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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看待中日關係:沒有力量的均衡就沒有真的親善

魯迅看待中日關係:沒有力量的均衡就沒有真的親善



1934年5月,上海內山寓所內,內山完造、內山夫人、高龜眉山、中村戒仙、魯迅、鈴木大拙、藤井草堂(從左至右)合影

《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原標題《對中日關係的態度 「沒有力量的均衡就沒有真的親善」》,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歡迎廣大讀者分享到朋友圈。


1933年,魯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離滬回國,魯迅寫詩送別:


扶桑正是秋光好,楓葉如丹照嫩寒。


卻折垂楊送歸客,心隨東棹憶華年。

魯迅對日本懷有深刻的記憶。他的幾個最要好的朋友是在日本結識的,他懷念留學日本時期的生活,其實是懷念「華年」和與華年相連的友情、親情。魯迅在日本當然也有不愉快的經歷,也受過歧視。但隨時光流逝,記憶中美好的東西留存,並且漸漸放大,也屬人情之常。中國讀者都熟悉的魯迅在日本學醫期間遇到的一位老師藤野先生,為人善良,勤懇,不傲慢,善體貼,又尊重中國文化,其品格,就像魯迅的小時候就讀的三味書屋的教師壽先生一樣,「方正」「質樸」。魯迅在回憶錄中,雖然對在日本經歷一些人事表達了不滿,但主要筆墨用在讚揚和感激藤野先生,由此可見魯迅的平正態度和仁厚之心。晚年,一位日本翻譯家編輯他的著作,寫信徵求他的意見,他特別叮囑將《藤野先生》譯出來收入文集。


魯迅在上海期間,也悉心照顧日本弟子,可以說是對他以往所受恩惠的報答。增田涉為了翻譯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來到上海,幾個月時間裡,幾乎每天到他的住處,請教翻譯的細節。回國後又以通信的方式討論問題,信件積起來一大堆,正像當年藤野先生為魯迅校正課堂筆記一樣。這種關係,可以表徵魯迅與日本人交往的格局和性質:注重學術交流,進行有恩有義的普通人民之間的交往。


直到去世,對日本醫生的信賴沒有變


魯迅在北京期間交往的日本人中,以日本《北京周報》記者清水安三比較親密。清水多次到八道灣周宅採訪魯迅和周作人。1922年7月1日,清水安三還到八道灣周宅小住,次日由周作人送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和清水安三一同離京,因北京東站沒有發車而回還,3日才送走。1922年11月24、25和27日,清水以「如石生」的筆名在日本《讀賣新聞》「支那的新人」專欄發表《周三人》一文,介紹魯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其中對魯迅的評價很高:「盲詩人愛羅先珂(Eroshenko)推崇周樹人為中國作家第一人,我也持這種觀點。正當上海文士青社的每個人都在就《聊齋》中那些未寫好的故事隨隨便便寫文章的時候,發表了唯一稱得上是創作作品的人,實際上就是周樹人。」魯迅與周作人失和後,要搬出八道灣寓所,還請清水向在北京的日本人借了汽車,運送行李。晚年,清水在日本辦學,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寫了《值得愛戴的大家:魯迅》(1967年)、《回憶魯迅》(1968年)、《懷念魯迅》(1976年)等文,還珍藏了魯迅為他寫的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經,立地殺人」,做成捲軸,裝以木盒,並在盒蓋內側題寫了這樣的話:「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此書是周樹人先生之真筆也,思慕故人不盡。添四個字在此,這是魯迅先生書名也。」


清水安三欽佩魯迅,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喜歡魯迅性格中直率的一面。日本喜愛中國文化的人,對於中文最雅緻的形式——(舊體)詩——特別傾心,誦讀之餘,總想嘗試寫作。清水也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詩作拿給中國朋友看,除了尋求指正外,自然也願意聽到鼓勵的話。可是有一次卻被魯迅當頭潑了一桶冷水。清水請魯迅修改自己寫的漢詩,魯迅幾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後,勸解清水道:「你不要做漢詩了,日本人不適合做漢詩。」魯迅認為日本人寫的漢詩只講道理,沒有詩趣。清水深受觸動,後來多次向人講述這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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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周家人合影,後排左起:周建人、魯迅、周作人,前排左起:周建人妻子羽太芳子、魯迅母親魯瑞、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懷抱周作人長子周豐一


因為魯迅和弟弟周作人都留學日本,而且他的兩個弟弟娶了日本妻子,全家與日本人保持親密的關係。魯迅在北京時期因為政局不穩,有時言論出格,遇到危險,除了德國醫院法國醫院,就到日本醫院。至於看病,他更願意看日本醫生。北京有了離家較近的日本醫院後,全家幾乎都看日本醫生了。到了上海也如此。晚年多病,魯迅一般到日本人開的醫院就醫,或者請日本醫生到家裡來診治。須藤五百三1933年 7月開始為魯迅家看病,此後幾乎是作為唯一的主治醫為魯迅診療,有時還帶著他的兒子出診。魯迅一度病情非常嚴重,幾位要好的朋友勸他看看其他醫生,魯迅不願意更換。有一次,史沫特萊等瞞著魯迅請了德國鄧恩醫師來為他檢查。鄧恩醫生的檢查和診斷是準確的。即便如此,魯迅仍不願住院,不願更換主治醫師。直到去世,他對須藤的信賴沒有改變。後來有人責難須藤醫術不高明,發生了誤診;更有人懷疑他心術不正,害死了魯迅。當然也有人埋怨魯迅過於信任日本人。但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魯迅喜歡讓日本醫生為自己治病,自有他的道理,人們應該尊重他的選擇。君不見,便是現在,不是也有中國人喜歡到日本看病嗎?


對於日本學術有所警惕

日本民族有很多優點,魯迅在日本是見識的,也主張中國人多向日本人學習。去世前不久,還對日本朋友內山完造說,中國人的問題在於不認真,患了馬虎的病,病得很重;日本有醫治這病的良方,自己病好了以後,一定要寫文章,講講這個意見。


但魯迅也不是一味崇拜日本。在日本留學時,他曾寫信給朋友說:「惟日本同學來訪者頗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懶與酬對,所聊慰情者,廑我舊友之筆音耳。近數日間,深入彼學生社會間。略一相度,敢決言其思想行為決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潑,則彼輩為長。以樂觀的思之,黃帝之靈或當不餒歟。」所謂「阿利安人」就是「優等民族」,日本學生因為本國戰勝中國,自視為「優等民族」,看不起中國人,魯迅很不以為然,他的自信心是充足的。


魯迅在日本的時候,主要是通過日語閱讀俄國、歐洲的文學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兄弟兩個在日本期間都積極學習西方文字,周作人英文好,又學習了古希臘文;魯迅通德文,還動過學習法文的念頭。此外兩人都曾發願學俄文,約了幾位同志組建了俄語班,後因種種原因未堅持下去。魯迅可以通過日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但他意識中還是覺得最好親自學習西文。晚年更是痛切感到了這一點,給青年人傳授經驗,並提出建議。如1934年7月27日給唐弢的信:「日本的翻譯界,是很豐富的,他們適宜的人才多,讀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幾乎都找得到譯本,我想,除德國外,肯紹介別國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但對於蘇聯的文學理論的紹介,近來卻有一個大缺點,即常有刪節,甚至於『戰爭』『革命』『殺』(無論誰殺誰)這些字,也都成為××,看起來很不舒服。所以,單靠日本文,是不夠的,倘要研究蘇俄文學,單要懂俄文才好。但是,我想,你還是划出三四年工夫來(並且不要間斷),先學日本文,其間也帶學一點俄文,因為,一者,我們先就沒有一部較好的華俄字典,查生字只好用日本書;二者他們有專門研究俄文的雜誌,可供參考。」

魯迅看待中日關係:沒有力量的均衡就沒有真的親善


1936年1月,日本畫家崛尾純一在內山書店為魯迅作的漫畫《魯迅先生》。畫像背面題詞為:「以非凡的志氣,偉大的心地,貫穿了一代人物。」


對於日本的學術,魯迅也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學者」,貌似深知中國,實事求是,其實不免以偏概全,斷章取義,甚至無中生有。魯迅曾經看到一本研究中國小說的書,通過小說研究中國的民族性,內有不少想當然的推斷。魯迅讀到後,寫文章嚴厲批評。後來到上海還是念念不忘,並且聯繫其他日本漢學家的著作,對於日本此類研究做了總體評價。他在1933年10月27日寫信給陶亢德說:「《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這種小冊子,歷來他們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滅,沒有較永久的。其中雖然有幾點還中肯,然而穿鑿附會者多,閱之令人失笑。後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實則膚淺,現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讀者。要之,日本方在發生新的『支那通』,而尚無真『通』者,……」1932年1月16日他在給增田涉的信中說:「日本的學者或文學家,來中國之前大抵抱有成見,來到中國後,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見相抵觸的事實,一遇到就迴避。這樣來等於不來,於是一輩子以亂寫告終。」


「與其讓強盜搶走,還是不如讓敗家子敗光」


魯迅晚年與日本友人交往,慣常採用贈送自己詩作的方式,日本朋友以得到大文豪的手跡為榮。除了本文開頭提到的贈送增田涉的詩表達懷念留學生活外,還有「文章如土欲何之,翹首東雲惹夢思」,還有「豈惜芳馨遺遠者,故鄉如醉有荊榛」,給日本畫家寫的「願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等等,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在中國生活很不愜意,因而懷念日本。這些詩句的確有這樣的意思,表現了魯迅對中國現狀的失望。但這其實是魯迅一貫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緒反應,並非對日本情有獨鍾。他是真正愛中國這片土地的。


日本學者野口米次郎路過上海,與魯迅有一次較為深入的談話。野口描述:「魯迅並不像想像的那樣畏首畏尾,這使我很高興。他那不加梳理的頭髮,很不整齊。不加修剪的鬍鬚,襯著灰黃的臉,並不怎麼吸引人。見面寒暄時露出一口整齊的牙齒,卻很好看。帶著皺紋的稍小的眼睛,含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魯迅即使在寂寞的時候,也能笑出來,使人感到很像一株老梅。」魯迅在談話中不滿地說:「日本人不了解中國。」野口問魯迅「政府對你的壓迫,還是那麼重么?」魯迅回答道:「在中國,其他國家行得通的事情是行不通的;而其他國家不大可能的事情,在這裡卻是可能的。我不知道現政府為什麼這樣討厭我,大概是因為我的正直不合他們的心意吧!我總希望中國稍微好一些,可政府的官員卻以為現在這樣就不錯。我可憐我的同胞,曾努力使他們能聰明一點;政府的官員卻以為這樣就可以了。我擔心中國的將來,可那些官員們卻只顧眼前。」談話中,野口提出一個很刁鑽的問題:「誰來管理中國更好」——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魯迅先生,中國的政客和軍閥總不能使中國太平,而英國替印度管理軍事政治倒還太平,中國不是也可以請日本來幫忙管理軍事政治嗎?」魯迅的回答是:「這是個感情問題吧!同是把財產弄光,與其讓強盜搶走,還是不如讓敗家子敗光。同是讓人殺,還是讓自己人殺,不要讓外國人來砍頭!」


野口後來寫了一篇報道,引用了魯迅的談話。魯迅讀後,覺得與自己的觀點有出入,在給日本友人的信中表達了不滿:「和名流的會見,也還是以停止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沒有將我所講的全部寫進去,所寫部分,恐怕也為了發表的緣故,而沒有按原樣寫。……我覺得日本作者與中國作者之間的意見,暫時尚難溝通,首先是處境和生活都不相同。」


九一八事變後,魯迅是堅決主張抵抗的,對政府組織抵抗不力冷嘲熱諷,寫了《友邦驚詫論》一類的文章。他早起交往的清水安三、上海時期交往的鈴木大拙等人都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人士。「一·二八」戰爭期間,日本生物學家西村真琴博士在閘北三義里的廢墟上撿到一隻飢餓瀕死的鴿子,帶回大阪飼養,希望這隻來自中國的鴿子能和日本的鴿子生育後代,送回中國作為和平使者。可惜的是,這隻鴿子第二年就死了。西村博士及親友們立冢掩埋了它。出於對魯迅的景仰,西村博士寫了一封信,連同自己畫的鴿子圖,一併寄給魯迅,請求魯迅寫些文字。魯迅寫了七律《題三義塔》:「奔霆飛焰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表達了中日友好的心愿。


與內山完造交好被污為漢奸


要說魯迅與日本人的交往,就不能不說內山完造。魯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到內山書店購書。後來與書店老闆內山完造相識並成為朋友。魯迅常在這家書店和國內外友人漫談,接待生客。內山書店也是魯迅對外的聯絡地址,代魯迅收轉信件。內山完造還曾幫助魯迅一家避難。1932年起,內山書店成了魯迅著作代理髮行店,還出售當局禁止的其他進步書籍。內山書店的書籍敞開陳列,讀者可以隨手翻閱,店堂里擺著長椅和桌子,讀者可以坐著看書。在書店外的人行道上設茶缸,免費向過往行人供應茶水。內山書店不管金額大小,無論國籍(包括中國人),讀者都可以實行賒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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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內山書店讀書和會客的地方


當時,虹口四川北路一帶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內山結識了不少中國文化界進步人士,並與其中不少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如魯迅、郭沫若、田漢等人。從 1927年 10月首次去內山書店購書到1936年逝世止,魯迅去內山書店500次以上,購書上千冊。他4次掩護魯迅避難;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緝,他幫助避居;周建人、許廣平、夏丏尊等被捕,經他悉心營救獲釋。他幫助魯迅舉辦3次木刻展和1次木刻講習班;方誌敏在獄中寫給黨中央的報告、北平東北大學地下黨組織轉給魯迅的信等都由內山書店轉交。魯迅逝世後,內山完造發起募集「魯迅文學獎」,被聘為日文版《大魯迅全集》編輯顧問。他的著作有《活中國的姿態》《上海漫話》 《上海夜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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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29日,上海千愛里3號,避居在內山寓所內的魯迅,會見日本友人。左起:內山完造、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教授林哲夫、魯迅、日本東京慶應大學圖書館職員井上芳郎


魯迅與內山完造如此親密,引起外界議論紛紛。例如蘇雪林就這樣說:「內山書店,乃某國浪人所開。實一偵探機關,前者道路流傳,不忍聽聞(見《文藝座談》),魯迅即不愛惜羽毛,嫌疑之際,亦當有以自處,乃始終匿跡其間,行蹤詭秘,所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託庇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之下,其行事尤為可恥。李大釗革命革上絞台,陳獨秀革命革進牢獄,魯迅革命革入內山書店,此乃魯迅獨自發明之革命方式也。嘻!」魯迅在給山本初枝的信中,談到有些文人的造謠時說:「我依舊被論敵攻擊,去年以前說我拿俄國盧布,但現在又有人在雜誌上寫文章,說我通過內山老闆之手,將秘密出賣給日本,拿了很多錢。……在中國的所謂論敵中有那麼卑劣的東西存在,實在言語道斷。」1934年5月15日魯迅致楊霽雲信,談到自己被污為「漢奸」一事說:「漢奸頭銜,是早有人送過我的,大約七八年前,愛羅先珂君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黑暗。那時上海報上就有一篇文章,說是他之宣傳,受之於我,而我則因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云云。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這一套。叭兒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民族主義,又何嘗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頭吃,便吠影吠聲了。」


「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走出路來」


魯迅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憤恨的,對中日關係有一些獨到的看法。對兩國政治家宣稱的「親善」,魯迅說:「中國沒有軍備。沒有力量的均衡就沒有真的親善。」他還說:「對現在的中國人來說,與其說日本是敵人,不如說政府更是敵人。日本方面以為蔣介石是抗日的首領,中國人卻認為他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方面給了他很多好處。中國人如果當奴隸就安心當奴隸,現在的中國連奴隸也當不了,有的只是一片混亂。」


魯迅還曾嚴厲批評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宣揚的所謂「亞細亞主義」:


日本想用所謂的「亞細亞主義」一詞,來與中國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軍隊來維持中國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是日本的奴隸了。我想,日本打出「亞細亞主義」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這並不是日本人民說的話。


日本人也與中國人一樣,不能自由地說話吧?即使對「亞細亞主義」,日本的人民與中國的人民也不可能以同樣的想法接近。中國,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走出路來!


魯迅與日本人的交往,是平和的、誠懇的普通人之間的交往。當增田涉聽說魯迅身體不好,特意到上海看望。他看到魯迅瘦削的面容,說話有氣無力的樣子,十分難過。魯迅陪他吃了一點飯,因為體力不支上樓休息,增田涉看著老師的背影,預感到這可能是最後一面。臨走的時候,魯迅贈送他禮物,看到家人包裝得不好,執意打開重新包裝,一絲不苟,令增田涉感動不已。增田涉在回憶錄中寫道:「就我個人來說,直到現在所接觸過的人——當然日本人也在內,和魯迅比較起來,在為人上我最尊敬他,對他感到親愛。這我多次對人說過,現在還是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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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魯迅博物館副館長。


【國家人文歷史】系頭條號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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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問過多位抗戰老兵一個問題——「都說小日本小日本,日本兵是不是很矮?」這些老先生們的回答大同小異,他們見到的日本兵身高大多在160厘米以下。另有一些老先生回憶,到抗戰勝利前,侵華日軍中出現了高度近視甚至一些有輕度智力障礙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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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公主傳》中記載了一個膽大包天的詐騙案:尼姑冒充公主。最後居然還真的矇混過關了,甚至於在享受了十幾年的皇族富貴生活後,騙子最終以公主之禮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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