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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滴定》:解讀現代科學未在中國產生之謎

李約瑟(Joseph Needham)可以說是中國人最熟悉的西方科學史家,他因為「李約瑟問題」而舉世聞名:「為什麼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出來?」對此問題最為明晰而詳盡的回答集中反映在他《文明的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一書中。

《文明的滴定》:解讀現代科學未在中國產生之謎


《文明的滴定》商務印書館,2016年9月出版


2016年8月19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所長劉鈍、北京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吳國盛應邀在上海書展上就李約瑟問題作了一場對談。劉鈍精通中國科技史,吳國盛深研西方科技史,兩位學者一中一西,為觀眾提供了一場豐富的思想盛筵,這裡擇其精要,以饗讀者。

《文明的滴定》:解讀現代科學未在中國產生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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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與中國的奇妙因緣


吳國盛(以下簡稱吳):劉鈍老師多次見過李約瑟本人,可以說不僅是李約瑟的研究專家,還是他的私人朋友。我們先請劉老師談一談他和李約瑟的私人交往。


劉鈍(以下簡稱劉):私交談不上,我輩分太小。但90年代的時候,我曾在李約瑟研究所長期訪問,跟他確實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李約瑟不僅對我們中國科技史情有獨鍾,本人也很有人格魅力,希臘文、拉丁文都懂。九十多歲了還每天上班,當時他身體已經很不好,第二個妻子已經去世,但他每天早上還是由一個研究生推著車到研究所來上班,午後再推回去。由於一個很特殊的機緣,他的管家出了點問題,然後我自告奮勇,去給李約瑟燒飯,伺候他洗澡後就寢,由此機緣,我跟他有比較近的接觸。


李約瑟

李約瑟是生物化學出身,1941年就當了皇家學會的院士,在英國是最高的學術榮譽了。30年代時,大概是因為整個國際環境使然,他接觸了一些左翼知識分子,思想左傾。40年代他有機會來中國,這是個苦差事,但他主動申請,幾經周折後來了中國,也就是說在中國人民最困難的時候,在抗日戰爭持久未決還見不到曙光的時候來了中國。這期間他接觸了一大批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多的認識。到了50年代,李約瑟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部的首任主任。這時候,關於世界文明的圖景在他腦子裡逐漸形成,他開始以中國為樣板,書寫《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SCC,中國譯為《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是一個鴻篇巨製,最後包括了七卷27個分冊。《文明的滴定》不包括在這七卷中,是他在SCC之外的早期論文集。


吳:大家有一個很關心的問題是,李約瑟怎麼會喜歡中國?他已經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生物化學家了,怎麼會對中國文化突然一下子情有獨鍾?這個緣起是什麼?


劉:去劍橋訪問過李約瑟研究所的人都知道,當你走進一個很幽靜的院子,碎石小道會把你引向一棵菩提樹,樹下有三個小坑,每個坑上有一塊藍碑。中間是李約瑟的墓碑,一左一右是他的兩位夫人。左邊是他原配多蘿西,是他的同學也是同事,比他大兩歲。右邊的就是魯桂珍。


魯桂珍


李約瑟的SCC有七大卷27分冊,第一卷第一分冊獻給南京藥商魯仕國。此公何許人也?魯桂珍的父親,李約瑟未來的老丈人。1954年時,李約瑟和魯桂珍還沒結婚,他倆還有多蘿西經常三個人在一起,非常友好,一起吃飯、一起喝咖啡,甚至一道旅行,大家都習以為常,似乎有一種默契。

李約瑟愛上了魯桂珍,從而喜歡上了中國文化,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好故事。但是單純這樣來解讀李約瑟就有一點庸俗化,李約瑟轉到中國科學技術史領域還有更深的背景。

《文明的滴定》:解讀現代科學未在中國產生之謎



菩提樹下的三人墓碑

李約瑟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里提過,他思想上有過一次皈依。他用的是聖經里的故事,就是說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突然一道強光出現,保羅從受驚的馬上摔了下來。他在那個瞬間產生了頓悟,感覺主在召喚他,他要洗心革面變成另外一個人。李約瑟說,自從劍橋來了三名中國博士生(其中包括魯桂珍)以後,他覺得人類無復東西都是一樣的,中國人一點不比西方人傻,他們在理解知識方面、在操作實驗方面跟西方人完全一樣,而且文化背景還比西方深遠得多。李約瑟用了「皈依」這個詞,非常重。


2


關注「李約瑟問題」的當代意義


吳:中國古代有很多東西,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博大精深。但我們置身其中,對中國的很多東西自己並沒有感覺,需要外人去幫我們感覺。比如,「四大發明」這個說法很有名,但我們古人並沒有意識到這四大發明很重要,相反是一些西方人說它們很重要。李約瑟在塑造「四大發明」這一說法上功勞很大。我想請劉老師談一下,為什麼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一些東西不是由中國人最先發現,而首先由一個外國人系統地加以發掘?


劉:李約瑟在《文明的滴定》這本書里對火藥和指南針做了比較清晰的敘述。除了火藥和指南針以外,他還指出了一系列最早誕生於中國、而且對西方產生影響的發明。李約瑟作為一個外國人,敏感地抓住了問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能放眼世界文明演進的歷程、站在文化多樣性的高度來看待中國古代文明,認為印度、中國、西方鼎足而三,應該平起平坐。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看,李約瑟的著作應該予以肯定。


吳:《文明的滴定》1969年就在英國出版了,我們今天在中國閱讀它有什麼意義?


劉:李約瑟這個名字很多人知道,但多數人並沒有讀過他的書,李約瑟的SCC有七卷27分冊,按照他當年的規劃,最後一卷要對「中國為什麼沒有誕生現代科學」這個問題給出答案。但最後一卷不是他本人寫的,2004年第七卷第二分冊出版時他已經去世了。所以你不可能從七大卷SCC中找到答案,而《文明的滴定》包括了李約瑟剛決定將後半生獻給中國科學史事業時的一些很根本的想法。他最好的東西、最精華的思想都在這裡。關於「李約瑟問題」的重要線索也都在這裡。他在這本書中,試圖從將近兩千年的社會背景來解讀中國人對自然知識的理解。這是極重要的一個意義,我們要想知道他對李約瑟問題的回答,不需要看那個SCC,你看不過來,也看不明白。


第二個意義是,我們當今面臨很多的挑戰,我有好多朋友開始了學術的轉向。講到環境問題、環保問題、生態問題等等,人們發現可以從東方文明中去尋找智慧,從《管子》、《荀子》、《呂氏春秋》等中國經典里尋找,這是挺有趣的現象。


3


中西比較的視野下看中國為何未能誕生現代科學


聽眾提問:吳老師在西方科技文明史的研究上很有造詣,我想請吳老師從中西比較的角度談一下,為什麼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科學的地位逐漸提高,中國卻沒有?


吳: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有一些想法,也不一定對,講出來供大家討論討論。我覺得現代科學誕生有幾個先決條件:


第一個先決條件是希臘的種子或者希臘的基因,沒有的話是不可能誕生現代科學的。這個基因是什麼呢?就是對於事物背後的永恆不變的本質的追求。我覺得中國古代就缺這個基因。中國人講變化,而對於事物背後不變化的本質沒什麼興趣。

《文明的滴定》:解讀現代科學未在中國產生之謎



拉斐爾油畫《雅典學院》


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宗教的因素。基督教是一種很特殊的宗教,它容納了希臘文明的基因,可以說是誕生在希臘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基督教和科學的關係不是我們想得那麼敵對。的確,希臘講科學講理性,基督教講天啟講信仰,但是從一開始,從根上起兩者就已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基督教最開始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以希臘文明中的一些元素作為背景。此外,基督教在歷史上有一次學術復興,從12世紀到13世紀建立了經院哲學,再一次將希臘文明特別是亞里士多德的理論與基督教整合起來,整合的結果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經院哲學。通過這種方式,將希臘的科學又挪過來了。當然,光靠基督教還不夠,現代科學還包含很多別的要素,包括技術革命、基督教內部的矛盾、新大陸的發現、資本主義的萌芽等等。但在核心的部分,我們必須要看到,希臘科學的基因已經通過基督教這個母體,被複興再復興。反過來看我們中國,我們根本既沒有那個種子,也沒那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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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院哲學集大成者托馬斯·阿奎那


話又說回來,科學本來就是歐洲特有的一種現象。不光中國沒有,印度也沒有,連阿拉伯最早接受了希臘人的遺產也沒搞成現代科學,更別說非洲和美洲。所以科學史上有一個說法,認為各民族沒有產生科學是正常的,有才是奇怪的,沒有不需要解釋,有才需要解釋。比如有人突然問:為什麼我的名字今天沒有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這有什麼稀奇的?你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出現了才需要解釋,你應該問為什麼我的名字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所以中國近代沒有出現科學那是正常的,不需要解釋,相反歐洲出現了,這才是需要解釋的事情。


4


當今科學史研究的任務是要超越李約瑟


劉:我想請吳老師談一談,如果就希臘的傳統來看中國,中國的這些東西能當得起「Science」(科學)這個概念嗎?


吳:今天來看李約瑟,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因為李約瑟畢竟是一個老舊範式的開創者,他那個時代科學史發展不太成熟,人們普遍以西方科學為坐標、為基準。李約瑟可以說是個中典型,他的做法是以現代科學的標準來處理和打撈中國遺產。什麼是科學?符合西方科學家標準的,就把它撈出來。儘管是帶著熱忱和深沉的愛去打撈的,也確實撈了不少東西。


時至今日,科學史發展快一百年了,我們有了新的歷史眼光,比如說我們希望回到事情本身,我們想知道中國古代人究竟是怎麼生活的?剛才講的四大發明,我們現在經常痛心疾首,說咱們火藥用來放炮、放煙火,洋人卻拿去做武器,回過頭來把我們打敗了;我們的指南針用來看風水,人家拿去用作航海,發現新大陸,反過來又打到我們的家門口。我們的印刷術只拿來印些經典古籍,在人家那裡就促成了宗教改革。


但到了今天,對這些事要換個眼光看。怎麼看呢?我們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恐怕不應該建立在西方人的眼光之上。四大發明之所以被列為四大發明,主要是因為對西方的社會影響很大。培根早在16、17世紀就指出了火藥、印刷術、指南針三大發明對歐洲社會決定性的影響,馬克思也重複了這個言論。在西方人的視野里,火藥炸毀了封建城堡;印刷術使得新教改革成為可能,因為過去聖經很少,大家都看不到聖經,有了印刷術以後,人手一本,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對話而不用經過教會;指南針開闢了世界新航路,等等。這就是西方人的眼光,西方人覺得這些東西對他們影響很大,從培根到馬克思都這麼強調。但如果老用西方的眼光看我們自己,我們就成了他人,我們的自我認同怎麼辦呢?我們是誰?我們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人,我們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只能通過別人的眼光來確認,這當然是不夠的。


所以我覺得到了新世紀,有些東西有必要進行調整。中國自己的科學史家、文化史家,應該重新確立中國文化的本體。這個本體顯然不應該從四大發明講起,四大發明是西方人的視角。首先,我們要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去思考,在維繫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和脈絡上,關鍵的技術是什麼?關鍵的科學是什麼?從這個角度看的話,我們今天甚至需要看一看有些連李約瑟都認為是胡扯的東西,看看那些東西對於維繫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有什麼作用。比如怎麼看待陰陽五行八卦?第二,也是更關鍵的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也許應該有一套自己的講法。我們知道在政治史方面,中國的朝代更替有一套自己的講法,西方也有一套講法,這兩套講法可以對照。但科技史現在就沒有自己的講法,我們聽到的和採用的還是人家的講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有必要再去開拓出一些新的研究模式。超越李約瑟是我們今天的一個任務。


劉:吳老師講得很精闢,我完全同意,應該超越。事實上,我二十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李約瑟的世界與世界的李約瑟》,也批判過中國人的李約瑟情結。


吳:您覺得中國科技史研究將來在哪些方面還可以再往前走一走?


劉:年輕學子研究中國古代的自然觀,要對西方科學知識的來龍去脈有深刻的了解,具備兩希文明的背景知識,然後再反過來看中國的東西,也許能有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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