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國旗工廠風雨60年：生意可以虧本，政治不能不講
每天早上7點，白志躍開著他的黑色帕薩特過來。他一般會比員工早到一個半小時，和值夜班的職工聊聊天，收拾收拾院子，把掉落在地上的茉莉花掃一掃。一雙老北京黑布鞋，踩在水泥方磚上靜悄悄的。
一個人的時候，他時不時會想起母親從前常說的一句話：男孩子，到什麼時候都不能倒秧。
文 / 王海璐 編輯 /卜昌炯 圖 / 尹夕遠
2016年8月6日，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選手杜麗、易思玲分別摘獲女子10米氣步槍決賽銀牌、銅牌——這是中國隊收穫的最早兩枚獎牌，中國國旗第一次在領獎台上升起。
對於北京京工紅旗廠廠長白志躍而言，相比於獎牌，領獎台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更令他關心——他怎麼看都覺得，這面國旗上的五星有點兒不太對。
依據《國旗法》，五星紅旗上的4顆小星各有一角對準中央的大星，象徵著士、農、工、商4個階層的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絕對擁護。而奧林匹克射擊中心的這面中國國旗，五顆星的角度是平行的。
坐在東南二環的紅旗廠辦公室里，白志躍隨手拿起辦公桌上的一面桌旗向《博客天下》解釋。這是2008年紅旗廠為北京奧運會製作的紀念款桌旗，紅木托上立著繪製有仿製天壇祈年殿龍紋圖案的藍色琺琅瓷旗杆，旗杆的左右兩側各懸掛一面國旗、一面黨旗。白志躍捏著國旗上的五星讓記者仔細觀察每一個細節。
事實上，中國代表團在發現國旗錯誤後，當場向里約奧組委提出抗議。但直到奧運會結束前一天，中國女排姑娘們時隔12年再次站到冠軍台上時，頭頂的中國國旗仍然是錯的。
「他們也夠慢的，要是我們，當天連夜就得給人改，各界的頭兒都得盯著這事。咱們等了多少天！」白志躍攤開手，搖了搖頭。
「旗子是政治」
北京京工紅旗廠1956年成立，距今恰好60年，是北京市政府唯一指定的國旗定點生產企業。成立之初，專供中國外交部、商務部、天安門國管委等機關企業，以及北京各大飯店和各級中央領導家中使用。「都是為首長服務，為國家服務的，是政治任務。」白志躍說。
白志躍19歲進廠，干過車間，跑過業務，做過銷售，如今是紅旗廠第六任廠長。他今年57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花白的短髮修剪得整齊利落，白色polo衫下擺整齊地扎進皮帶，腰桿筆直，精神奕奕。
57歲的白志躍是京工紅旗廠第六任廠長
白志躍是旗人，滿洲鑲黃旗。小時候家裡住在800年歷史、以明代功臣「遂安伯」陳志命名的遂安伯胡同。大雜院里18戶人家，街里街坊都挺親近。做飯點蜂窩煤生爐子，火滅了就上別人家裡夾去，也不覺得外道，「上個廁所都得問吃了么」。在白志躍看來，那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文化。
上世紀90年代末，遂安伯胡同拆遷改造，白志躍和住了幾十年的老鄰居一起搬走。新的居民是阿斯頓馬丁、蘭博基尼、勞斯萊斯等全球頂級跑車的4S店。
提起此事，白志躍總會有些遺憾。
「現在說，那條胡同不應該拆。你要發展外邊發展，把老城區留著。大雜院才有文化呢，把老的拆了，把文化都弄沒了。」
大概37年前，白志躍剛進紅旗廠時，附近還是一片莊稼地。12路公交車坐到關廂站，下了車他為抄近路，跨白菜畦上的土埂一歪一歪地走過去。
那時的紅旗廠佔地十幾畝，是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特批用地。5層樓高的車間裝滿了巨大的紡織蒸箱、水洗機、印花台板等設備，來往穿梭的工人最多將近800人。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影響，紅旗廠的紡織業務逐漸萎縮，旗幟和條幅等成了主營產品。除了各級機關企業，近些年來中國不斷增長的重大賽事、活動成了新的業務增長點。
2008年北京奧運會，京工紅旗廠從3家競標公司中脫穎而出，拿下北京奧運會禮賓旗幟製作的資質。白志躍和工人一起搬到通州的廠區駐廠兩個月，吃住都在工廠，一來方便監工，另外也是出於安全的考慮。
最終，3萬多面各國國旗及奧運旗幟，經過不同工種的6道質檢，打包送到體育場館和各國使館。
8月8日開幕式當晚，白志躍和家人一起圍在電視機旁，煙花一晃，鳥巢四周200多個國家的國旗迎風舒展，他心裡說不出的驕傲，「很激動，挺震撼的」。
北京奧運會後，倫敦和里約奧運會的旗幟相繼出現問題。倫敦奧運會網球女單頒獎儀式上，美國隊的國旗意外從旗杆上飄落；而里約奧運會出錯的除了中國國旗還有美國國旗，星條旗的長寬比例是1：1.9，他們做成了2：3。
看過這兩屆奧運會，白志躍對於京工紅旗廠的「0差錯」越發自豪。「我們就是萬無一失。」
某種程度上，這種謹慎態度與國旗對於一個國家的特殊意義息息相關。「旗子這行業，雖然不是什麼大的生意，但對於中國，旗子是政治。真出了事兒，可是大事兒。」白志躍說。
「為北京工業爭光」
8年前的北京奧運會讓白志躍榮耀至今。
西四環北路，北京市政府採購中心的會議室大概50平米，白志躍身著正裝站在台前，頭上冒著汗。採購中心聘請的30多位專家評審及北京奧組委的領導坐成4排，向他「輪番轟炸」。
2008年3月，北京奧組委委託市政府採購中心為奧運旗幟定點採購項目招標。報名的有十幾家企業，最後選出了京工紅旗廠等3家公司談判。
作為東道主，白志躍志在必得：「在北京開奧運會，我們紅旗廠沒中上標，別人拿走了，寒磣不寒磣？」
他口才不錯，相貌堂堂，但面對眾多專家，心裡也直打鼓。「我也杵窩子，不愛在人前講，誰知道問你什麼。」直到演講結束前，白志躍還是看不清評委的態度。他急中生智，補充道：「我們廠黨政工團非常重視，拿這個當做一項政治任務。我們要為北京人爭氣，為北京工業爭光。」
走出門，白志躍跟書記合計，這句話當時是說對了。「我當時急的，隨口就說出來，我們要為北京工業爭光，這買賣你給別人合適嗎？實際上是這含義。」
總的來說，白志躍對這次中標充滿信心。奧運會茲事體大，雖然公開招標，但按照中國官場的邏輯，一般策略會偏於保守。萬一出了事，京工紅旗廠是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國旗定點生產企業，隸屬於國資委紡織局，不怕找不到組織。
另一方面來講，奧運會在北京開，北京的企業勝算也會更大。「這麼大型運動會，旗子從外地進，這讓人聽見，也不可能。」憑這兩點，白志躍認定京工紅旗廠具備兩個競爭對手難以企及的優勢。
招標結束後，他和共同入圍的一家上海企業的老闆一起吃涮羊肉。兩人私下裡交流剛才「答辯」的情況。上海老闆告訴白志躍，評委問了他這幾個問題：
「你旗子怎麼運輸？」
「我們火車運。」
「火車翻了怎麼辦？」
「那我們汽車運。」
「汽車道上著火怎麼辦？」
「那我們飛機運輸。」
「飛機失事了怎麼辦？」
「那……那我沒轍。」
「人家沒錯啊，你得留有預案。真要開幕式沒旗子，再生產來不及，不急大了。那不就告訴你不成嘛。」白志躍大笑著和對方打趣。「他上海人，挺逗的。我跟他逗，你們老說我是北京爺，我告訴你什麼叫北京爺，這標還就是我中。」
實事求是地說，京工紅旗廠在旗幟的生產技術是白志躍最大的底氣來源。
傳統的國旗製作工藝，有幾個顏色就要用幾套台板印上幾次。手工套板往往會有重疊，無法做到嚴絲合縫。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白志躍從日本進口數碼印花機，採用電腦噴繪和手工染色相結合。先用機器把旗幟的徽標印在白布上，然後再用台板手工填充其餘色塊。
奧運會的旗子需要正反兩面都有圖案，而熱軌的溫度變化會引起旗子的伸縮，噴繪時很難把正反的徽標對齊。白志躍讓工人反覆試驗，硬是從中找到了規律，把位置和溫度調得剛剛好，讓正反兩面的徽標恰好吻合。
「我把我們這個產品拿過來，喊過來一個專家，他都愣了。這個軋是有技術含量的。」白志躍回憶。
里約奧運會，白志躍坐在電視機前，一眼就看出來對方是用機器印的，採取「熱升華」技術回色。這樣印出來的旗子，背面的滲透率只能達到30%。而紅旗廠的旗幟通過「蒸化」固色，背面的滲透率能達到80%。「蒸出來的鮮艷，而且背面透。旗子生產出來非常漂亮，比它強多了。」
國家形象
京工紅旗廠還有一項技術在同行中遙遙領先，就是生產天安門廣場每天早升晚降的國旗。
這面國旗長5米，寬3.33米。每年為天安門廣場特供近300面，一直被白志躍視作紅旗廠的臉面。生產這面旗子的難度在於，過去很多年間，國內都找不到能製作3.33米門幅的紡織機器。因此這面旗子一直是由兩塊布拼合而成的，中間用縫紉機軋一道印。
後來有一屆「兩會」，「兩會」代表注意到中間的那道印，隨口說道：「這麼大一國家，旗子還拼。」這句話像病毒一樣一級級擴散到天安門管委會，白志躍聽到耳根發紅。
「他不知道生產這面旗子的難度。沒有任何廠家能給你生產。那麼寬的門幅，為你天安門這200面旗子，國家要真投錢行，沒人投錢，你個人怎麼做？」白志躍說。
近幾年，隨著紡織技術的提高，白志躍在南方找到了能織出3.33米寬幅布料的紡織機。他從工廠購進白布，再在紅旗廠手工染色。染的時候需要4個工人配合著吊起來染，有一點瑕疵就是廢品。
「這面旗子酸甜苦辣我心裡最清楚。這不是利潤的關係。天安門廣場第一面無縫國旗，是我們企業生產的，這是我們的榮耀。」白志躍說。
天安門廣場上第一面無縫國旗是京工國旗廠生產的
他記得有一天晚上做夢夢見這面國旗被風刮跑了。「給我嚇得，一身冷汗。我說這回麻煩了，事大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車間主任，讓對方以後把國旗拴桿的邊沿再匝一趟。之前都是匝兩趟，此後開始軋3趟。
有一個彎白志躍一直轉不過來。京工紅旗廠是北京市政府唯一指定的國旗定點生產企業，「按說別的家都不許競標的，都不許生產」，但市場經濟以來，越來越多的紡織品公司都開始生產國旗。在淘寶網上搜索「國旗」，可以搜索到100頁、數千個結果。
「他們未必有資質。咱們國家雖然有《國旗法》。但真正監督的沒什麼，誰都賣。就別出事，像里約這次，錯了，麻煩了。」
除了「國有」和「北京」兩個優勢外，白志躍分析，能從奧運會的競標中勝出，可能還因為紅旗廠的報價是最低的。
紅旗廠第一次競標大概是2000年，人民大會堂首次以招標的形式採購幕布及背景旗，京工紅旗廠中標。「那時候還能有人情，因為我們一直為人民大會堂服務，他肯定找我們。」
但第二次招標，紅旗廠落選了。中標的是一個南方的小夥子，報價比紅旗廠低了一半。
看清這個事實後，在一些志在必得的重大項目上，白志躍也開始採取低價策略。
新中國成立60周年大閱兵時，300名解放軍戰士組成方陣，拖舉著一面35米長的五星紅旗緩緩走過天安門廣場，這面巨型國旗就是京工紅旗廠製作的。紅旗廠按照人數出方案，設計點位。在每個戰士的點位上軋上帶子，走的時候系在手腕上。「還得讓他走開了，不能踢著腳。」
招標時，北京大型活動處只要求做兩面，但白志躍憑經驗，建議做了3面。一個綵排，一個正式用，還要留一面備用。
「如果當天上天安門廣場，這麼多人，誰的皮鞋給剮一大口子，怎麼辦？你沒啦，你不可能剮大口子上去吧。這你就不能計較錢了，這是政治任務。都現場直播，世界轉播的，中國現這眼？」對方想了想，確實是這個道理，最後決定採購3面。
這3面巨型國旗，白志躍的報價是3萬元，共同競標的公司報價40萬元。後來對方說是把小數點點錯了。
白志躍不在乎利潤，對於他而言，「定點企業」與其說是一種權力，不如說是一種責任。
「國家這麼大活動，你又是定點企業。不給你錢，讓你做，你不也得做嘛，怎麼還計較利潤？在這種理念下，我們肯定低。我送你都可以，虧就虧吧。」白志躍說。
奧運會招標，白志躍的報價也是最低的。利潤微薄，再加上奧運會質檢嚴格，總共3萬多面旗子，幾乎沒掙到什麼錢。「不掙錢，也得拿下來。」
不過，奧運會效應讓紅旗廠受益良多。2008年後，白志躍前往廣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南京亞青會、世錦賽、大學生運動會招標，幾乎攻無不克。「基本上所有賽事旗幟活動，我們紅旗廠包攬。」
「紅」色記憶
白志躍第一次到紅旗廠前門大街門店，是7歲時。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哥哥領著他來買紅袖標。當時還不流行紅綢條幅，到處張貼著宣紙做的大字報。
他對「文革」的記憶很模糊。只記得凡是「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就拿著花籃去學校集合，排隊上天安門遊行。從學校出發到天安門再回到遂安伯胡同，「回來暈暈乎乎的，都打蔫了」。
上小學第二年，姐姐當了內蒙古兵團戰士。「文革」對他的家庭影響不大。但旗籍是個秘密，「那時候誰敢提啊，不找揍呢。八旗子弟沒出息，成分越低越好」。
在白志躍印象中，那是一個「垃圾站都能撿著金條」的年代。有錢的人把家裡財產全扔了，就怕抄家抄出來。大雜院里一個資本家，把家裡的八仙桌做成了空的，裡邊裝滿了金條，最後還是被查出來批鬥了。
小學和中學的課程基本上是應付差事。老師對付著講，學生湊合著聽。後來學校組織「學農」、「學工」。白志躍去平谷的莊稼地里掰了半年玉米棒子，又到勁松一個金屬結構廠當了半年工人。
「文革」結束後，白志躍沒考上大學，直接進了紅旗廠。
他在車間幹了3年，從「水洗」的工人干到「蒸化」的組長。這是紡織的兩道工序，織物印染後先進入高溫高壓的蒸汽設備中「蒸化」固色。蒸好後，再用清水洗掉印花織物表面的化工試劑，加入「保險粉」（即漂白粉）增白。外貿的檯布800米一匹，蒸一鍋25分鐘，一洗一個多小時。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組長並不只是行政職權，要每天帶頭幹活。「那時候我們沒有閑著的時候。煩，真煩，累。」白志躍回憶。但高中畢業生就業也困難，全民企業已經算是不錯的工作。
在車間幹了兩年後，白志躍被調到業務科，跟著老師傅去各個機關、企業推銷紅旗廠的紡織產品。紅旗廠有一些固定客戶，比如中央黨校、語言學院、友誼賓館、首都體育館等。80年代初，北大口腔醫院的新院在魏公村落成，白志躍在老師傅的推薦下，聯繫上醫院總務處。淡藍色的窗帘、棕色的坐墊、病號服、手術服，都是他按照醫院的要求打樣，一批一批做出來的。
那個年代的業務員，跑業務積累下的人脈關係很容易轉變為真正的友誼。不久前，白志躍的一個朋友給孩子做兔唇手術，他去幫忙找醫院的一個專家。30年沒聯繫了，對方一聽到紅旗廠二話不說就表示願意幫忙。
「那時候我們的關係特別單純，什麼都沒有。現在都走了樣了，一手錢一手貨。」白志躍說。
首長家和中央領導人的家中織物也是紅旗廠的業務。白志躍曾去一位人大副委員長家量過窗帘，但當時對方沒在家。白志躍聽人提起，有一個業務員去首長家裡量尺寸，「首長都在邊上，還跟首長聊呢」。
這種跨級別的聊天有個規矩，一定要是首長發起的。負責後勤的人會叮囑：「進門別主動跟首長打招呼，該干你的干你的。」
白廠長
前門大街72號當時是紅旗廠的門市部。兩層小樓，樓上賣旗子，樓下賣服裝、裝飾品。白志躍在門市部幹了8年，那時候賣過的確良襯衫、中山服、夾克……賣得最火的是服裝一廠生產的雪花呢子大衣，來多少賣多少。顧客排著長隊，「一搶就沒，都不問價」。
白志躍也買過一件雪花呢子大衣。他年輕時候濃眉大眼，身材挺拔。走在大街上，英姿颯爽。
唯一的不足是撞衫率特別高。不久前，白志躍聽說中國服裝市場現在庫存的服裝夠中國人穿30年。走在大街上，也很難看到撞衫的了。他有點惋惜，「說白了就是過剩了」。
當時紅旗廠門市部的銷售業績相當好。門市部45人，每年的銷售總價五六百萬，刨去進貨成本、工人工資，每年的純利也有七八十萬。
銷售紀錄出現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當時白志躍已經是紅旗廠副廠長，兼任門市部經理。紅旗廠進了150萬面手搖的小旗，他帶了車間的10個夥計，每天到天安門、北海公園等景點地推。1塊錢一面，遊客買門票的時候，順手就買兩面。
後來天安門廣場舉辦以「國旗在我心中」主題展覽，白志躍讓副經理拿著旗子到禮品部推銷。過了一段時間去結賬，副經理說：「不成，人家不賣，一賣把櫃檯擠沒了。我說行了，有戲。」
沒多久，成群的小商小販就主動找上門來。2毛錢進的旗子，以八九毛錢的價格批發。小商小販500面、1000面地進，轉手再賣2塊、3塊。後來買的人實在太多，白志躍只得讓人把門攔上，在門口排隊發號，10個一放。門市部的員工把工作都停了，所有人在院子里數旗子。
150萬面旗子很快就賣完了，白志躍又進了90萬面，又一搶而空。一個多禮拜賣了200多萬面。「整個天安門一片紅。」
這些小商販是中國最早的創業者。白志躍至今仍清晰記得，有一個四川女孩，帶著妹妹到北京玩，跟著別的小商販一起進小旗子賣。女孩賒賬，每次先拿走2000面旗子，賣完了再來結賬、進貨。離開北京之前，女孩買了一大包糖，擱在紅旗廠的櫃檯上。說是掙了10萬塊錢，現在準備回家了。
「那時候九幾年，掙了10萬塊錢！挺好玩的，來的都是想自己掙錢的。」
香港回歸兩年後，澳門回歸，紅旗廠又進了200多萬面旗子，卻沒能複製當年的銷售奇蹟。
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最後幾年，紅旗廠已經開始出現業務下滑。勞動力成本上漲，中國紡織物外貿出口受限。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對國有企業的衝擊逐漸加劇，而國有企業員工缺乏競爭意識和危機意識。
「國有企業我看出來了，不好好乾活。而且干出活也沒法要，全是廢品，客戶都沒法賣。」白志躍說。
2001年，白志躍成為紅旗廠廠長，第一件工作就是對紅旗廠進行股份制改造。原先的紅旗廠名為「北京紅旗廠」，是紡織局下京工集團的全民企業。改制後仍然是京工集團控股，因此名為「京工紅旗廠」。
新公司註冊資本將近100萬元，京工集團把全部資產折算了38萬元，白志躍自己投了18萬元，又找來兩個朋友分別投了20萬元、10萬元。以公司高層員工構成的經營者群體總共投了10多萬元。
原來的北京紅旗廠喝酒成風。「別看掙得不多，滿處都喝酒。」白志躍定下死規定，禁止在上班時間喝酒。
負責印染的工人楊師傅跑到白志躍的辦公室抱怨：「老白，我中午不喝酒，下午盯不上來啊。」
白志躍不緊不慢地回答：「我說老楊，你這樣，你拿這條規矩去外邊應聘，看誰用你，誰用了你，我就讓你喝。」工人垂頭喪氣地走了。
燒鍋爐的李師傅也來和白志躍「逗悶子」。「（我說）這樣，晚上你別走咱倆喝，就著一盤花生米。你給我喝倒了，你就喝。喝不過，你該幹什麼幹什麼去。」
一年冬天，白志躍開車經過大門口，那名燒鍋爐的工人捂著軍大衣，裡邊藏著一瓶酒在偷偷地喝。白志躍裝作沒看見過去了。「反正不敢明目張胆。你都給擠對到大街上了，你理他幹什麼。」
從小在一塊，白志躍懂得如何與這些國有企業的老職工相處，既能顧上交情，又能保持威信。「我們都是老職工，二十來歲在一塊，沒有那麼多。但是這個企業，甭管怎麼說得有一個精神面貌。同行業都在想發展，你沒壓力？」
改制後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當月改制，當月盈利。」白志躍和董事會商量，每年的盈利不做分紅，全部轉增資。現在的註冊資本已經達到400多萬元。這麼做是為了競標方便。「你企業資本沒那麼大，招投標，招人家幾百萬的，怎麼可能，拿什麼賠我。」
「謝謝你，還扛著呢」
2016年6月前，紅旗廠通州廠區。三四個穿著環保局「官服」的人突然造訪，從紡織鍋爐抽出一管氣體，掏出試紙一測，污染物超標。
紅旗廠副經理劉學成趕緊把來人請到會議室。在通州廠區駐守多年，他對類似的排查並不陌生。
此前，劉學成接待的通常是潞城鎮環保局的工作人員。「我說我在整改的過程中，表格都報上去了，我們老闆對這事比較重視。他就通融你，因為都是自己家的企業，他也不願意毀這個企業。」
現在市裡來人查了，鎮上也管不了。「那就沒辦法了，查你什麼話都沒的說。」劉學成說。
後來劉學成得知，市環保局這次並不是沖著紅旗廠來的。紅旗廠對面有一家企業，鍋爐燃放不合格被舉報了。「他路過看見我們這兒了，順道進來了。」
大約12年前，紅旗廠的生產區搬到了通州。左安門的老廠區被上級公司賣給了開發商，廠房被推倒，以「新坐標」為名的小區樓盤拔地而起。因為緊靠南二環，如今房價已經漲到了一平米5萬。
紅旗廠拆成了兩部分。行政區退守一隅，遷到了原先庫房的位置——一個幾百平米的小院。生產區則搬到了通州。除了租金相對低廉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市區的環保標準在逐年提高。
但如今，通州的工廠也面臨整改。京津冀地區聯合治理霧霾，再加上北京市政府將東遷通州潞城鎮，這個即將落成的行政副中心，距離紅旗廠的通州工廠僅有20分鐘車程。
2016年3月的「兩會」過後，各級環保局頻繁造訪。劉學成告訴《博客天下》，潞城鎮的工業企業已經搬走幾百家，「基本上這塊沒有達標的」。
從理念上來說，白志躍認同國家對環保的重視。2016年6月，紅旗廠按照新的國家標準完成了鍋爐改造。「現在北京污染非常厲害，對藍天、對水有污染的行業都淘汰了，污染企業必須搬出北京。我們廠子如果還按照原來生產，肯定也不行。」
今年6月份，紅旗廠按照新的國家標準完成了鍋爐的改造，但更換設備和燃料所造成的新的支出令他感到無力。
燃煤改燃氣，成本一下從200萬元上升到600萬元一年。產品價格上不去，製造成本又不斷增加，「我們也是夾縫之中生存，企業下一步經營很難。」
讓紅旗廠雪上加霜的是，來自國家機關和企業的訂單正在迅速減少。
2001年改制以來，紅旗廠連續11年盈利。但2012年後，黨的十八大提出「八不準」，各級政府和機關紛紛提倡反腐、節儉，公費開支縮減。紅旗廠開始出現虧損。
新中國成立50年、60年閱兵群眾遊行，紅旗廠配備了5個方隊的花環和服裝；天安門組織大型活動，紅旗廠的訂單能達到七八十萬面。而如今，旗陣幾乎取消了。
原本小的訂單也在變得更小。掛標誌旗，從前一掛10面，如今就只掛兩面。「按照習主席的要求，不能鋪張浪費，有必要的掛，沒必要的不能掛，各處都要精簡。」劉學成說。
白志躍常常用一句北京老話激勵紅旗廠業務部門的員工：「原來咱們老北京，糊頂棚的，扛煤球的，干一些體力活的，出來都揣一個混合面的口袋。晚上回來，一家老小等著你吃飯呢。」
他和他們打趣，「你們就是提著混合面的口袋，外邊去掙錢的。我們一大家子等著呢。實際上也是給他們一種緊迫感、危機感。」
位於北京東南四環的紅旗廠老廠區，車間已經廢棄良久，激勵員工的橫幅還掛在牆上
廠里現在的合同工，外地人居多，未必都能理解白志躍話里的意思。有時候看著他們，白志躍心裡也很著急。「現在房費多貴，企業不給人干好了，咱真對不起人家。人家在咱企業干，飯都吃不上，咱也不好意思。」
不久前，一個退休的女工人回廠辦事，專程到辦公室找白志躍。「白經理，謝謝你，紅旗廠你還給扛著呢，現在哪還有咱這種企業活著，都死了。」
白志躍聽了這話難受，但他也不知道紅旗廠能維持多久。京工集團曾經有服裝紡織品公司29個，如今除了紅旗廠，都破產倒閉了。
「童裝一廠、童二、童三、友誼、華麗時裝廠、雷蒙、服裝一廠、二廠、三廠、四廠、五廠、六廠、襯衫廠、北襯、大華……」他像說相聲一樣，一口氣數出了20個廠，嘆了口氣，「就剩我們一個了，也是喘著氣，半死不活。」
在白志躍看來，紅旗廠如今面臨的經營困境是國有企業的普遍現狀。很多看起來業績不錯的國企，其實是靠著物業、物流、房地產等外部收入在維持。「主業實際上是副業，靠產品的利潤不可能支撐下去。」
自2012年以來，紅旗廠一直處於虧損狀態。白志躍看了很多創業方面的書和文章，但仍然看不清企業的方向。「現在競爭這麼激烈，整個大環境都不好。轉型升級需要資金，沒有資金轉什麼？」
最近，老廠區的小院要拆遷。政府規劃用地，要在附近位置上建設回遷房。紅旗廠因此將會得到一筆拆遷款項。但在具體數額上，白志躍和負責人一直無法達成一致。
這個幾百平米的小院是老廠區最後一塊地了。車間已經廢棄良久，印刷台板上落著灰，原本晾曬國旗的繩子上晾曬著值夜班工人的衣服。院里養了一缸金魚，一隻貓。茉莉花的枝蔓鬱鬱蔥蔥，十幾年前長出的一棵不知名的野樹，如今3米多高了。
每天早上7點，白志躍開著他的黑色帕薩特過來。他一般會比員工早到一個半小時，和值夜班的職工聊聊天，收拾收拾院子，把掉落在地上的茉莉花掃一掃。一雙老北京黑布鞋，踩在水泥方磚上靜悄悄的。
一個人的時候，他時不時會想起母親從前常說的一句話：男孩子，到什麼時候都不能倒秧。
「這句話我記一輩子。一倒秧，認了慫，完蛋了。遇到多大困難，都得挺著。」白志躍告訴《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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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架企業牛了，不僅大量生產武器，還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國
※中國最牛貧困縣，「偽裝」大省會，把生意做到全國
※中國老闆最多的省份，全國都有他們的人在做生意賺錢
※中國最牛的一個縣，將生意做到了全國各地！
※當總統虧大了！美國官員工資太低，不做生意的川普半年身價縮水10億
※這個國家大膽，竟然用山寨來搶我們的生意，中國一語別再嚷中國
※這個國家很崇拜中國，意圖精心培育5000人來和中國做生意，會中文年薪近30萬
※愛迪生 138 年的電燈生意要賣了，它最大的貢獻不是照明
※美女運動員嫌棄中國貧窮，加入美國國籍，晚年回國做生意
※時隔3年：中國終於贏了美國565億的大生意
※最適合做生意賺大錢的3大生肖，未來五年能夠穩賺不賠
※此國很會做生意，二戰大發戰爭財，不是美國！
※徳國縮緊中國投資渠道 只因怕中國人來搶生意
※中國最牛縣，穿著馬甲把生意做到全國，正宗的不幹了
※太氣人！韓國和中國說好的軍艦不要了，還背地裡搶了中國的生意！
※當年張大千跑去做生意，誰知賣的是美國A級戰略物資，最後虧慘了
※中國最鐵的兄弟為何突然不要中國火炮？這個國家專搶中國軍火生意
※有一國要大量採購最新戰鬥機了！中國能否拿到訂單 不小得生意！
※中國最富有的城市，家有百萬就是窮人，當地人的生意遍布131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