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來襲，北洋政府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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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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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東北哈爾濱鼠疫流行，參加防疫工作的俄國醫生合影。

1910年，在搖搖欲墜的清政府統治下，東三省又迎來了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這一年的夏秋之際，東北三省發生水患，奔涌的江水越過堤壩，直撲農田。僅黑龍江省的受災農田面積就達到了2萬餘畝，難民15萬之多。

禍不單行。當年11月，鼠疫跟隨販賣旱獺毛皮的商人從俄羅斯經滿洲里蔓延到東北地區，並沿著鐵路向南和向東蔓延開來。

臨近歲末，大量闖關東的關內人急於回鄉過春節，於是，鼠疫隨著返鄉的勞工向內地蔓延，短短三個月，疫情迅速蔓延到整個東三省、直隸、山東等省份，死亡人數越來越多。

清政府逐漸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採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設立了專門的衛生防疫機構，採取了一系列衛生防疫措施，最終撲滅了這場鼠疫。

這場鼠疫奪取了6萬多人的生命，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儘管清政府的積極行動將鼠疫的影響降到了最低，卻沒能以此獲得自身改革的喘息之機。就在鼠疫發生的當年七月，清政府公布了人口調查數據，全國人口為4.2億之多。

美國社會學者羅斯於1910年來到中國，他的感覺是：這片土地人口擁擠，感覺壓抑，普通民眾對於衛生常識一無所知。

而鼠疫以6萬多人口的代價，喚醒了民眾公共衛生的意識，在防疫過程中，政府設立的各級組織及制定的法律法規得到了北洋政府的繼承和發展，為近代中國的公共衛生體系奠定了基礎。

官方主導的衛生管理

1911年，是我國鼠疫蔓延趨勢最大、最嚴峻的一年。政府在北京設立了京師防疫局與衛生會，又在巡警總廳設立了衛生警察隊，在山海關設立檢疫所，並在奉天設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用以防治鼠疫。

1911年，黑龍江哈爾濱，鼠疫消毒車準備出發。

這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被稱為「鼠疫鬥士」的伍連德，他在這次鼠疫中，憑藉自身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成功控制住了這次鼠疫。在鼠疫結束後，他主持召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醫學會議——國際鼠疫大會，會議提出在東北設立北滿防疫處。

北滿防疫處對東北地區流行病的控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直到1919年，東北一直沒有大的流行病發生，而且在霍亂防治方面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北滿防疫處作為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的開端，在北洋時期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

北洋時期政局動蕩不安，當政者如走馬燈般變幻不定。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的衛生管理機構也變化頻繁。

1912年6月，北洋政府在內政部設立衛生司，專門管理全國衛生事務。1913年，將衛生事宜劃歸警務司管理，並設立衛生科。

1916年6月，北洋政府恢復了衛生司，並設立了兩個與之平行的機構——中央防疫處和京師警察所共同執行公共衛生管理的職責。

北洋政府繼承清末的新政改革措施，採納了當時社會有識之士的意見，首次創建了近代的公共衛生行政管理體系，在形式上奠定了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基礎，但是在內容上，北洋政府的公共衛生行政管理系統依然沒有擺脫那個時代的特色。

作為全國衛生主管部門的衛生司局的負責人不斷更替，17年換了九任司長，有的任期只有短短几個月，其下屬的職能部門更是頻繁換人，使得該機構的辦事效率極低。

在這九任司長中，只有3人具有醫學知識背景，其餘皆不具備醫學知識，這就使得很多衛生措施無法實行，衛生事業停滯不前。

中西碰撞中的防疫

鼠疫的防治，是我國近現代衛生事業的起點，促進了我國公共衛生行政管理機構的設立。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公共衛生意識薄弱，防疫成為公共衛生系統的主要工作。

隨著新的醫學及衛生理念的傳播，老百姓的嗅覺似乎逐漸敏銳起來了，對所謂的「穢氣」變得越來越敏感，那些因習慣而忽視的味道變得強烈起來。

很多人開始效仿洋人的生活習慣，政府也大力提倡西方的公共衛生生活習慣，使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得到很大的進步。

病從口入，衛生防疫工作往往也是從食物開始。根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回憶：中國人對已死動物加以埋葬之舉從未有之，無論駱駝、驢子、馬牛、犬貓皆可作為食品，假如該項牲畜之死系由染疫之故，則其肉價可略微減低，但其屍體卻無論如何非吃不可。

為解決食品衛生安全問題，北洋政府的食品衛生由警察機構和警察人員進行管理。1913年，北京組建京師警察廳，下設的衛生處成為北京飲食衛生管理的主要職能部門，但該部門職員人數有限，只能對飲食衛生的管理進行指導工作，具體工作需要由警察來完成。

警察廳規定，各種飲食經營場所和經營者必須領取執照，對汽水業、牛乳業、羊肚作坊、剔骨肉作坊等對衛生有特別要求的行業，還應該遵守警察廳制定的單項規則。對以上各行業，有不按規定開業、營業者，警察廳一旦核查屬實，即酌量令其停業或歇業。

如1913年，郭子厚曾租姚永泰的房屋開設羊腸作坊，未經批准即開張營業，被警察廳外左三區查獲處罰，郭子厚將羊腸作坊號去掉，改行別的生意，房主姚永泰也一併被處罰。

警察廳《管理飲食物營業規則》對不適合食用的飲食物原材料進行了限定，其中，肉類食品和各種漿酪、飲料水是銷售頗廣而又極易從原材料引發衛生問題的兩大類，警察廳對此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規定。

牲畜肉類是日常飲食所需，而有病肉類是導致傳染病的重要原因，為了保障肉類安全，天津、上海等地在北洋時期都設立了屠宰檢驗所。

但是北京一直「於衛生多不講求」，屠宰檢驗所的設置涉及豬牛羊行業的利益，「非得豬牛羊三行商會之同意，則阻梗甚多」，警察廳直到1926年才在北京建成屠宰檢驗所。

對於汽水的生產，警察廳也作出了規定，以規範汽水生產行為。酸梅湯是北京居民喜歡的傳統飲料，原料以開水製成。

根據記載，以前北京有名的酸梅湯，準保是開水，一點也沒摻和，後來人心越來越詐，不少商鋪都弄點兒酸梅鹵兌糖水，喝了就會跑肚拉稀。針對類似的情況，警察廳1916年頒布了《各種汽水營業管理規定》，對汽水所用原料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1918年初，中國紅十字會漢口分會救護隊在軍閥混戰的戰場救護傷員。

雖然，北洋政府在衛生防疫上做出了努力，卻沒有達到理想中的效果，這是由於北洋時期政局的不穩定決定的。另外，法律法規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的非強制性及老百姓的積習難改也是導致當時公共衛生改革效果不佳的原因。

北平市第一衛生事務所

醫療和醫藥是公共衛生系統的基礎，也決定著公共衛生系統的水平。20世紀初，隨著大量的教會醫院湧入中國，西方的西醫理論和實踐也逐漸被中國人所接受，利用西方醫學解決城市公共衛生問題成為時人考慮的問題。

北平市第一衛生事務所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產物，它的誕生得益於蘭安生的提議與謀劃。蘭安生是美國人，著名的公共衛生專家。

19世紀末，年幼的蘭安生隨父親來華，在江浙地區傳教、開診行醫。受父親的影響，蘭安生後來從公共衛生專業畢業，並加入了羅氏基金會。受當時預防醫學思潮的影響，他認為：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療。

1923年，蘭安生受聘為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系主任，全面主持預防醫學的教學工作。最開始，協和的學生不喜歡蘭安生的公共衛生課程，總是感覺空洞。有的學生問：「公共衛生實習基地在醫院的病房和門診嗎？」蘭安生回答：「不，是在社區。」

鑒於當時中國貧病交加，嬰兒及各種疾病死亡率很高，他主張必須深入社會，建立與臨床各科同等重要的公共衛生教學與實習基地，以培養治療和預防兼備的醫療人才。

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經過與北京市警察廳協商，得到了當局的支持，並於1925年劃定了北京市東城區一個區域為公共衛生系的教學區，命名為京師警察廳公共衛生事務所，1928年，更名為北平市第一衛生事務所。

北平市第一衛生事務所作為醫療服務、人群實驗室及社會教學課堂三結合的示範點，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所開公共衛生教學與實踐相結合及公共衛生護理教育的先河，使醫學生和護理生走出學校，走近社區，豐富了醫學教育的內涵；展示了強有力的衛生示範作用，對近代中國的衛生事業影響巨大，促進了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

通過一所的建立與發展，蘭安生模式得以建立起來，將自然社區與醫療社區有效結合起來，在空間上建立起醫療保健網，將醫學與人群聯繫起來，這在世界上尚屬首創，後來亦為許多國家所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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