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回憶：延安時代的私人生活

軍情 09-07

本文摘自《掌故001》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遷到延安，當時延安全城只有2000餘人，「飯鋪只有四五家，使用著木頭挖成的碟子，彎的樹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沒有招牌，買錯了東西很難找到原家去換，因為它們有著同樣骯髒同樣破舊的面貌。」全城骯髒擁擠，廁所尤其原始。丁玲紀實小說《醫院中》記述了這樣的細節：「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面竄來竄去啃漿糊吃。一次，隔壁房裡竟有一隻老鼠從上面掉下來，砸在正在睡覺的傅萊大夫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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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街景（1942 年，哈里森·福爾曼攝）

于光遠到達延安首夜大戰跳蚤，落荒逃出房間，抱被睡在場院幾根原木上。原《人民日報》社長鬍績偉也記述了終生難忘的大戰臭蟲：「我一個人睡在一個舊窯洞里，臭蟲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從各種縫隙中爬出來，結隊進攻，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開初我用手指抹殺，以後用手掌抹殺，弄得滿手臭黃水，還是殺不完。好在我隨身帶了針線，趕快把自己帶來的床單縫成一個口袋，把身體裝在裡面，儘管這樣，還是輾轉反側，到天快亮時才迷糊了一小會兒。起床一看，床單上血跡斑斑。」

在延安，人人都穿制服，冬天發一套棉衣褲棉鞋帽，夏天只發一套單衣。襯衣襯褲一開始是不發的（後來每年發襯衣一件、短褲一條），鬧出不少笑話。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來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裡起不來，因為唯一那條褲衩剛剛洗過曬在河灘上。

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只發兩季衣裳：夏天一身單軍裝，冬天一身棉軍服，當中沒有換季的衣服，手巧的學員把棉花取出變成了夾衣。誰如果帶來多餘的衣服，會無私地送給缺衣的同學。一旦得知某位學員要奉命到大後方工作，來自大城市的女學員會立刻捧出來時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選。

陝北公學、抗大的學員七八人擠睡窯洞土坑，只鋪一層茅草，擠得連翻身都困難。女子大學學生的卧位只有一尺半寬，起夜回來常常發現沒了位置，要拱進去慢慢擠幾下才能「收復失地」。男性炕位也不過二尺半。蜷身睡習者很快得到糾正——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鏡子也是麻煩事，得排隊，輪到者左顧右盼不願離去，鏡子女主人終於摔鏡四分：「咱們還是『共產』吧！」一鏡成多鏡，增擴利用率。同時，每人腰間永遠掛著一個用罐頭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飯喝水、刷牙洗臉，甚至沖腳、洗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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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生合影，左起沈玉玲、曲岩、趙軍、杜國芳、侯波（1942年，徐肖冰攝）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費，多是主動與人共享，或是被朋友們「共產」，獨自享用的情況極少。這幾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憶：「誰要是從郵局接到重慶、香港以至上海孤島匯來的一筆稿費，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達延安，每月領取2元津貼。最多到街頭小吃攤買5分錢一碗的醪糟雞蛋打牙祭，幾分錢買一包花生也會數人共享。

「饞」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訪問延安的美軍上校寫道：「伙食是每日兩餐，只有單調的小米。…… 身上有錢時，他們就到鎮上一家飯館，把錢花在八寶飯上，因為他們太缺少甜食了。」冼星海原來喜愛甜食，創作《黃河大合唱》時，他要求光未然為「作曲」買兩斤白糖。等一切齊備，冼星海盤腿炕前，開始創作。他一邊抓撮白糖入嘴，一邊從超長煙桿中吐出騰騰煙霧，妻子錢韻玲在旁為他熬煮「土咖啡」。就這樣，在延安的一間窯洞里，誕生了這首時代樂章。

中國女子大學學生王紫菲晚年回憶：到延安後最深的感受就是饞，又身無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見了攤上雪花銀似的白面饅頭，真眼暈，真想偷幾個吃。一次，三位中國女大生逛市場，兜里總共只有2分錢，只能買一瓶老陳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貴地用舌尖舔，覺得味道好極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氣喝下自己那一份。原來就空腹無油水，其中一位回窯洞不久就肚子劇痛，滿床打滾，嘔吐不止，從此該女生不再沾醋。

華君武剛到延安時，參加晚會回來，肚餓無食，將白天糊窯洞窗紙的半碗麵粉調的糨糊當了消夜，華君武晚年回憶:「時隔43年，似乎還回憶起那碗漿糊的美味，當然，這並不是說經常有漿糊可做宵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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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藝學員在實習寫生（1942年）

抗大學生何方回憶說，延安時期，二兩大的饅頭，有的北方男生一頓起碼能吃十三四個，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個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盧振中（後任武漢華中工學院副院長），二兩一個的包子連吃24 個才問：「什麼餡？」

在延安，很多新婚男女因條件限制，結婚後依舊分住在集體宿舍，只有周末才能申請到窯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團聚。當年延安公職人員的住宿雖一律免費，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團聚卻要繳費。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回憶：「屋裡只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交5毛錢。每到周六，小兩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裝回到各自的戰鬥崗位」。然而，即使這種露水夫妻，也讓延安很多光棍們羨慕不已。

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的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軍官中80%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然而，對很多知識女性來說，老幹部只習慣於吃飯、睡覺、打仗，談戀愛卻很無趣。

當年延安曾流行這樣一個段子：有個女知識青年與老幹部談戀愛，晚上散步，女青年說：「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幹部說：「好看什麼？銅洗臉盆子！」

1936年，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結伴來到陝北的馬海德，在陝甘寧邊區醫院做了中共中央保健醫生，他開始追求延安美女、魯藝學員蘇菲。馬海德與蘇菲的跨國戀情，引來魯藝男學員們的集體抗議。魯藝不少男生眼睜睜地看著外國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為「報復」，此後好幾個周末的傍晚，他們躲藏在魯藝校門口的坡地里，等馬海德來接蘇菲的時候，大喝一聲：「誰接走蘇菲，留下買路錢！」就衝上來，攔住馬，翻出他口袋裡的香煙和零錢。

1940 年3月3日，馬海德與蘇菲在延安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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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海德與蘇菲在他們的延安窯洞前與蘇聯醫生阿洛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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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馬海德和夫人周蘇菲、兒子周幼馬

據艾青、卞之琳記述，1938年延安革命隊伍里的津貼標準為：士兵（班長）1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長4元、團長以上一律5元，只有著名文化人、大學者是5到10元。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冼星海15元（含女大兼課3元），魯藝音樂系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發的是延安「邊幣」，1元邊幣可買兩條肥皂或一條半牙膏或兩斤肉包子或十幾個雞蛋。」「最困難時期，連這點錢也停發了。」冒舒湮記載：「法院工作人員與囚犯吃的飯菜都是一鍋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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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指揮《黃河大合唱》(1939)

延安紙筆十分緊張，每人每月僅供應五張，作家特別優待，領取紙筆不加限制。1940年1月，入黨四個月的范文瀾抵達延安，應張聞天之邀主持馬列學院中國歷史研究室，主編《中國通史簡編》。范妻乃舊式家庭婦女（文盲），初到延安感覺處處不便，又惦著家裡東西，常常暗自落淚。張聞天夫婦常去看望，派服務員照料他們的日常生活，每人每月發津貼4.5元。范文瀾感覺最困難的還是缺書，張聞天便布置地下黨將范文瀾的書從家裡運到延安，共五六十箱，絕大部分為線裝書。范文瀾十分感動。

1941年，右眼失明的劉伯承，有段時間連左眼也看不到東西了。軍醫讓他多喝點白糖水，敗敗火。劉伯承問：「白糖多少錢一兩？軍醫回答：「5元一兩。」劉伯承：「這麼貴！白糖水不是我們喝的，不能買。多喝些白開水就行了。」

延安物價低廉，豬肉每斤2角，1角錢可買十來個雞蛋。陳明遠先生折算說，延安1 元相當於19 世紀90 年代末的30～ 35元。若按相對標準，至少合2008年人民幣百元以上。當時延安整肅貪污的紅線： 1938年貪污200元或受賄100元者處死。貨幣貶值後，貪污500元以上的槍斃。

延安文化人流行「客請」，即延安人太窮，得由外來客人掏錢做東。1938年5月上旬，美國駐華參贊卡爾遜上校在延安遇上老外醫生馬海德，邀他去一家八寶飯出名的館子吃晚飯。一路上，許多人向馬海德打招呼，馬海德便邀他們一起去吃飯，「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發笑，他知道我手頭不緊。我們走到飯館時，後面跟隨了十幾個年輕的男女，他們笑著鬧著，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樂中。」十幾個人每人點了自己要的菜，吃完就走。

1936年秋，劉英患流行性感冒，高燒不止，但延安沒有葯，只能寄希望於「千萬不要並發肺炎」。她進了隔離窯洞，半昏睡半清醒，每天只喝一點小米粥湯，完全靠自己去扛病。丈夫張聞天干著急，每天早晚兩次隔著窗戶紙上窟窿問候一下，說幾句安慰的話。張聞天發了津貼，全交警衛員買雞蛋做湯給她吃。劉英問警衛員：「聞天的5元津貼都給了我，他吃什麼？」警衛員眼淚汪汪：「就吃『紅鍋炒白菜』。」挺了二十多天，劉英慢慢恢復過來。時任陝北省委組織部長郭滴人，像劉英一樣發高燒，沒挺過來，匆匆辭世，年僅29歲。

郭小川在《延安生活雜憶》中回憶：「我是40年底到延安的。這時候，延安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延河兩岸的男女了，因為女大在黨校對面，每天晚飯後和假日，在延河邊散步的頗不乏人。女同志的裝束，是藍斜紋布的帶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氣，也把耳朵放下。最講究的要算圍巾，花花綠綠，不過是追逐都市風而已。」「男同志的最標本的服裝是白茬短皮襖，頸圍布的或毛圍巾。那年發的鞋子很好，是高統的黑色布棉鞋。」「老實說，這期間便蔓延著自由主義的風氣了。作為人們的談料的，不是別的，而是文學與戀愛。文學與戀愛，二者這般密切，流行在人們口頭的語彙，是『靈魂的美』，是『文學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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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延安的文藝表演

赴延安的青年多為中小知青，大家一窩蜂去搞文學，延安一時出了200多個詩人。只要在報紙上發表幾首詩，便是詩人了。1940年，延安大詩人蕭三說：「在延安的青年寫的詩最多（文學刊物，例如《大眾文藝》上，75～ 83%是詩歌）。」文藝青年聚在一起，不是談論誰誰的文章真好，就是評說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

延安中央黨校的女學員們曾約定：不嫁老幹部。但是，在現實面前，很多知識女性卻在知識分子和老幹部之間，面臨兩難抉擇。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三八節有感」一文中，這樣描述延安女性的尷尬：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 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么？」詩人們也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一位四十多歲的江西老紅軍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紅軍是八路軍120師某旅政治部民運部部長，上前線後，收到女學生情書，最後一句：「我給你一個親愛的吻。」部長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給我捎了東西，

東西在哪裡？」捎信人一臉茫然：「她沒有捎東西啊？」部長指著信：「這不是給我一個親愛的物？這個物在哪裡？」這則笑翻故事很快成為「老紅軍」與「女學生」結合的經典段子。

一位歷經千辛萬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經「組織介紹」嫁給一位出身佃農的老幹部。最初，革命熱情很高的女生服從組織決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幹部窯洞，往往一宿無話。日子一久，女生漸漸厭煩。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幹部說：「月亮有什麼好，圓圓的活像一個燒餅。白天幹了那麼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亂走有什麼意思？」浙大女生哭腫雙眼，悄然離家，留下一首詩：「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將明月比燒餅；從今不盼禮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從此不歸，組織上也無法說服女生。官司打到毛澤東處，毛寫詩回應女生，替老幹部辯護：「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間兩畫餅；寒來花月不能衣，飢時一餅勝千金。」

延安時期，局勢相對穩定，組織上也鼓勵幹部、官兵積極解決「個人問題」。幹部們當然想找有點氣質的姑娘，而要「有氣質」，自然得上點學、讀點書。米脂乃陝北首富縣，該縣地富女兒絕大多數上學，「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軍內稱米脂縣為『丈人縣』。」

1938年，山西汾陽東南一帶，八路軍685團團長楊得志掏出1 塊錢請帶路老鄉幫忙買點雞蛋，竟買來20斤。一位當地老鄉替尚未婚娶的楊團長找來一位姑娘，長得俊，還是高小畢業，兩頭都願意，但女方父親要楊團長出100塊錢彩禮，楊最多只能給幾百斤糧食，人家不幹。楊得志後升任344旅代旅長，過汾河前，楊得志還想帶走這位姑娘，「可最後還是沒有帶成，主要還是因為拿不出那100塊錢來。」

女性資源緊缺，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蕭軍與蕭紅分手後，與丁玲談過戀愛，後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訂婚，輾轉赴延安。但延安後，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粘粘扯扯。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出席，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了一句：「蕭軍，你有什麼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麼野蠻。」蕭軍才把匕首收起來。

1938年，16歲的何鳴剛入抗大，便成為很多人的追求對象。抗大隊長兼教員聶鳳智最終勝出，因為他不久兼任衛生所所長，與女護士何鳴有更多的「正當接觸」。聶鳳智的表白語：「我是黨員，你也是黨員，雙方都是共產黨員，也都沒有傳染病，雙方自願在一起，誰都不強迫誰。」聶鳳智15歲參軍，聞戰則喜，身上有11個槍眼，負傷8次。何鳴：「他打仗勇敢，這一條就招人喜歡。」1940年元旦，26歲的聶鳳智與18歲的何鳴在晉察冀結婚，抗大教育長羅瑞卿主持婚禮，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還蠻熱鬧」。

何方回憶：「整風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不香了。整風期間不只是不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過去學過的，特別是搞理論工作的還紛紛檢討，似乎沒學過理論的人倒還乾淨些，起碼不用檢討……甚至有些老幹部，如時任中辦副主任的王首道，為了表示和教條主義決絕，竟將一些馬列著作扔到了窯洞門外……原來人們感到很缺的馬列著作，有些人又感到無用而多餘，於是就拿到南門外新市場當廢紙論斤賣了」。

師哲揭發康生夫婦說：「他們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書來承擔，包括給他們洗腳、洗澡在內。他除了伙食標準同中央負責同志看齊外，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諸如：襪子非狗頭牌的不穿；地毯是從中亞帶回來的；衣服（特別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生產的；辦公桌上少不了各種乾果——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餅等。儘管如此，他仍不斷向他所領導的社會部訴苦，以求得格外『照顧』。延安是革命聖地，是艱苦奮鬥的同義語，竟存在著康生這樣的角落，能相信嗎？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有時享受咖啡，有時飲酒，雖不常飲，但酒量很可觀……他由於不得志而以酒澆愁，他把米大夫請到他的住處，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國、英國名酒，折騰了整整一個下午，二人醉成爛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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