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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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
吳俊|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文系2016年4月，《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東方青年學社共同主辦的「拿來主義與文化主體性：魯迅傳統中的中國與世界——紀念魯迅誕辰135 周年暨逝世 80 周年（上）」圓桌會議上的發言修訂而成，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6期
魯迅的邊緣化、娛樂化、學術化各持一端，貌似交集，實則互不相干。而且，相對處於劣勢的學術化魯迅的心態顯得有些失衡：強化魯迅研究的專業性和權威性，試圖借用魯迅的大旗獲取或增強話語權，而這種對於魯迅的極端強調無形中正成為另一種過度闡釋。這不禁使人聯想到以往魯迅的偶像化或工具化的經歷與教訓。我們最須反省、警惕的是，在眾聲喧嘩魯迅的年代，抱持嚴肅立場的魯迅研究必須避免陷入以學術之名而過度闡釋、消費魯迅的陷阱。對此，回歸文獻常識是我們應該遵守的首要法則。
若干年前有過魯迅研究必須回到魯迅自身的呼籲。此說固有其針對性。但在實際研究中，如何才算是回到了魯迅自身呢？這是個無解的問題。在學術層面上，借魯迅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動機也是對魯迅的傷害。這種出於功利主義學術動機的魯迅研究同樣是對魯迅的不尊重，暴露的是工具化魯迅的意識形態陋習。學界內部的魯迅研究必須自重，必須懷有學術的敬畏之心，必須牢固確立文獻真實第一的治學態度。魯迅的當代價值歸根結底在於能夠成為思想、學術、文學的再生資源，成為文化再生產的動力資源，而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真實性的基礎之上。這是我們必須明白的一條學術底線。
如果缺乏對於學術常識的底線思維，缺乏對於基礎文獻的謙虛和尊重，我們就會偏離學術的初衷，與學術的目標越行越遠。在這方面，當代的魯迅研究領域可謂教訓深刻而慘重。特別是對於魯迅的意識形態利用或工具理性思維仍是今天的普遍現象，強調魯迅研究的學術底線、常識意識，就是提醒我們自己必須明確學者的道德本分、堅守學術倫理、樹立自覺的學術研究責任感。只有回歸學術的本源，學術才會強大。面對工具化、娛樂化或邊緣化的種種魯迅言說企圖，學術立論的唯一訴求就是真實。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這是所有魯迅研究者的責任，同時也是魯迅當下性價值的要義。
魯迅經常會被談到，哪怕有時只是出於某種慣性而已。當然，自覺地談論魯迅應該說還是魯迅話題場域中的主要現象。今年談魯迅就更加熱鬧了。在魯迅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之際，談魯迅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但魯迅被談多了，審美疲勞或學術疲勞跟著就可能出現了。難道我們不是在過度闡釋魯迅嗎？
自從有了網路世界後，許多事物的面相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甚至是牽涉到價值觀層面的變化。比如，政治不像以前那樣神秘了，權力不能永遠高高在上了，草根屌絲也有發言權了，名人不再有隱私了……還有就是魯迅也不神聖了。
魯迅原來應該是神聖的，或者說，他是被塑造成神聖的。對魯迅的任何不敬或越軌企圖都會被視為褻瀆。魯迅及談魯迅，都是一種權力的體現，有時還會涉及政治。
太遠的例子不必舉了，就說世紀之交以來的幾件事吧，當事人都還健在，記憶猶新。一是著名的文學期刊《收穫》開了個欄目請大家談魯迅。那時王朔正紅，他就寫了一篇有點「藐視」魯迅之意的文章，意謂魯迅沒有接受過長篇小說的挑戰，稱之為大作家恐怕總有點勉強。
好在那時氣氛還沒完全壞了，雖有人跳起來扣政治帽子，但終究不能奈王朔何。而為魯迅辯護的學者就舉出了諸如莫泊桑、契訶夫這樣的作家，雲短篇小說同樣可以成就大作家。這番道理本來也是對的。
但人們最好也應該想想，以短篇小說成名家且成大家的畢竟只是個別少數，為什麼絕大多數小說大家都以長篇作為標誌性作品？長篇的地位和價值顯然不是短篇可以比肩的。
從常識上想問題，本來應該是很平常的事，但總有人會把事情搞得很複雜。王朔遺憾於魯迅沒有長篇小說，不過就是一個作家基於常識的看法，而且說的也是事實，實際有無道理並無礙於魯迅的地位，但猶似平地起了驚雷，引發了好一通鼓噪。
第二件是「斷裂」問卷調查事件。一群對文學現行體制和秩序不滿的年輕作家，自導自演了一場問卷調查的戲，其中就有對於魯迅的大不敬之辭，甚至貶其為茅坑裡的一塊大石頭之類。這是將小人物對於既定權力秩序的憤怒發泄到了秩序的象徵物上了，魯迅倒是有點無辜的。
與體制或傳統的「斷裂」當然是不可能的，同時我傾向於認為，「斷裂」事件並不主要出於「炒作」的動機，其中必有其文學抱負的真誠性。但此事後來卻又小小地發酵了一下。
斷裂的涉事者之一的詩人于堅，幾年後有望獲得魯迅文學獎了，有人就舉報說此人當年反對過魯迅，參與斷裂事件。雖然該舉報最終未能阻止於堅獲獎，但魯迅是反不得的，反魯迅是會有後果的，這是從該事件中可以得出的直接結論。
第三件則是筆者親歷的《魯迅全集》新版注釋風波。1990年代中期，有家出版社計劃邀集一批學者重新注釋出版《魯迅全集》。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種理由的反對者一時甚眾，有一條反對的理由後來成立了：要防止有人打著重新注釋研究魯迅的旗號行反魯迅之實。
這是典型的誅心之論，用尚未驗證的動機來治了學術的罪名。古人有「學術殺人」之說，今天則活現出了「魯迅殺人」之虞。瀆神必受懲罰。這也就是魯迅畢竟不同凡人之處。
不過時代也真是變了。與以往的政治遭遇相比，上述三例中的疑似瀆神事件的結果幸而都沒有給當事者造成較大的傷害，反而用了一種危險的示範告訴我們：魯迅已經走下神壇了。那個時代，豈止魯迅，政治大人物也早被人還原為凡夫俗子了，領袖私生活都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段子中流傳，且言論治罪也已經行不通了。
這種大環境改變了包括魯迅言說在內的學術話語和日常話語。等到了新媒體席捲天下之勢已成的時代，不說魯迅幾乎變得面目全非，至少也已是言人人殊了。
新媒體將說話的權利還給了每一個人，言論的權威性也就同時被摧毀了。這或許是一種民主的體現，但也對言論的專業規範提出了挑戰。
魯迅的網路遭遇可以說因此面臨了兩種尷尬。
一是其文化經典地位已經被撼動，這倒不是說有人蓄意反魯迅，而主要是指傳統經典的傳播已不再主要經由網路途徑，同時人們卻又主要通過網路資源獲取各種信息，包括閱讀和學術的主要憑藉手段，這種工具的改變其實產生了將傳統經典（包括魯迅）邊緣化的後果。因此，如何在新媒體語境中保持經典的生命力，這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現實問題。
二是娛樂化、娛樂消費的流行風氣也在嚴重挑戰所有的嚴肅價值表達。網路構建了一種狂歡、無節操的言論空間，幾乎所有的價值表達都會走向不可預料的結局，如果說以前針對主流價值觀的「翻案」文章會遭遇政治後果，現在的娛樂化則完全不必擔憂任何懲罰性的後果。並且，越是經典的價值越會吸引娛樂的聚焦，這就不難理解魯迅也會成為娛樂的對象。這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邊緣化表現。
或許是為了對抗這種邊緣化的危機，近年學術界、特別是魯迅研究界也加強了有關魯迅研究的傳播力度，一些重要刊物都在刻意突出魯迅研究的內容，有關的學術活動在今年更是達到了高潮。
於是，一種有趣的現象出現了：魯迅的邊緣化、娛樂化、學術化各持一端，貌似交集，實則互不相干。而且，相對處於劣勢的學術化魯迅的心態顯得有些失衡：強化魯迅研究的專業性和權威性，試圖借用魯迅的大旗獲取或增強話語權，而這種對於魯迅的極端強調無形中正成為另一種過度闡釋。這不禁使人聯想到以往魯迅的偶像化或工具化的經歷與教訓。
另一方面，過度闡釋不也就是一種對於魯迅的特殊消費或直言之學術消費嗎？這與邊緣化、娛樂化魯迅又有什麼根本不同呢！我們最須反省、警惕的是，在眾聲喧嘩魯迅的年代，抱持嚴肅立場的魯迅研究必須避免陷入以學術之名而過度闡釋、消費魯迅的陷阱。對此，回歸文獻常識是我們應該遵守的首要法則。
若干年前有過魯迅研究必須回到魯迅自身的呼籲。此說固有其針對性。但在實際研究中，如何才算是回到了魯迅自身呢？這是個無解的問題。
如果說以往定於一尊的魯迅觀不過是一種強權的虛妄，那麼後來的戲說魯迅、過度闡釋魯迅則是走向了極端的反面。回歸魯迅的真實、可行的含義或路徑，只能是回歸魯迅文獻的立場，即關於魯迅的所有立論——如果將之作為學術對象的話——都必須首先要有文獻的支持。
在學術層面上，借魯迅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動機也是對魯迅的傷害。這種出於功利主義學術動機的魯迅研究同樣是對魯迅的不尊重，暴露的是工具化魯迅的意識形態陋習。
就常識而言，求真是學術的基礎，學術的價值無不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上。能夠在真實性的基礎上言說魯迅，或者說魯迅能夠接受真實性言說的考驗，這應該是魯迅之所以為經典的根本自信和價值力量之源。任何附會都無助於魯迅價值的提升。同樣，任何詆毀也不能真正挑戰魯迅的地位。
這一切都需要有充分文獻的強大支持。重視文獻，辨析文獻，呈現文獻的真實價值等，雖說是一種常識的態度，但問題又總出在常識層面。最近有部戲叫《大先生》，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很受推崇，但也有人發現：為何魯研界人士多對此戲未作發言？
後來就有人回應了：戲劇是戲劇，學術是學術；作為戲劇的《大先生》可以有其自由發揮的權利，但藉助戲劇來進行學術上的魯迅言說，《大先生》的過度闡釋之嫌就很難恭維了，而且它的文獻立場也多有可質疑之處。
那又有什麼必要強拉兩者對話呢？廣而言之，常有人質問批評家：你們為什麼不評論某某作品？但質問者為何不同時考慮：是否存在著必須評論的責任或義務？專業言說自有其選擇的考量，保持言說的限度恰恰是專業的態度。這在新媒體語境中已經成為一種學術品質。
另一個例子是近期網上有篇堪稱「夢魘者的胡說」魯迅的文章，該文標題《魯迅——漢奸還是族魂？》，署名清水君（黃金秋）。作者把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完全不相干的一些史料（很多還是似是而非的史料）混做一鍋煮了，洋洋洒洒，振振有詞，史科、觀點均愚蠢可笑至極。而且，文後還附有一篇所謂《魯迅年譜》中的相關事實，同樣是錯陋至極。
如此毫無文獻常識的文章，在網路空間流傳，卻又實在無法成為學術言說的對象，學術只能保持「謠言止於智者」的期待了。
不過，這都是學術以外的例子，重要的是學界內部的魯迅研究必須自重，必須懷有學術的敬畏之心，必須牢固確立文獻真實第一的治學態度。魯迅的當代價值歸根結底在於能夠成為思想、學術、文學的再生資源，成為文化再生產的動力資源，而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真實性的基礎之上。這是我們必須明白的一條學術底線。
堅守這條底線，看似不過是回歸常識而已，但底線意識多少能夠抵禦過度闡釋的學術慣性。大多數時候，我們陷於過度闡釋的迷幻而不自知，相反更會陶醉在過度闡釋的興奮中，在過度闡釋中形成一種創新的認知假象。
為什麼很多專業人士的言論總會被嘲笑？原因無他，貌似專業，實則違背常識。聰明反被聰明誤，就是說的這種現象。
如果缺乏對於學術常識的底線思維，缺乏對於基礎文獻的謙虛和尊重，我們就會偏離學術的初衷，與學術的目標越行越遠。在這方面，當代的魯迅研究領域可謂教訓深刻而慘重。
特別是對於魯迅的意識形態利用或工具理性思維仍是今天的普遍現象，強調魯迅研究的學術底線、常識意識，就是提醒我們自己必須明確學者的道德本分、堅守學術倫理、樹立自覺的學術研究責任感。只有回歸學術的本源，學術才會強大。
面對工具化、娛樂化或邊緣化的種種魯迅言說企圖，學術立論的唯一訴求就是真實。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這是所有魯迅研究者的責任，同時也是魯迅當下性價值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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