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探索「大宋史」研究的新可能

9月24日，由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中國宋史研究會、日本宋代史研究會協辦的「10-13世紀東亞史的新可能性：首屆中日青年學者宋遼西夏金元史研討會」在復旦大學光華樓開幕。為期兩天的會議，共進行了七場討論會，有二十位中日青年學者提交了研究報告，每篇報告有兩位青年學者進行評論，每場討論會設有一位總評議人進行綜合點評，總評議人分別由上海師範大學虞雲國教授、復旦史地所姚大力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包偉民教授、大阪市立大學院平山茂樹教授和長野工業高等專門學校久保田和男教授擔任。旁聽此次會議，記者最大的感受是：這是一次內容充實而頗有意義的會議。

會議現場

在24日的開幕發言中，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包偉民教授特別談到了這次會議的三個特徵：研究領域跨政權、跨斷代；以青年學者為主力的學者群體；中日學界的相互交流。

包偉民

「我的老師鄧廣銘先生強調，研究宋史不能研究『小宋史』，要研究『大宋史』，要將不同的民族政權視為一體。而且他還有一個說法，所謂『宋遼金元』，其實遼代比宋代還早幾年，就時間來說應該是『遼宋金元』，我建議下次會議可以把這個標題改一下。每個學者的研究落實到具體的議題上，要實現跨斷代、跨政權的研究自然是不太可能，也沒有這個必要。我們這裡強調的是要有這樣的視野。」

「中日學者之間的對話特別有意義。中國的史學有幾千年的傳統，但近代史學不是對傳統史學的延續，而是創立，是受了西方社會科學影響，而東洋史學界是一個向中國轉播西方學問的重要碼頭。如果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史學在創立自己的學科體系中需要向日本學界學習，那麼，現在這個階段中日學界需要互相的學習和交流。跟日本學界交流，有助於拓展我們的眼光。」

「近年來，不僅僅在宋史研究領域，歷史學的每個領域都在開這樣的會，以青年學者為主力，突出這個年齡層的學者群體。就宋史研究領域而言，過去我們也組織過很多這樣的會議。」包教授進一步說，「突出青年學者有什麼意義？我想，隨著學者的更新換代，是可以推進學術的更新換代。有人說，文史研究是年紀越大越好，我不相信。相對於數學等學科年輕更容易出成績，史學學科確實學者的成熟年紀稍晚，但這並不代表年紀越大，取得的成績越高。史學的研究，積累是需要的，思辯更重要。現在的學術環境與老一輩的學術環境又有不同，年輕人需要超越，我們也希望年輕人能超越前輩學者，有更多的成績。」

讓青年學者積極發聲，以更開闊的視野，多學科多領域的交流共同探索「大宋史」研究的新可能是這次會議最重要的落腳點。「本次會議的主標題『10-13世紀東亞史的新可能性』，新可能是什麼，目前沒有現成的答案，因為沒有答案，所以我們才要開會，才要一起探索。我們這次會議的主力主要是博士畢業已經有一段時間，個人研究已經有些積累，相對成熟的青年學者，他們更有機會探索『新可能性』。」包教授在開幕後向記者說道。

如何探索大宋史研究的新可能？當前青年學者的研究存在什麼問題？幾位資深學者在評議環節和會議最後的討論環節都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虞雲國教授認為，研究者應該更全面、靈活地對待探索、嘗試新可能的問題。「陳寅恪強調新材料、新問題、新潮流，這個提法大的方向沒錯。新材料的發掘，史學界都在努力，宋史研究也有三個新材料，我們現在的研究也都會關注到新材料的運用。但是，宋代的新材料對宋史研究的影響，和秦漢新材料對秦漢史的影響、敦煌文書對唐史研究的影響似乎還不能匹配。也就是說，我們提到的新材料，對一些具體研究或許能提供更多的細節，但對宋史研究的全局沒有太大的影響。對新材料，研究者的眼光要放寬眼光。」

虞雲國

「那麼，如何用新視野去閱讀舊材料？用姚（大力）老師的話是『榨取』，要我說的是『穿透』，這個工作要進一步加強。我對這一點也頗有感受。文集中的詩詞如何運用到史學研究中，以前的宋史研究者不是沒有這麼做過，通常是為了某個課題去查閱詩文，這樣的使用和從頭到底認認真真地去閱讀、去使用下去還是不同的。」

「第三點，傅斯年說史學就是史料學，我認為這句話還有另一層意思，史學又是解釋學。如何對原先已有的材料、課題做新的解釋，這方面還要加以努力。」虞教授在發言中還以自己的研究為例，向座下的青年學者進行說明，「報刊雜誌跟我約一篇鵝湖之會的文章。這個話題研究的很多，我想我總要做一個新的解釋。於是我提了三個問題：為什麼在鵝湖？為什麼呂祖謙牽頭？為什麼傳播得那麼快，影響那麼廣？從這三個問題對鵝湖之會又做了自己的解讀」，「對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大的理論架構，還是小一點的，哪怕是微觀的具體研究，都可以嘗試做出新的解讀。跟青年一代學者相比，我們熟悉的工具和外語水平是差遠了。如果青年學者在研究中注意一下我提到的這三點感覺，可能未來的『新可能』會更廣闊。」

就為期兩天的報告會，姚大力教授指出了中日學者在研究中的兩個不同取向及其可能存在的問題。「綜合地來看，中日學者在方法論上呈現出兩個極端，這不是在批評誰。中國學者偏向於從具體問題著手，尋找跟其他問題的脈絡，而日本學者則是從大的問題背景出發，在大的學術背景、問題意識下定位研究課題。前一種做法容易導致的問題是只見局部不見全貌，研究很零碎，而後者如果做得生硬，就會『承意過高』，你的研究是不是撐得起這麼大的架構。這兩種切入的路徑在學術研究中都需要，是互相補充的，但如果只將其中一種強調到極點會出現問題。中國年輕一代學者需要重視問題意識，否則研究很破碎，你告訴我了『so』，那我就要問你『so what』。所以，中日學者要互相切磋、取長補短。」

另外，就研究的「新可能」，姚教授還提出了一點具體的建議。「日本學者早就提出來要重視邊緣的材料、民族的語文、域外的語文，我們要了解域外的主體敘述，再回來看我們自己的主體敘事。我覺得可以辦一個學者的討論班，日本學者曾提出中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這個預言很多年了，我們可以回過頭做個系統的思考，其中哪些是對的，哪些也許是需要修正的，或許我們就能看到研究的新可能性在哪裡。」

包偉民教授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新的學術力量的成長，會帶來新的學術問題。另外，有兩點要特別注意。首先，在會議報告中，一些學者的研究雖然是相對具體的議題，但都談及了「唐宋變革」這個大背景、大議題，中日兩方面的學者都有這樣的關注，但仔細琢磨，同一個學術概念在不同學術團體的語境中是有差異的，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如何理解、對待「唐宋變革」這個概念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再者，科際整合、多學科的交流，也是探索新可能性的一個路徑。「在原來的學科內部，可能研究得已經很深入了，但是在學科邊緣，不同學科之間的碰撞、交流中可能會引發新的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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