名卻不堪其擾。他一生對於攝影的熱情便是尋找可拍攝的目標而不是成為被別人拍來拍去的目標，他需要觀察別人，而不是被人指點著竊竊私語。苦行僧般的清冷生活是他的個人標誌。畢竟Bill身邊從來都不曾有過一位親密愛人。

他可能是這個世紀最後的古董。他從來不去電影院，他沒買過一台電視機，他幾乎每天都去55街吃早餐，早餐永遠是一杯咖啡，一頓英式早餐，不超過3美金那種。他在2010年前一直住在卡內基音樂大廳上的一個工作間里，屋裡簡陋到只有一張床和擺滿了他攝影作品的櫥櫃，許多照片還從未示人過。當那個著名的《Details》雜誌「撕支票」事件發生時，很多人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說，「錢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東西，自由與民主才最昂貴。」

即使他一周會獲邀參與將近20個晚宴活動的拍攝，他從來沒有坐下來享用過晚餐，甚至從來沒要求喝一杯水。相反地，他會注意到那些並不是宴會主角的嘉賓，只要他們穿著有趣新穎，Bill是不捨得錯過的。就像紀錄片中Anna Wintour所說的那樣，「我們盛裝出席都是為了Bill的鏡頭。」

而Bill工作內容的緊跟時尚，與他身份抽離的生活狀態都令他更加的神秘、獨一無二，這一點與《Times》不謀而合。

「即使他為之服務的公司一直連接著時尚界最富有、最有權威的人士與平台，他卻沒有一絲趾高氣昂，老實說，他是我見過最紳士、最謙遜善良的人，」 Times主席Arthur Ochs Sulzberger不無暗淡地繼續說道，「現在我們失去了一位傳奇人物，於我個人而言，我失去了一個親密朋友。」

一位時尚攝影師的基本素養

《Times》主編Dean Baquet表示，「Bill還是一個道德素養極高的新聞工作者，他對於時尚一直保有開放和包容的心態。看Bill的拍攝作品彷彿看到了全城的年輕人。不論富貴與否，不論是名人抑或普通人，只要他們的衣著搭配足夠時尚或者獨特，Bill都願意欣賞記錄。」

《Times》攝影總監Michele McNally也陷入對他的回憶里，「Bill是個非常偉大的男人，他對於攝影的熱愛與承諾是無人可及的，他的作品激勵人心。即使他成為了一個名人，他還是希望低調甚至是做一個無名小卒，我每天都在想念他。」

對於Bill Cunningham而言，古怪更討他的歡心。堅持以兩坨濃重腮紅出門的Anna Piaggi，就是Bill最喜愛拍攝的模特之一。另一位則是時尚Icon Iris Apfel，她的個人紀錄片《時尚天后的繽紛人生》由傳奇紀錄片導演Albert Maysles掌鏡，而這一拍攝的契機正是由Bill曾為其拍攝的一張照片促成的。

沖著Bill對獨特性挖掘的功力，越來越多的時尚達人出現在老爺子的主要拍攝據點，第五大道與第57街。而老爺子藍色的工裝幾乎已經成為Tiffany&Co的櫥窗擺設的一部分。「每個人都知道當他看到一雙喜歡的運動鞋或一條裙子而拍攝的時候，不要去打擾他」，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前策展人Harold Koda如是說。「因為如果你擋住了他想要拍攝的物體，他很有可能會不顧一切地從你身上攀過去，就像戰地攝影師那般爭分奪秒，即使拍攝對象不過是件裙子或者一雙鞋。」Bill的好朋友，同樣也是《Paper》雜誌的編輯進一步解釋著。

Bill自己也表示，「當我在街上準備拍攝時，我會著重在那些富有強調的個人風格上，甚至有時候只看一把雨傘如何被人拿著，或一件外套如何被穿搭，只要足夠打動我，我都會按下快門。而在那些聚會活動里，變得隱形是非常重要的，隱形到足夠讓人忽略才能抓拍到重要的瞬間。」

Bill的固執與執著

Bill生於1929年的波士頓，是這個愛爾蘭家庭四個孩子中的老二。還在讀初中的時候，他便喜歡收集各式各樣的材料做成帽子，經常被認作是個奇怪的人。放棄了做帽子以後，他開始為《Women』s Wear Daily》撰稿，在與雜誌的出版商John關於「André Courrèges與Yves Saint Laurent誰是更偉大的設計師」的問題上起了爭執後，一怒之下又辭了職。「John斃掉了我的文章。他認為，Saint Laurent才是更偉大的那一位。然後他拒絕發表我的文章，我決定離開了。」這般的固執已見，原來從年輕時便可循到蛛絲馬跡。

大約1967年，他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機，用它在街上拍了第一組照片「夏天之愛」。也許是天賦使然，他隨後便開始了為《The Daily news》和《Chicago Tribune》拍攝照片的工作。很快70年代便成為了《Times》的自由拍攝工作。然而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Bill卻不斷地拒絕Times編輯的邀約，成為雜誌社的一員。

他說，「當人們與你簽約，他們就會覺得已經擁有了你，別讓他們得逞。」在Daily希望與Bill簽約招入麾下的時候，Bill當場把那張價值不菲的支票撕碎了。他不想被禁錮，失了個人自由。而令他願意交換自由的契機出現在1994年。他騎著那輛二八自行車被撞了。直到那一刻，他終於接受了來自Times的工作，成為一位專欄攝影人員。「為了那張健康保險單。」

低調如Bill，偶爾也會允許人們慶祝他所做的貢獻，用不同的方式。比如1993年，他騎著自行車就登上了美國時尚設計師協會為他頒獎的舞台。但之後柯達先生想邀請他拍攝一組以柯達膠捲為主題的照片時卻被他拒絕了。柯達先生回憶道，「Bill告訴我，『我已經有一份很喜愛的工作了』他只想專註地記錄他眼中的世界。」

2002年Bill曾經在Times專欄里這樣寫道：

「如今的時尚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不可取代的趣味性。我知道人們正在用更正式的態度去對待他們在街上的所見所聞。但是時尚的功能不論何時依然不會變，那就是它分毫不差地反映著我們身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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