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將廣播變成戰爭中的政治武器

整理：李偉男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宣傳是運用敘述影響人類行為的技巧，是以有意義的符號進行對意見的控制，是運用故事、謠言、報道、圖片以及其他社會傳播形態所做的一鍵控制。」

——美國傳播學者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術》

20世紀20年代初，廣播作為新興傳媒工具問世。與其他傳媒相比，廣播更為快速、高效，能夠大範圍地及時傳達情報。因此在當時，廣播的價值不僅僅限於娛樂，在政治統治上往往能體現出更大的影響力。

日本廣播電台在侵華戰爭期間的政治宣傳中始終扮演著特殊的角色。30年代初，為了配合戰爭活動，日本開始在中國各地開辦電台。1925年到1945年，先後在中國境內辦起的日本廣播電台有60多座，覆蓋中國一半領土，不但數量上遠超過中國的官辦廣播電台，而且發射功率也十分強大，僅滿洲廣播的發射功率即達300千瓦左右——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官辦廣播的總發射功率最高不過140多千瓦。

另一方面，戰爭也側面促進了淪陷區廣播事業的發展，如日統時期，台灣廣播事業從無到有，發展出報紙、雜誌、通訊社及廣播電台的全套廣播體系。

本期外刊掃描將通過兩篇日文文獻帶大家回到20世紀初廣播剛誕生的時期，以上海、台灣和滿洲為坐標，來探究廣播是如何被捲入政治中並成為政治武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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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日本語放送

整理自: 「日中戦爭と上海の日本語放送」，神奈川大學外國語學部：20世紀東亞媒體産業與地域社會変容相關的國際共同研究項目，2008年3月

作者：孫 安石

從傳媒史的角度來審視1920年代的東亞，無線電廣播的誕生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傳統的報紙、雜誌這類通過印刷來傳播情報的方式無法克服時間上的延遲。然而，通過「空中」無線電波傳遞的信息能夠使不同地區的人們同時共享信息。此外，1920年代無線電廣播對東亞近代「民族國家」與「國民」的建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國民共享的日常生活中的天氣預報、報時、新聞的出現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

但是，東亞的無線電廣播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滿洲事變、上海事變以及抗日戰爭期間，無線電廣播的發展始終與戰爭密不可分。1930年代中期的台灣、朝鮮、滿洲國以及其他淪陷區一直籠罩在「大日本帝國」中心的廣播勢力範圍。1938年出版的《廣播年鑒》中提到，「日本的無線電勢力範圍包括內地的『日本廣播協會』、台灣的『台灣廣播協會』、朝鮮的『朝鮮廣播協會』，它們各自在當地進行壟斷經營。薩哈林及日屬南洋統區未設廣播設施，未在日本廣播的收聽區域。所屬範圍包含關東州在內的滿洲地區的『滿洲電信電話公司』成立後與之前的三家廣播相互協調、聯繫密切，共同協作促進日滿文化交流。」

換句話說，在1945年台灣和朝鮮半島解放之前，日語廣播電台會每天播齣節目。戰前韓國的第一個廣播電台「京城廣播電台」（呼號JODK）與解放後的「中央廣播電台」要分開進行討論。對於東亞（包括日本和中國）的無線電廣播，我們需要在「政府」的電波和情報管制之外，再次審視無線電廣播與戰爭的關聯。特別是，日本的無線電廣播要順從日本國策，並且長期為日本國策進行服務。抗日戰爭爆發一年後，《廣播年鑒》的「中國事變與廣播活動」特輯中首先提到「無線電廣播要提高自身性能，以順應戰時體制下的日本國策」，「除此之外，要將尊崇皇室、強調日本精神這類特輯節目進行優先播放」。8月1日到24日是「國民身心鍛煉周」、9月22日起是「國民協力周」、10月13日開始「國民精神總動員強調周」、12月3日後是「國民精神總動員產業活動周」等等各種政府參與的，帶有強烈政治目的的節目被強制播出。然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使無線電廣播與戰爭合作成了既成事實。《廣播年鑒》1942年發表的「戰爭與廣播」承擔起播放全面戰爭的責任和使命。國家管理下的廣播電台成為作戰的宣傳武器，之後發布了成為國家廣播的聲明。

「未來的亞洲霸主，有著亞洲最有組織結構最強的廣播公司、收聽者數量、廣播電台數量、發射功率…..廣播能夠將一億國民瞬間團結起來，能夠統一國民的思想和情感的現代化武器，是戰爭時期的數字化大炮。」

上海是中國廣播事業的發祥地。中國第一座廣播電台建於1922年冬。美國人奧斯邦租在上海大來洋行的屋頂上架起發射功率50瓦的廣播設備，創辦了中國無線電公司。《申報》是這樣描述它的，「周二晚上開始，每晚8點『空中傳音』，播放新聞、音樂和演講。上海附近的無線裝備接收器不下於500個，每個人都能夠收聽到。昨天下午也進行了試驗廣播，上海附近的船舶、北京、蘇州、南京都能夠收到信號。就連據上海十分遙遠的奉天（瀋陽）也能收到。」在這之後，美國人在1924年夏創辦的開洛公司設立了發射功率100瓦的廣播台（呼號KRC），開始放送廣告和錄製廣播（1929年關閉）。作為中國報刊的代表，上海的《申報》也最早設置了無線電部門，利用開洛公司的無線電廣播開始報道新聞以及當時上海著名音樂家（甘時雨、呂文成、楊祖永等等）的演奏。

1931年滿洲事變（9·18事變）之後，在上海的外國廣播電台數量驟增。這是中國無線廣播發展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時期，國民黨中央黨部從德國德律風根公司訂購了全套無線電廣播設備，在1932年建成了新的中央廣播電台，呼號XGOA，頻率680千赫，是當時東亞性能最好的廣播設備。在這之後，國民政府交通部在1935年買下上海廣播電台（XGHC），改為「上海交通部電台「並投入使用。這個廣播局配置了與晶體控制傳輸相同的話筒設備，廣播效果極為清晰。上海的無線電廣播發展迅速，從最開始廣播，僅僅不到3年時間，許多家庭中都安裝了收聽器，報紙上也會刊登電台節目信息。據《東方雜誌》統計，無線電收聽器的銷售總額已經超過了留聲機。1935年的上海，廣播台的總數過百，其中如法國廣播局的「法語聯盟」一天播放3次，一次一個半小時，還會播放徐家匯天文台的天氣預報，法語和漢語教學，夜間還會播放古典音樂，聽眾非常多。

在上海「廣播繁榮」的1935年，美國、英國、法國都設有自己的電台，可日本人在上海的廣播電台卻只有兩家，而且這兩家電台還在開設不久因經營不善而關閉。而另一方面，當時上海的日僑達三萬餘人，人數居於各國外僑之首。日僑迫切的希望能夠收聽日語廣播。日本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有吉明在致外務大臣的報告中，呼籲在上海設立由日本人經營的無線電廣播電台。承擔在華日僑保護工作以及文化宣傳重任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將這件事提上了日程。當時屯駐上海的海、陸軍也十分贊成這個計劃，當局亟需一種迅捷、高效的「方式」向旅居上海的日僑宣傳日本當局的政策：中日危機一旦爆發，日僑社會能因此穩定，並積極支持日本軍方的行動。

最初的設想是收聽來自日本本土的節目，然而上海聽眾的收聽器無法接收到來自日本的電波信號。因此就產生了在上海的日美共同租借地開設廣播台的計劃。為保證廣播台的運營，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每月為當地的報社提供的補助金等開銷至少要1000美金。然而，在當時的上海，既沒有向聽眾收取費用的制度，也無法獲得廣告收入，廣播局往往面臨入不敷出的窘境。後來出於成本考慮，日本外務省最終決定在直接收購位於公共租界內、原本由美國人經營的XQHA電台。1936年8月，電台收購宣告完成。不久，該電台正式命名為「大東放送局」。從1936年8月21日起，大東放送局正式開始播放日語節目。

然而，在中國經營的日本廣播電台必須要得到中國方面的許可。8月18日XQHA向國民政府交通部上海電報局申請營業許可。但根據國民政府1932年公布的《民營無線電台暫行取締規則》第11條，廣播電台的許可證不允許轉讓或販賣，日本人的營業許可不被承認。而日方則根據治外法權稱《民營無線電台暫行取締規則》並不適用於日本人而強行廣播。大東放送局在開始運營後，既要保證廣播電台的運營資金，又要應對中國方面不斷發出的干擾電波，始終處於兩難境地。國民政府對大東放送局的廣播進行電波干擾，同時日本對南京中央廣播電台的廣播進行干擾，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無線電波」攻防戰。（以上資料來自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在支滿本邦放送局關係雜件》）

1937年7月，日本和中國開始進入戰爭狀態。大東放送局深受戰爭的影響，其所在地時常遭到中國軍隊炮擊，播音經常中斷，日本方面又大力支持大東放送局恢復播音，因此它的播音長期處於時斷時續的狀態。在戰爭局勢發生轉變，日本佔領區不斷擴大的同時，強化在中廣播宣傳成為重中之重。1937年9月，日本廣播協會派遣技師來華做調查，決定在上海大力設置新的廣播電台。得到日本陸軍和廣播協會強烈支持的新廣播電台以極快的速度建成，1937年10月，設置於上海日本人俱樂部有四層工作室的「大上海廣播局」（呼號XOJB）正視開始運行。華中地區最大的廣播電台由此誕生。研究者表示，大東放送局與大上海廣播局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別。大東放送局的收聽對象為在華日僑，以日語廣播為主。而大上海廣播局的收聽對象為中國人，主要播放漢語和英語的新聞以及時政評論。確實，在1938年外務省全面接管對華宣傳並指導在華日僑後，大東放送局一開始還是可以獨自經營並保有自己觀點的。然而隨著戰局的惡化，這種獨立性也隨之消失。

福田敏之在《無形的尖兵——日中廣播戰史》中講述到「在開始運營的時候，不過3萬在華日僑，之後的卻迅速膨脹到了近10萬人。再加上上海近郊駐紮的日本軍人，為這十多萬日本人提供『政治正確』的新聞也成了大東放送局必須面對的重任。」為宣傳日本對華戰爭的國策，廣播局製作了各種各樣的節目，播放的前線戰鬥的日本士兵的錄音以及東京廣播的「戰地新聞」節目都十分受歡迎。大東放送局的廣播是當時已經成為孤島的上海的中國人唯一能夠獲得外界信息的渠道。《廣播周報》（1939年9月14日）對當時這種現象做了報道，「敵人的大東放送局和大上海廣播局受日本政府統治。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普通的廣播，實際上廣播局完全在軍人的統治之下運作。此外，日本的外務省文化局往其中注入了大量資金用來宣傳日本文化。所以這兩所放送局是敵人在上海的廣播宣傳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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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前期 台灣、滿洲的廣告放送

整理自：「戦前期 台灣?満州の広告放送：財源確保に向けた事業者の取り組み」，《放送研究と調查》，2015年6月

作者：村上聖一

戰前，日本內地是禁止播放廣告的。在無線電廣播剛開始階段，通信省通信局對1923年海外的廣播制度進行了調查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調查概要》。在概要中與廣告播放相關的一條中寫到「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商業廣告都被禁止播放」的結論。禁止的理由是：如果允許播放廣告的話，一定會優先考慮廣告主的利益，同時就會無視普通聽眾的利益。因此，基於這個方針，通信省在1924年11月設立東京廣播局時，在《私設廣播無線電話許可命令書》中增加了「不得播放任何形式的商業廣告」這一條規定。1925年3月開始運營的東京廣播局、同年新設的大阪廣播局以及名古屋廣播局都同樣要遵守這項規定。在1920年代，海外的美國和德國都在進行廣告播放，相應的管理模式也在相繼確立，而日本卻沒有選擇這樣的模式。

1926年8月，當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家廣播局重新整合并成立了日本廣播協會，情況便發生了變化。廣播業務的主要收聽資金來源於資助，廣告類的播放和外交軍事機密的播放一樣被嚴格限制。《20世紀廣播史》披露了一件關於日本廣播協會如何採取規避措施的事例（1932年1月）：「受害的是德川夢聲和古川綠波共同主持的『連續二人漫談·1932年風景』的廣播節目。這天晚上，節目要報道銀座新年的景象，當然就不可避免的要說一些百貨商店和老店的名字。卻因此觸犯了不能播放商業廣告的禁令，節目被立刻中斷，當時節目中兩個人正在交談，綠波剛說道『伊藤家的地下室』句子還沒說完聲音就被切斷了。之後2秒、10秒、1分鐘前後都是什麼聲音都聽不到。」日本廣播協會在1931年到1932年中採取了近40回這樣的規避措施。其中以廣告宣傳最多（18回）、然後是「政治批判」（3回）以及「涉及軍事行動」（2回）。

1932年，在日本內地仍然為商品名稱進行規避措施的同時，日統下的台灣開始了商業廣告的播放。與日本本土重視普通聽眾利益的情況不同，在台灣靠廣告收入維持的節目非常普遍。

最開始，1925年6月台灣總督府通信部開始在台北進行播音試驗，1928年12月，台北廣播局正式設立。台灣總督府在1931年2月設立了台灣廣播協會，隨後委託其經營台灣五大廣播電台的節目製作及運營。另一方面，廣播電台的設備仍由總督府負責。台灣廣播協會在成立後基本仿照了日本本土的廣播模式。資金來源方面，從日本引進了向聽眾收取「收聽費」制度（每月1元）。然而在之後的五年間，普及進程十分緩慢，單靠「收聽費」很難保證收支平衡。台灣廣播協會的經營環境與有穩定充足的「收聽費」的日本本土廣播協會差異很大。台灣多山，有六分之五是山地，加上夏天多雷雨，常對廣播形成干擾，收聽情況不佳的情況相當普遍。再加上前幾年廣播收聽是免費的，現在突然收費流失了大量聽眾。因此，台灣廣播協會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向廣告收入上。

最開始的廣告播放通過從日本內地聘請藝人製作娛樂節目來吸引聽眾，費用由企業承擔。然而由於給藝人的支出費用算起來比廣告收入的費用還多，這個辦法也就不了了之。台灣廣播協會增加了規定條款，允許節目中播放廣告。與此同時，台灣總督府的通信部長深川繁治在海外視察之際，帶回了很多關於歐美廣告播放的資料。台灣廣播協會還向美國的廣播協會（NBC）索要有關廣告播放的資料。最終選擇播放「間接廣告」，即在節目播放時間前後強調廣告商和商品名稱，如「本節目由……贊助播出」的形式。日本廣播史上第一個廣播廣告——「赤玉」紅葡萄酒的商業廣告也是台灣廣播協會為了增加收入想出來的點子。廣告播放在台灣獲得了成功，為廣播行業帶來了十分可觀的收入。就連很多日本的大型企業會社也紛紛為其贊助，在日本本土引起了軒然大波。不被允許播放廣告的日本廣播協會及日本的新聞界向台灣總督府施壓，要求強制台灣廣播協會停止播放廣告。儘管台灣廣播協會做了堅決的抗爭，廣告播放還是在1932年12月2日被迫終止。

1931年9月滿洲事變（9·18事變）後，次年3月「滿洲國」成立，之前的當地廣播電台也被接管。日俄戰爭後，1925年8月日本在租界大連開始試驗廣播，並且不收取任何收聽費用，因此不到年底收聽人數就超過了2000人。之後日本政府在瀋陽（奉天）以及哈爾濱開設了廣播局。但是當時的哈爾濱廣播局（哈爾濱廣播電台）只允許播放俄語廣告。1932年關東軍接管了哈爾濱廣播電台後，俄語廣告仍然可以繼續播放。「滿洲國」建國後，日本在首都新京（長春）設置了新京廣播局並開始運營。1933年9月，著名的「滿洲電電」（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建成並且開始營業，統一了「滿洲國」及「關東州」的廣播事業，開始協調滿洲四大廣播局（大連、奉天、哈爾濱、新京）的全部事務。滿洲電電是在日本政府與滿洲國政府簽訂《關於設立日滿合辦通信公司的決定》條約基礎上建立的，由日本政府、滿洲國政府、滿鐵、日本放送協會、朝鮮銀行等單位出資，主要經營電信及電話業務，而廣播業務只佔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性質上與日本廣播協會、台灣廣播協會完全不同。但由於滿洲電電在東北影響極大，直到1938年滿洲聽眾總數超過10萬人，而每年的收聽費達到了100萬日元。

事實上，在最開始的時候，由於滿洲地區多語言的特殊環境，廣播普及困難。儘管滿洲電電的電信和電話局人員會挨家挨戶調查、勸誘收聽廣播，語言的問題仍然大。而且就算勸導成功了，當地連廣播供應商都沒有，最重要的收聽器也完全供應不上。1930年代前半期收聽廣播的80%都是日本人（包括朝鮮人），滿洲聽眾數量直到1941年才實現過半。為了確保滿洲電電的收入來源，最終也採取了廣告播放的方式。並開始嘗試播放「直接廣告」，即是指在節目之外單獨設置廣告時間來播放。但實際上，日本本土是不允許播放廣告的，因此滿洲電電為了將自己播放廣告的行為正當化，它一方面給廣告商溝通要求其提高廣告質量，通過相對委婉優雅的方式達到推廣的目的，另一方面強調通過播放廣告來宣傳新興產業，能夠幫助日本商品更好地進駐滿洲消費市場，增加銷量，改善日本經濟。通過播放廣告徹底解決了廣播經營的赤字問題。

康德八年（1941年）滿洲電業株式會社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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