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三國演義》和《三國志》中周瑜的差別這麼大？

遙想公謹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不愧是文壇高手，寥寥數語，就寫盡了一位歷史人物生命中最為絢爛奪目的光彩，這正是一代文豪蘇軾心目中的周瑜形象。顯然他的這種印象來自陳壽的《三國志》，還有那些為該書增色許多的裴松之注，在這部後世屢獲好評的史學著作中，周瑜基本上是作為正面形象出現的。據史書記載，周瑜不僅容貌出眾，多才多藝，風流儒雅，而且還是一位胸懷韜略、英勇善戰、屢建奇功的傑出將領，史家稱其「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就在蘇軾流連長江之畔，感慨萬千地寫下那首千古傳誦的佳作的同時，在都城杭州乃至廣大的鄉村，作為民間說書之一類的「說三分」也正在聽眾充滿期盼的目光中繪聲繪色的上演著。不過到了書會才人的筆下和說書藝人的口中，曾經風流倜儻的周郎已經被做了一次較為徹底的「易容手術」，這有稍後刊印的《三國志平話》為證，在這部充滿民間氣息的講史小說中，周郎被塑造成一位整天泡妞完玩樂、將軍國大事放在腦後的郎當公子哥。稍後上演的雜劇《隔江鬥智》依然保持了周瑜的這一負面形象。不過，千百年來廣大民眾心目中的周瑜形象並不是來自這些評話、雜劇，而是來自那部在此基礎上創作成書的一部長篇歷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

在作品中，這位周郎一會兒風流倜儻，從容不迫，善待老將程普，妥善地處理將帥間的矛盾，被吳主委以軍國重任；一會兒又脾氣暴躁，目光短淺，被諸葛亮三氣而死；他一會兒臨陣不亂，指揮若定，智斗蔣干，巧設苦肉計，令部下佩服不已，一會兒又出盡餿主意，玩出「失了夫人又折兵」之類的小把戲，被諸葛亮一一識破，玩於股掌間；他一會兒舉薦賢才，臨死前以魯肅替代自己，胸襟寬廣，一會兒心胸又變得極其狹窄，一心和諸葛亮過不去，必欲除之而後快，甚至在曹操大兵壓境的關鍵時刻，竟置東吳安危於不顧，想以投降曹操的方式除掉諸葛亮，幸虧魯肅的及時勸阻而未能付諸行動。在小說作品中，周瑜不同場合間的表現完全是判若兩人，從性格秉性到軍事才能，從道德操守到智力水平，轉眼間就能發生徹底的改變，如此反差極大的言行舉止發生在同一個人物身上，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僅僅用性格複雜、雙重人格之類的詞語是無法解釋清楚這一現象的。

不過，仔細閱讀作品當可發現，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可謂間歇性的發作。那就是在處理東吳內部事物或與曹操一方作戰時，周瑜往往是精神煥發，神勇無比，遊刃有餘，一副少年老成的英武形象。但是，一旦與劉備一方交鋒鬥智特別是面對足智多謀的諸葛亮時，周瑜立即就換了一副面孔，風采頓失，一下變得愚蠢無比，屢受挫折，成為一位結局可悲的弱智者。寬容與狹隘、睿智與愚蠢、從容與暴躁、遠謀與近視，就這樣奇怪地纏繞在同一個人物身上。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物應該說是極其少見的，即使是有，也應歸入精神不正常者的行列。如此一位精神極度不正常的人物何以能成為東吳的得力幹將，屢屢得到孫策、孫權的信任和重用，被委以軍國重任，看完作品，面對表現如此失常的周瑜，不能不對產生這一疑問。要知道，東吳就是依靠這樣的人物立國存身，成為鼎立局面中的一方，並維持了比西蜀更長的時間。顯然，在小說作品中，這位周郎出了問題。

自然，問題不在周瑜本人，而是出在小說作者身上。究其根源，乃是作者對周瑜的定位有些問題。儘管周瑜也是一位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是東吳事業的重要支柱，但在作者的安排下，他不得不為作品中另一位更為重要的核心人物——諸葛亮作陪襯服務。在小說作品中，周瑜主要是作為諸葛亮的陪襯而出現的，他如同福爾摩斯探案集中那位整天作張口結舌狀的華生，以自己的無能和愚蠢來襯托諸葛亮的高明。有了周瑜的襯托，諸葛亮的現象倒是寫得十分光彩，又是舌戰群儒，將東吳群臣一概罵倒，又是草船借箭、巧借東風，活生生將周瑜赤壁之戰的蓋天功勛全部強走不說，還屢出毒招，最終將周瑜三氣而死。按說次重要人物為最重要人物作陪襯倒無不可，只是作者這樣淋漓盡致、毫無顧忌地寫來，諸葛亮倒是寫好了，但周瑜卻被寫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了。顯然，諸葛亮形象塑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周瑜為代價取得的。運用陪襯手法時是否一定要將陪襯者犧牲掉，這是值得懷疑的，能否在寫好被陪襯對象的同時也兼顧陪襯者的形象，達到雙贏的藝術效果，對小說作者這樣優秀的寫作高手來講，並不算是特別苛刻的要求，因為在《三國演義》中，為諸葛亮作陪襯者除了周瑜之外，還有那位老謀深算的司馬懿，而後者在作品中的表現顯然比周瑜要正常得多。

小說創作不同於編撰史書，並不一定要嚴格按照史實來寫，作者完全有虛構想像的權力，他有寫出人物負面性格的權力，也有將歷史人物徹底「易容」的權力，即使是將周瑜寫成丑角也無所謂，但是對其言行舉止、思想性格各個方面的描寫要和諧統一，不能相互背離，發生抵牾，但小說中周瑜形象的描寫恰恰正是犯了這個毛病。如果僅從書中和諸葛亮鬥智的這類事迹來看，心胸狹窄、脾氣暴躁的周瑜倒也寫得頗為傳神，但是一旦放在整部作品中來看，問題可就大了。因為在小說作品中，周瑜並不總是和諸葛亮同時出場的，在沒有為諸葛亮作陪襯服務的時間裡，他的形象一下又變得如此高大。如果將諸葛亮缺席時的事迹歸納到一起來看，周瑜又成了一位胸懷遠大、智勇雙全的少年英雄形象。人格再分裂，精神再有問題，也不至於反差如此巨大，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繼續深究下去，這一奇特現象的產生無疑也與《三國演義》的成書方式有關。應該說，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曾存在著兩個面目迥異的周瑜形象，兩者有著民間和史家、真實和虛構、英雄和丑角的區別，形象的正反之中蘊涵著思想理念和審美情趣的差異，相互之間存在矛盾，不加選擇地都寫進一部書中，肯定會出問題，兩個人物會在書中打起架來。顯然，作者難以割捨，想兼收並蓄，既從史書中取材，又要利用民間傳說，但他沒有很好地將兩者有機融合在一起，並加以貼切地彌合，事實上也很難做到這一點。加之小說中周瑜又要作為陪襯人物出現，於是就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不客氣地說，這也可以說是《三國演義》中的一個敗筆，不能因其經典地位而刻意掩飾它。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現象並非《三國演義》所獨有，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其他小說作品中，看來這是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一個共性問題，其中的原由確實值得深思。不過瑕不掩瑜，儘管《三國演義》存在著一些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和失誤，但這並不妨礙其古代小說的經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