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遙:邊緣的秘密與人性的幽冥
他消解了民間底層的恣意吶喊和膚淺苦痛,而重新註解著「底層暗角之眾」的生命困境和精神沉痾;他開掘著文明轉型期被社會歷史和民間主流所遺棄的邊緣個體,執著於探秘他們無法掙脫但又普遍承受的「幽冥心理」和「飄零情緒」。
楊遙
邊緣的秘密與人性的幽冥
——楊遙小說論
文| 金春平
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時代轉型,催生了中國文學現代性敘事的思想魅惑和歷史合法,關於政治、國家、社會的現代「烏托邦」敘述,將「文學的想像能量」投射於它所能觸及的所有領域。「民間」常常作為中國文學烏托邦敘事的日常化的微觀佐證,或者呈現出與之吻合的政治想像和革命狂歡,或者呈現出與之相參照的啟蒙解構和寓言敘事的「惡托邦」面目。新世紀以來底層敘事中的民間個體,其精神多維在被借用表達集體怨恨或悲苦情緒的同時,民間寓言與個體言說之間總是存在著難以釐清的話語間性,作為民間個體的真實面目依然模糊。「70後」作家楊遙以節制和內斂的敘事節奏,蕩滌了歷史風雲和時代詭譎之於人的撞擊與迴響,卻專註於聆聽蜷縮於民間陰暗角落的幽微之音;他消解了民間底層的恣意吶喊和膚淺苦痛,而重新註解著「底層暗角之眾」的生命困境和精神沉痾;他開掘著文明轉型期被社會歷史和民間主流所遺棄的邊緣個體,執著於探秘他們無法掙脫但又普遍承受的「幽冥心理」和「飄零情緒」;他以現代主義的哲學視閾,在對民間「異托邦」世界的微觀中,實現了將底層敘事與現代主義文學精神相貫融的藝術範式構建。
底層的壓抑與幽微
民間是一個有著清晰的生活紋理和可觸摸的生活涌動空間,一個有著自身內部的權力規約與等級秩序的文化空間。楊遙在此尋找著底層背光角落中呻吟的孤獨者和飄零者,他在逼仄存在中的文學謎語和隱喻冷觀中,試圖揭開「異托邦」世界當中一群異類群體的心靈、思想、精神和命運軌跡。在異類與常態、飄零與主流、幽暗與光明的對比當中,楊遙消解了底層敘事所享有的文學介入社會層面的批判性指向,以「一花一世界」的文學稜鏡,抽空和剝離了人物身上的「小」所附著的外在質素,讓純粹的個體之人,與負載著社會、資本、政治、道德、理性的民間世界,進行廝殺、角逐、決鬥,在滅亡、勝利、妥協的結局中,呈現人性肌理、理性混亂、精神流浪、宿命荒誕等人的現代性困境的遭遇與體驗,這是楊遙對西方現代主義精神的思想追溯與本土轉化。
楊遙的小說首先對民間烏托邦進行祛魅,在邊緣者與民間集體之間的對峙、逃避、改造、反擊乃至回歸企望中的「反烏托邦」的心靈圖景譜繪中,呈現出人身處其中所面對的「壓抑」的無處可逃和殘酷陰冷。《閃亮的鐵軌》在漂泊少年與弧村的對峙中,弧村褪去了溫情,滋長著怯懦、焦慮、不安、羸弱和復仇,而少年則由偏執與乖戾,走向了軟弱、恐懼、妥協和歸順,這是一個村莊群體喚醒飄零者人性感知的「民間勝利」的故事。而《二弟的碉堡》當中鳥鎮人爆發的集體敵意、陰暗、狂躁,享受著復仇狂歡之時,二弟卻以民間個體的生命野性對抗鄉村集體倫理,贏得了個體存在尊嚴的勝利。
人到中年生活的庸常和壓抑,是時間洗禮生命的過程,也是記憶、理想和朝氣逝去的過程,灰色人生和壓抑焦慮的日常生活化,是解構年代實現了逃離政治、歷史和傳統牽制下的個體自由之後,人類所普遍面臨的精神困境。雁門關這個承載著英雄豪情、歷史想像、青春火熱的精神之鄉,成為難以企及的生活彼岸(《雁門關》);庸常生活壓抑下的一次精神釋放,卻敗給了現實的人際誤解(《表哥和一次青島旅行》)。楊遙洞悉了幸福的可疑,痛惜底層群體的人生訴求與現實處境的不可調和,而這正是底層每天上演的人生悲劇。
楊遙從當前底層文學的敘事窠臼中,尋找著新的敘事段位,他注重對悲苦現狀的「結果或狀態段位」的精神描摹,因而更具人類對自我存在體反思的鏡像效果。《偷魚者》展覽著人性陰暗之惡在體制放縱下的恣意妄為和無可遏制;《唐強的仇人》充斥著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和獸性泛濫,虛妄的復仇只是弱者群體的精神撫慰。
其次,楊遙以冷峻但不失激情的內在情感,審視著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弱者,如何在精神自由的境界中,在人的本質性內在力量的激發之下,通過種種虛幻或短暫的自我救贖的方式,完成壓抑解放的行動實踐和心靈蛻變。白蒹對人間「現世」和俗世「惡魔」蔓延無邊的深度失望,讓他在「歷史」的妄想逃避中享受著古代帝王般的自由,但壓抑通過記憶和現實同時侵襲於他,人作為思考和道德的本質未泯,註定了壓抑的如影隨形(《在圓明園做漁夫》);拾荒者在尋找性別自尊和性別完整的成人禮中,努力對男性生命缺憾進行荒誕的彌補,殉道式的自救卻無法掩蓋精神和人性的巨大代價(《結伴尋找幸福》)。
自我的救贖既然無效,在解構年代重新相信「上帝復活」,似乎是陷入上帝死了的後現代社會當中的一條復歸式途徑,在上帝祛魅的過程中,自由成為最高目標,但是自由疆域的飄忽,又將人推到了流浪棄兒的境地。楊遙以宗教情懷的人性敘事。《柔軟的佛光》中肉和尚以自己的大慈與大愛,改變著自己與村人的疏離境遇,歧視、冷漠、疏遠最終在肉和尚澄澈的人性溫暖中得以消散;《流年》當中的聶小倩從對自我存在意義的反省中,選擇了用佛教來解脫孤獨和殘敗,「我」由墮落上浮到熱火朝天的世俗生活的同時,也感染著妻子從佛教世界的執迷降格到俗世生活。楊遙思考著如何延續大愛的生命力,並構建出人的隔閡可以在宗教悲憫的心性相通中得以消釋的敘事類型。
再次,楊遙的小說深刻地洞察到在壓抑與解放的衝決中,生活弱者的精神主體在無望、無奈和悲劇性的境遇中,所滋生的扭曲、癲狂和分裂,這種對壓抑的反抗和解放的無果,是人類的生存荒謬和生命灰暗的寓言化象徵。《硬起來的刀子》以飽滿的情緒細節,正視人性復仇的非理性和宿命解脫的難度,在直面底層群體生存傾軋的慘烈時,揭示出民間長期以來所隱藏的權力失語、資本卑微、人格屈辱等多重壓抑,所導致的人性扭曲和惡性膨脹;《譙樓下》中的成七在生存、性、尊嚴的屈辱和壓抑中,展開了心靈自由和精神寄託的浪漫幻想,而幻想破滅後的無望深淵,也將自我推向毀滅的盡頭。
成長的迷狂與憂傷
代際文化優勢和深微的城鎮生活體驗,讓楊遙的婚戀小說系列,可以從較為純粹的性別相遇和心理對峙中,反思青春期的成長迷狂,體味人到中年的生命困境,這是楊遙對飲食男女、俗世繁華、憂傷靈魂所構成的世界暗面的發現,他觸摸著當下人的精神殘缺,悲憫著幽靈般遊盪於時空維度的心靈浪者,同時,他也發掘著那些在絕望和無所依傍中,並未喪失人的本質力量和主體自覺的單面人,他們的種種以超越性的信仰、愛、自由實現自我救贖的努力,以及這種努力所附帶的不可預知性的深邃與秘密。
愛的激情與衝動,在釋放人性能量的同時,也隱藏人性釋放所可能引發的對性別秩序的顛覆和破壞,於是,愛的壓抑和愛的宣洩,就成為文學難解的人生課題。《張曉薇,我愛你》是對昏暗世界中僅存的浪漫純真愛情的執著和緬懷,也是對人生成長充滿無限可能性的蒼涼審視。《太陽懸浮》《鉛色雲城》當中,世界的荒誕不羈與人為了愛而努力的效果之間的背離,同樣是人的存在的殘酷本相。《我們迅速老去》當中浪漫愛情潰敗時代的「我」對愛的堅守執著,都市人隨波逐流、精神浪跡的苦難,既來自於自身,也受難於自身。《丟失了的,永遠丟失》中謹小慎微的大明在壓抑境遇下對女上司的性的衝動,是生活弱者對生命黯淡的逃避,同時也隱藏著深深的精神挫敗。《刺青蝴蝶》對青春美好愛情由憧憬到破滅的清醒,讓「我們」初嘗世事變遷的殘酷,劉滿意的笨拙和執拗中,卻是對愛情神話破滅的高尚反駁。
楊遙的青春成長敘事,是後青春時代對精神家園的集體懷戀,是對不被社會規約的人性本真的反觀,也是對生命滄桑、人性詭異、宿命妥協的反叛,因此,他的小說當中的青春混亂、狂想和荒誕,是人的心靈蛻變的真實體驗,也是對社會化經驗的個體超越。《黑螞蟻》在「時間倒裝」的假設性敘事中,審視著社會歷練對普遍人性質地的磨礪;《裁縫鋪的小子們》展露著生活的凌厲和心靈的焦躁,詮釋著民間底層生存的自然性法則;《從滹沱河畔出發》和《跳舞的人是你》是精神低谷時的美好浪漫回憶;《同學王勝利》發現著民間底層人所共同的生活期望和生之堅韌;《在六里鋪》演繹著壓抑的「跨時間性」,弱者的隱忍無法改變人性之惡的囂張;《子彈,子彈殼》中青春期的破壞性衝動和成人世界的恣意凌辱,滋生著彼此復仇的快感,但非理性的快意恩仇卻讓弱者陷入新的宿命絕境。
歷史的沒落與餘暉
「70後」作家的成長,幾乎經歷了中國社會和文化轉型的幾個重要歷史節點,作為特定時代的群體,他們與時代之間,既可能是直接的、參與性的,也可能是遠景的、冷觀式的。生態鄉村在消費主義的引導下,成為當下城市人對田園浪漫時代的一種集體懷戀和追憶,但是,鄉村—城鎮—城市的社會轉型軌跡,毫無疑問是作為現代性的社會實踐顯現,與之相伴隨的人的現代性,似乎已經陷入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螺旋式輪迴。但文學不僅是時代強者的證明者,它更是文明遺落物的撿拾者,對弱者尊嚴的人道主義捍衛者。楊遙的「沒落人物系列」,是對一些逝去的職業、一些隱去的群體的記錄,也是對個體信仰與時代變遷在對抗中掙扎、無奈、妥協、堅守的精神書寫。這個遠去的群體在時代的風雨飄搖中所經歷的驚喜、曲折或沉淪,不啻是一幅鮮活生命和生活信仰者的隕落圖,深隱其中的,仍然是楊遙一以貫之的對人類生存境遇、心靈豐富、精神質地的觸摸、悲憫與反思,並在這些已經成為「志史」的歷史餘暉中,發掘著歷史更迭和時代轉型的人性偉大與永恆。
《鐵砧子》在日常生活史中,透視著修自行車這個傳統行業的沒落,觀照著傳統民間倫理、民間價值體系在市場經濟的激蕩下,正在經歷的消逝與變異。作者禮讚著底層角落當中,卑微的職業卻有著一群高貴的職業守護者;另一方面,作者也為民間價值體系悄然改變的現實傳達著隱痛。小說在為沒落的一群人和一段史定格,深蘊著對這群渺小人群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嬗變的探秘熱情。《養鷹的塌鼻子》反映了馴鷹這個早已沒落行業繼承者的當代處境。曾經的身份榮耀,卻在時代變遷中失去了自我價值的體現領域,塌鼻子成為行業沒落卻又無法自食其力的「時代棄兒」。他是令人憐憫的職業恪守者,也是讓人景仰的傳統行業堅守者,小說在呈現塌鼻子人性之善和生存窘境的同時,書寫出這群行業繼承者艱難的時代覺醒和自我更新。《逃跑的父親》表達了裱匠這個古老行業習焉不察的衰敗,以及個人遭遇的變故所引起的集體意識和集體心理的變遷。個人的生存夙願和集體的倫理關懷,在「無事」當中讓人物承受著生活的悲劇和荒涼,小說更多寄寓著對底層群體掙扎於生存基本線的人文悲憫。
結語
楊遙的小說演繹著「壓抑與解放」這一永恆的文學命題,他探幽到了當壓抑的力量在虛假的顛覆中被迫消散時,人所面臨的來自於人自身新的更大壓抑的無物之陣,他的小說表達著一系列的生命體驗,諸如疼痛、懦弱、逃避、反抗、沉淪、絕望、空虛、不安、迷茫、孤獨、震驚、恐懼、仇恨……而那些尋求自我解放的人,同樣是陷入了迷狂、輪迴、宿命、荒誕,彼此的膠著、矛盾、對立和撕裂,是楊遙對邊緣人群體的一種介入態度,也深刻地揭示出有著主體性、自覺性的個體背後生命的灰色基調。楊遙筆下的人物肖像,是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特定文明發展階段人性「變」與「不變」的典型,他們的頑強存在或被迫妥協,深刻影響著人類整體的存在之思,由此,楊遙也完成了將邊緣與人類、底層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跨界的先鋒創造。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6年9月23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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