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相處取決於實力

【財新網】（專欄作家 蕭瀚）魯隱公4年，也就是西元前718年，宋、陳、蔡、衛四國在弒君篡位的衛州吁慫恿之下，正在一同攻伐鄭國，圍都五天才撤兵。魯隱公因此問大夫眾仲說：「衛州吁能成事兒嗎？」

眾仲答道：

「臣我只聽說以德安民，不曾聽說以亂安民。亂策如亂絲，只會越弄越亂。衛州吁崇尚武力，又殘忍。倚仗兵威將失去民心，習於殘忍則將失去親人，眾叛親離之人如何成事兒？兵事如火，不踩滅掉就會燒到自己。衛州吁弒君虐民，不修仁德，妄想亂中成事，必定敗亡。」

眾仲的這段話表面看說得很有道理，但仔細琢磨，其實並不完全符合歷史，因為事實比這要複雜得多，也豐富得多，甚至精彩得多。在討論政治問題時，過多地著眼於政治道德，不但很難揭示歷史真相，還會誤導對歷史的見解。馬基雅維利並不是個奸佞之徒，相反他是個共和戰士，但他揭示了政治生活中諸多驚心動魄的事實——許多事實顯然並不道德，但卻恰恰是歷史上大量政治行動成功的直接原因。這導致了政治哲學變得讓人十分困惑。

衛州吁之敗亡，並不是因為他是個弒君者，也不是因為他是個虐民者，而是因為他實力不如對手，沒有對手的謀略，也沒有對手的支持者基礎。歷史上崇尚武力而又殘忍的勝利者比比皆是，比如秦始皇嬴政、漢武帝劉徹、後趙武帝石虎、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可以說，數不勝數。民心雖是基礎，但在強大的暴力恐嚇之下，未必會成為反暴政的力量，民心向背只有在暴政自身的權力和財政狀況風雨飄搖之際才能起作用，但它從來就不是決定性的力量——否則無法解釋歷史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暴政長期安然存在，甚至迄今猶存。

所以，眾仲所謂「衛州吁弒君虐民，不修仁德，妄想亂中成事，必定敗亡。」只代表了當時人們的一種期待，一種希望，並不代表歷史真的就會按照這一眾仲希望的軌道一路賓士而來——前面說過，歷史要複雜得多，也精彩得多，當然也因此殘忍得多。

人們賦予政治以某種道德，這像希望毒品承擔某種倫理責任，結果常常讓人失望，因此，對政治的期待，必須先搞清楚它是什麼之後，才有基礎來討論它的倫理使命——包括政治過程中的手段倫理。

中國數千年來的一條歷史主線就是官民對立，之所以經久不衰，就是因為在此消彼長的過程中，所有各方都是鼠目寸光的，實力強的一方絕不分羹，實力弱的一方也無傲骨（所謂民心，什麼是真實的民心，許多時候我們並不知道）。一旦強弱地位互換，那麼奴役和被奴役的地位也就互換，當然，絕大部分都是根本進不了場的吃瓜群眾，永遠處於被奴役的地位，他們只能奴役自己的子女或其他地位更低的弱者。

歷史的一個不幸事實是，決定成敗的不是道德，而是實力，道德只是成敗的添加劑，而不是食品本身。許多道德學家，總喜歡在歷史的走廊里揮舞手臂、唾沫四濺地向過往行人宣稱敗德者必敗，不管這與事實有多悖謬。真實的歷史是，有實力者才有未來才有明天，衛州吁並不是失敗於他弒君虐民後的人民造反，而是因為石碏聯合陳桓公設計除掉了他。如果沒有石碏，沒有石碏的大義滅親之舉，甚至如果他也倒向了衛州吁，那麼後面會怎麼樣呢？不是一目了然的嗎，參考一下朱棣篡位之後的文治武功就可以大致推測出結果。

擁有美德的政治行動者，不但不會像那些道德家們所希望的更容易成功，恰恰相反，有美德的政治行動者通常往往更不容易獲得成功，因為他們的行動更負責任，更容易被外界其他事務所分散力量，有更多的倫理顧忌，所以在與那些不擇手段者競爭過程中常常處於劣勢。因此，如果將道德家們的美好願望當做事實本身，是會帶來政治惡果的。做有美德的政治家是榮耀的，但榮耀之路上也長著更多的荊棘，需要旅行者付出更多的汗水甚至鮮血。

至於民心，就如姜文的電影《讓子彈飛》里的那些搓麻將的市民們，永遠是牆頭草，當有美德的政治行動者得勢的時候，人民倒向他們，就變成了所謂民心向善，當不逞之徒得勢，民心可能就沉默甚至諂媚了，這時候誰還提民心呢？統治者會提，說自己是天命所歸，受人民重託——問題是，他們可能確實是對的，沒有什麼事實表明民心有那麼穩定的倫理感。民心通常是個性工作者，它跟著包括金錢在內的實力走，並不跟著美德走，誤以為民心會跟著美德走的，往往最後都會失望——對於自己不修鍊實力的競爭者，民心往往是冷酷的。道德家們希望眾人推牆倒，但事實卻是牆倒眾人推。

眾仲所謂政府當「以德和民」，這個理想不能說不美好，倡議不能說不高尚，但對於現實政治不但無益，甚至可能有害，因為這種宣說的一大問題是，它使得政府與人民如何相處問題從一個赤裸裸實力對決的利益較量問題，變成了一個似乎可以通過道德來解決的倫理問題，使得這個問題失焦，偽問題成了問題的焦點。

如果「以德和民」是一種理想，那麼實現這個理想本身的路徑遠比這個理想更重要——如果通常的人類不是什麼特別的受虐狂，沒什麼族群會將地獄生活作為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因此，理想永遠都會是美夢，將美夢當作思想實在是人類最愚昧的事之一。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實現理想，如何使美夢成真，以及如何鑒定所有這些通往美夢的道路是康庄大道還是陷阱懸崖，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方法論、方法，比目的地重要。

很大程度上，眾仲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從政者形象。從孔子到康有為，數千年的大同論，都是同一個缺乏方法和方法論的理想，說著玩可以，真拿出來玩就會死人，而且死人並不意味著美夢能成真。甚至這些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完全不知道，他們所有的理想可能統統都是毒物——因為世間未必按照任何人的想像而在他們的視野中展開未來，它完全可能是一種無序的布朗運動。

春秋時代弒君、滅國，各種戰亂、爭權奪利，亂象四起。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歷代政治思想，用一種莫名其妙的道德優越感來從政，彷彿從政者道德一高尚，大山立馬向他們鞠躬，江海為他們乾涸；不修實力，空談道德，彷彿道德咒語是從政寶物，只要念起天靈靈地靈靈，邪惡的對手就能一命嗚呼，從此天下大同，和和美美了。其最後的結果，就是出現兩種極化的惡果，一種是一幫腐儒被君權及其衍生物如宦官、外戚的權謀搞得死去活來，另一種是自己掌權之後，想要實現美夢，拿人民做小白鼠，一天到晚折騰，天下蒼生苦不堪言。

這種空疏的政治夢想惡習不改，世界是好不了的：政治說複雜很複雜，如果你離開它的核心題域，越用功越完蛋；政治說簡單也簡單，只要承認雖然從倫理學意義上討論政治，它應當是一種公共善，但從實現的路徑討論，它同時還必須是一種實力，一切蔑視實力而只扛起公共善大旗的政治行動者，最終都會失敗。

可悲的是，這種失敗的後果，幾乎總是權力落入那些從未將政治視為公共善的邪惡政客們——就像茨威格寫過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陰險政客富歇，他們從政只有攫取權力這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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