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偷聽鄧麗君的日子

導語：沒有誰的歌迷，能像鄧麗君的歌迷那樣對她迷戀40多年，或許這跟人們最初是在敵台中聽到她的歌聲有關。偷食甜美禁果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人們仍無法忘懷。

53歲的太原人郭俊明一直在期待著那個日子——2013年1月26日，他購買了當天紀念鄧麗君60周年的演唱會。他早早地買好了到北京的機票，「可惜鄧麗君去世了，否則在國內哪裡有她的演出，花多少錢我都願意去觀看。」

1978年，郭俊明參軍入伍，在排長的收音機中，第一次從敵台中聽到鄧麗君的歌聲。那時，收聽鄧麗君雖不像在「文革」期間那樣面臨勞教甚至判刑的風險，「但是被單位內部批評、處分甚至開除的風險還是有的。」

溫柔的聲音

「那是多麼溫柔的令人極其舒服的聲音啊。聽到的歌曲是《美酒加咖啡》和《何日君再來》。」郭俊明至今都忘不了第一次聽到鄧麗君歌聲時的感受。

郭俊明是一名通訊兵，參軍沒幾個月，通訊排的排長就帶著他收聽台灣對大陸廣播的鄧麗君的歌曲。「排長是石家莊人，我是太原人，城市兵接受新事物比較快，身邊又都是先進的通訊設備，近水樓台。」郭俊明回憶，開始一段時間，每當他聽到「中央廣播電台，自由中國之聲為大陸同胞廣播，現在是《為您歌唱》」時，心中就一陣緊張，畢竟是「收聽敵台」。但是看看排長和一起收聽的戰友們的坦然表情，他放下心來。

從1949年新中國建國到80年代初，中國大陸在很長一段時間把台灣當做敵區，敵區的電台就是敵台，不管公開聽還是偷聽敵台都是不被允許的。前蘇聯和美國的對華廣播曾經也被當做敵台。規矩的人即便調台時偶然碰上，也有一種強烈的犯罪感，那聲音在感覺中一下子變得巨大無比，人民警察似乎也及時地在你的屋後巡邏，即便人民警察沒有聽到，鄰居也可能將你舉報。這時就要趕緊把頻道從敵台中調開，有時關上收音機後，還要惴惴不安幾天。

後來，郭俊明的戰友們有的偷偷把大小如磚頭的小錄音機帶到宿舍中，播放鄧麗君的磁帶，這些磁帶是一些在南方沿海有親戚朋友的戰友帶來的，都是翻錄的，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有團級以上領導來視察，戰友們就趕緊把錄音機和磁帶藏好。有時部隊去靶場拉練，士兵們坐在火車裡十幾個小時才能到達，睡不著時郭俊明就和戰友們哼唱鄧麗君的《香港之夜》。

和郭俊明一樣，北京的盲文編輯李珍也是1978年第一次聽到鄧麗君的歌曲。李珍天生雙眼失明，1978年時她才16歲，在盲文學校上學，住在五四大街一個胡同中的大雜院里。有一天放學回家，走進院門，就聽到鄰居劉哥家裡傳出了說不出來的美妙的歌聲。「您聽的是什麼啊？」李珍趴在劉哥的窗口問，劉哥告訴她，自己剛買了一台「磚頭錄音機」，放的是台灣歌星鄧麗君唱的歌曲磁帶，因為磁帶是託人翻錄的，不知道歌名，也沒有歌詞。李珍現在回憶，那可能是鄧麗君的專輯《小城故事》。

從來不在生活上對父母提要求的李珍這次也忍不住要他們給自己買一台「磚頭錄音機」。「給我買的這『磚頭錄音機』不是特別好的，但是也花了將近100元，那時工人的月平均工資也就三四十塊錢。」李珍說，後來住校後家裡還給她買了短波收音機，這樣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就能收聽台灣和澳洲廣播電台的歌曲節目了，鄧麗君的歌曲比重最大。

當時，台灣對大陸的「自由中國之聲」廣播政治性很強，但為了吸引大陸聽眾，電台設置了很多音樂元素。除了晚上六點播放的《為您歌唱》欄目，每個整點的節目開頭也都要播放十分鐘的歌曲，很多都是鄧麗君的，還有鳳飛飛和劉文正的。音樂是糖衣，炮彈是政治節目，有新聞、調侃大陸的專欄《三家村夜話》以及為「某某同志」播放的數字密碼。

「我有的同學被發現『偷聽敵台』，結果被老師批評了，我也被老師警告過。但是那時『文革』已經結束，面臨改革開放，對這種『罪行』的懲罰已經很輕了。」李珍回憶說。

比郭俊明和李珍都早，在伊春公安局工作的董少華1975年就開始偷聽鄧麗君的歌曲了。現年60歲的董少華說，自己是在1975年一次修建國防工事的勞動中結識了幾名鄧麗君歌迷，從此迷上了鄧麗君的歌曲。「我們有時會聚在一起，通過短波收音機偷聽鄧麗君的歌曲。每當鄧麗君的歌聲從收音機中飄出時，大家都陶醉了。」

但是董少華們也沒有放鬆警惕，每次聚會時，他們都要把門窗關好，窗帘拉上，把聲音調得小小的，有時甚至要用耳朵貼在木頭殼子的收音機上。在公安局工作的董少華很清楚，這種行為一旦被發現，就有被判刑的可能。「聽到鄧麗君唱到美妙的地方，有的歌迷會激動得身體輕輕抖了起來，也可能是一種害怕。」

敵台的音樂美妙而刺激，但總是被嚴重地干擾，聲音忽大忽小，有時都無法完整地聽一首歌。後來，人們發現，澳洲廣播電台的華語節目非常清晰，甚至超過國內的一些廣播電台。

澳洲廣播電台著名主持人王恩禧說，正是因為澳洲廣播電台沒有什麼政治內容，以娛樂和旅遊節目居多，幾乎沒有受到過大陸的干擾。澳洲電台轉而成為人們收聽鄧麗君的最佳選擇。

兩個電台

廣播中的音樂節目，讓人們毫不猶豫地用腳投票。1970年代末，電台是人們最重要的娛樂工具，與大陸電台的音樂充斥著鏗鏘有力的豪邁歌曲相比，境外電台傳出的鄧麗君的歌曲讓人們緊張的神經一下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釋放。

曾供職澳洲廣播電台的王恩禧是早年鄧麗君歌曲在大陸傳播開來的關鍵人物，早在上世紀70年代，他就通過廣播節目為大陸聽眾介紹鄧麗君的歌聲，還曾先後四次採訪鄧麗君，其中兩次是面對面，兩次是電話連線。1978年，王恩禧在澳洲廣播電台(簡稱「澳廣」)中文部創辦並主持《您喜愛的歌》節目，在這個以點歌為主的節目里，鄧麗君的很多歌曲一度成為點播率最高的曲目。

1981年秋天，王恩禧利用回台灣的機會採訪了鄧麗君。鄧麗君完全沒有大牌明星的架子，平易近人，非常親切，認真回答每一個提問，還耐心為大陸聽眾簽名留念。

這次採訪在澳廣播出後，一下子收到了10萬多封聽眾來信，來信基本來自大陸，大都是表達對鄧麗君歌曲的鐘愛並索取簽名照片。由於來信太多，以至於王恩禧和他的同事們在節目里不得不懇請聽眾暫時不要來信了，因為當時澳廣每處理一封大陸來信需要花費1澳元。來信潮持續了兩三個月，盲人李珍也在那一次給澳廣寫信，並在廣播中得知自己得到了鄧麗君的簽名照。可惜，這張漂洋過海的照片最終沒寄到她手裡，這成為李珍的終身遺憾。

隨後而來的1981年春節除夕夜，王恩禧透過電話與鄧麗君連線，向大陸聽眾拜年。1983年，鄧麗君的歌曲已經在大陸家喻戶曉，趁鄧麗君在美國巡迴演出期間，王恩禧再次在節目中與她連線，報道演出的盛況。

王恩禧說：「1979年以前沒有一封大陸的聽眾來信，開放後一下子來了這麼多。」王恩禧身處收音機的另一端，廣播人的獨特身份讓他親眼目睹了鄧麗君在大陸通過小小的收音機流傳開來的全過程。他認為，中國大陸從清一色的樣板戲過渡到豐富多元的聽覺選擇的過程中，鄧麗君擔當了非常獨特的關鍵角色，沒有哪個華人歌手在那個轉折點上對中國人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她讓人們首先從收音機里找到了聽歌的樂趣，拋開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找回了音樂本該有的功能。

而在台灣，鄧麗君的音樂則以另一種方式與政治緊密捆綁在一起。1979年開始，台灣「中央廣播電台」開闢對大陸聽眾廣播的《鄧麗君時間》節目，這個節目每周播出6次，每次25分鐘。1995年鄧麗君去世後，節目才停播。王恩禧告訴《中國周刊》記者，這樣的播出方式有政治因素，只不過是柔性的政治宣傳手段。

查抄

1979年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鄧麗君的歌曲開始在大眾中間越來越公開化地傳播。「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成為了當時的一種現象，很多喜歡鄧麗君的歌迷委託在廣州福建沿海工作的親戚朋友，或者出海的海員幫忙帶鄧麗君磁帶。但是大環境對鄧麗君和她的歌曲並不是十分有利，1979年，在中國音協召開的北京西山會議上，專門展開了一場鄧麗君歌曲是「靡靡之音」、「黃色音樂」的討論與批判。會上也批判了音樂家張丕基、王酩，還有李谷一及其歌曲《鄉戀》。官方的輿論認為，鄧麗君的一些歌曲內容比較灰暗、頹廢，特別是她翻唱的《何日君再來》，對這首歌曲的主題指向是誰提出了質疑。不久後，大陸就開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981年，鄧麗君到金門給國民黨軍隊演出，這不但讓她的歌聲在大陸更難傳播，也導致她終身不能到大陸演出。

1980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

1981年，北京新源里中學初一一班，一位同學家長把中國音協有關鄧麗君歌曲為什麼是黃色歌曲的講座磁帶帶到學校，聽完講座後，有的學生擔心地問老師：「聽了鄧麗君的歌曲會不會變成流氓呢？」

李珍所住的五四大街的居委會挨家挨戶上門詢問，誰家有鄧麗君磁帶，必須上繳。當時還在伊春公安局當民警的董少華也記得，八十年代初期嚴打時，查抄鄧麗君磁帶也是工作內容之一。

自由地歌唱

1980年代初的禁錮很快消解，畢竟時代的方向是更加開放。1983、1984年鄧麗君在香港、台灣等地舉行大型演唱會之後，追捧其的大陸歌迷不斷增加。鄧麗君熱甚至蔓延到大陸的音樂界，鄧麗君教會了歌手們甜美歌唱的方法，即所謂「氣聲唱法」，後來被歸納為「通俗唱法」。

《人民音樂》總編輯金兆均認為，「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摹仿鄧麗君」，比如廣州的劉欣如、北京的田震、趙莉、程琳等。不論她們在演唱上是否像鄧麗君，在作品相對匱乏的階段，只能去翻唱臨摹鄧麗君的歌曲。當時備受爭議的李谷一也曾一度被指責在模仿鄧麗君的「氣聲唱法」。

此時，隨著政治環境及兩岸交往的相對寬鬆，鄧麗君及其音樂逐漸被中國大陸輿論接受並認可。1985年2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題為《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的新聞報道。這篇報道是當時《中國青年報》文化藝術專欄記者關鍵撰寫的新聞採訪報道，據說這是中國大陸新聞界對鄧麗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聞採訪報道。

總部在上海的鄧麗君文教基金會工作人員告訴《中國周刊》記者，1988年，大陸曾有機構邀請鄧麗君赴大陸演出，但是由於鄧麗君本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環境，鄧麗君未能如願。但此後，有關鄧麗君的書籍、唱片、磁帶，紛紛在中國大陸隨處可見，中國唱片總公司在此時還整套引進出版了鄧麗君歌曲磁帶系列。

1995年5月9日，鄧麗君因哮喘去世，昔日的通訊兵郭俊明從中央電視台第四套節目看到這條新聞，新聞中播放了多段鄧麗君生前演唱活動的電視畫面。這也是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報道鄧麗君。

人們再也不需要從敵台中收聽鄧麗君了。

李珍記得，最初在公開場合收聽鄧麗君歌曲的人，是那些戴著蛤蟆鏡、穿著喇叭褲、留著長頭髮、手提四喇叭錄音機的「不良青年」。從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鄧麗君變得越來越大眾，任何一家音像店都有鄧麗君的磁帶，從日本傳來的卡拉OK也可以隨便點唱鄧麗君的歌曲。「大家都可以隨便收聽和演唱鄧麗君的歌曲，誰還聽什麼『敵台』啊。」幾年前，李珍還專門用短波收音機想重溫一下收聽「敵台」的感覺，可昔日的「敵台」也都停播了。反而，台灣的各個政治名嘴，爭相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

開放在繼續，2002年，台灣鄧麗君文教基金會上海辦事處正式成立，隨後，在上海和桂林等地建立了鄧麗君生平紀念館並向公眾開放；杭州、武漢等地興起鄧麗君音樂主題餐廳。大陸的鄧麗君歌友會也終於在2003年成立，此時鄧麗君已經離世8年了。李珍、郭俊明和董少華都在第一時間參加了歌友會。後來，在一次鄧麗君模仿秀上，李珍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獲得優秀獎。

雙名失明的李珍很想去趟台灣，到位於寶山的墓地去祭拜鄧麗君，給鄧麗君獻上一束花，說幾句話，摸一摸墓碑。雖然她什麼也看不見，可正是鄧麗君，讓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本文選自中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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