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野生大熊貓的三個故事
「我們習慣了那種宣傳：一個小女孩騎在鴕鳥背上，卻不知道那隻鴕鳥受過多少折磨才能接受被人騎在身上；一隻貓頭鷹瞪大眼睛被理解為『萌』，實際上，那是極度的應激反應，下一步它就要逃離或者發動攻擊；還有人說，遇到野生動物不要怕，用眼神和它交流，其實，幾乎所有的動物，直視它的眼睛都被視為一種攻擊的信號。『交流』的結果，不管對人還是對野生動物，都不好。
很多人說，野生動物是人類的朋友。不，野生動物絕不是人類的朋友，它們頂多是人類的鄰居，我們和鄰居互相尊重就行了。」
關於野生大熊貓的三個故事
採訪 張瑩瑩
一
口述：耿棟。自2002年起拍攝中國野生動物，拍攝過野生大熊貓、雪豹等多種珍稀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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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入野生動物攝影領域，或多或少和熊貓有點關係。2000年之前，我在投行工作，愛好攝影，經常到北京動物園看熊貓。熊貓館是片空場地，裡頭有個簡易房子，還有一棵樹，經常能看到一隻熊貓在樹上趴著、躺著，懶洋洋地，一動不動。我稍微動動鏡頭就拍到籠舍，我就想，什麼時候能拍點野的啊？
2000年，我離開投行，為了謀生，在公主墳租了個平房開了攝影門店，拍寫真，拍小孩。朋友里好多玩攝影的，從野外回來就給我看片子，風光，動物，我有點坐不住了。
2002年，我把門店關了，開始拍鳥。拍了一年多，認識了一些拍攝野生動物的老師，像奚志農老師，吳秀山老師，他們都已經做了很長時間，我就跟他們學習。我一直記得奚老師說，阿棟啊，野生動物攝影現在人數少，也不給力，咱們都得努力。我很多朋友都說過類似的話，但他們後來又進入了各種各樣的行業，就我一個人干下來了。
後來我認識了一個姑娘，現在是我老婆，她在一家環保組織工作，需要到四川拍攝紅腹錦雞。我得追人家啊，就跟著她走。在四川，我認識了一些自然保護區的人，大家處得跟兄弟一樣，我也開始給保護區拍片子。
最初接觸大熊貓，是2005年，在四川卧龍大熊貓繁育中心，那兒的空場比北京動物園的大，看得出來，工作人員盡量給熊貓模擬出野外的生活環境，但畢竟是圈養的，我拍起來總是沒什麼感覺。突然有一天，看到一隻半大的熊貓，趴在柱子上，正在睡覺，特別可愛，我就拍了一張。到2009年微博熱鬧時，我把它做成了微博頭像，後來看到好多人，包括一些大號，都在用這張照片當頭像。我還去找微博管理員維權，人家說，這也沒辦法。熊貓就是有一種魅力，讓人覺得它「萌」。
我想拍野生的，也去過不少四川的自然保護區，但都沒有機會。大熊貓是高度獨居的動物，即使在自然保護區，即使是長期在野外的保護區工作人員，對野生大熊貓也是難得一見。更別提我這種過客一樣的、這兒走走那兒逛逛的攝影師。想拍大熊貓，你得對大熊貓的活動範圍、習慣路線、生活習性都有所了解才行，最起碼有人把你帶到它活動的地方，你再守著。那段時間，我跟著保護區的工作人員巡山，見過熊貓留下的糞便，見過它扒下的竹筍葉，見過它在竹子上的咬節……積累了一堆知識，只差見到真正的野生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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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拍攝野生大熊貓的機會，已經到了2008年，那時，電影《功夫熊貓》片方給了一家叫「保護國際」的NGO一筆錢，支持他們做一些大熊貓保護的事情，其中包括採集大熊貓的影像。他們找到了我去拍攝。
中國目前熊貓的主要棲息地有兩個，四川和秦嶺，四川的山高而廣，熊貓分布分散，很難遇到；秦嶺山體小，人為開發厲害，熊貓的聚集地小，遇到的幾率就大。我去了位於陝西的秦嶺長青自然保護區。那裡也是我當時的老闆呂植和她的老師潘文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工作了十年的地方。
2008年5月9日，我到達長青，保護區派了一位當年給潘老師和呂老師做了十年助手的巡護員向定乾給我當嚮導，他對熊貓非常了解。我們在山間東奔西走，找了好幾天，沒發現熊貓，倒是趕上了地震。當時我們剛從山上回來，在保護區工作站吃午飯，突然地動山搖，我們放下碗跑到室外，扶著樹勉強還能站住，咚，咚，咚，那聲音有節奏地在耳朵里震，過了一會兒，山上的石頭滾了下來。我們知道那是地震，但誰都沒有想到是那麼嚴重的地震。
還好，秦嶺地區影響不大。我繼續找熊貓，找到16號，還是沒蹤影。早上9點多，又跟著嚮導進山時，我想，沒指望了，乾脆回去吧。
嚮導突然站住了。那是過去砍伐時人留下來的一條小道，兩邊是茂密的竹林。他小聲對我說，「有熊貓！」我順著他指的方位看過去，卻死活都看不到。
那時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熊貓是黑白兩色？它是很好的偽裝。在竹林里，眼睛直接的感覺就只有黑白，要幾分鐘之後、習慣了，才能分辨出細節。如果有敵人，熊貓就可以利用這幾分鐘逃脫。我跪下來，把攝像機放在膝蓋上，當鏡頭推上去，從畫面上看到有什麼在動，一隻黑耳朵豎在白色的頭上。確實是熊貓。
嚮導立刻鑽進了竹林，我也跟著鑽，但他瘦我胖，我被竹子卡住了，左鑽不行右鑽不行側身也不行。我往後跑了十來米，找到竹林間稍微寬的一條小路往裡鑽，看到熊貓時，它正卧著，手裡抓著地上的竹子。我趕緊拍了幾張。它突然跑了，穿過我們剛才走的小路，跑到了山坡上。
熊貓比我胖，卻很靈巧，鑽過密竹林毫不費勁。我又得繞道追。再次看到它，它正屁股沖著我，用後爪撓癢。從那時開始，我們一直跟著它10個小時。我看它怎麼吃竹子，怎麼選擇竹子，怎麼睡覺。它好像對我們無動於衷。
拍攝的一段，我趴在陡峭的山坡上，熊貓在我上方吃竹子，突然拉了，我眼睜睜看著它撅起屁股，新鮮的糞便是翠綠色的，跟榴槤酥一個形狀，滴著水，冒著白毛氣，從它身後滾下來。它從我臉前經過，我聞到一股竹子的清香。它又骨碌碌砸到我的腳，滾了下去。我能看到糞便里幾乎都是一節一節的竹子和竹葉，想到熊貓的消化能力非常差，因此需要一直吃。
那一天，我跟熊貓越久，越覺得它可愛。它左腿一蹬，右腿一蹬，背再往後倚著，半躺不躺的，吃。吃著這邊的，眼睛盯著那邊的，這邊吃完了，毫不猶豫就沖向那邊接著吃。換成人，它一定是那種「吃著碗里瞧著鍋里」的典型。它吃著吃著突然拉了，困了就睡了，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姿勢睡。像一個沒受過家教的小孩，那種隨意，就是動物的天性。
它一直沒有跑遠。我們追到一棵大樹下，它已經趴在樹根上睡著了。我拍了一會兒，看它睡得挺沉，想離它再近一點，端著相機往前湊的時候踩著一根干竹節，「啪」一聲，估計把它驚了一下。它立刻舉起前爪、張開嘴露出牙齒，我嚇壞了，以為它要抓我，當時，我們只有一米遠，結果，它又趴下，睡著了。
那天我拍了上千張照片，兩個小時視頻，到晚上七點鐘，我們心滿意足地下山了。很難得，遇到一隻這麼溫順的熊貓，從頭到尾沒有表現出任何攻擊性。我想，它應該以前很近地接觸過人。保護區的人看到照片，說，見過這隻熊貓，應該是呂老師和潘老師以前跟蹤過的熊貓嬌嬌家族中的一員，他是嬌嬌第三個孩子，得名「小三」。我見到它時，小三已經16歲了，牙齒磨損，身上有傷，估計是發情期和其他公熊貓打架打的，見證了野外生活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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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們本來打算休息，一大早，山上傳來消息：又發現熊貓了。這一回是一隻熊貓媽媽帶著一隻熊貓幼崽。我到那兒的時候，熊貓幼崽正趴在一棵樹上。我拍了一會兒。母熊貓就在五六十米之外的地方繞圈子，竹林擋住了它的行蹤，但我聽到它一直發出低低的聲音，它可能有點著急了。我覺得，不能再拍下去了。
野生動物攝影師經常面對選擇。拍，還是不拍？譬如那一刻，我可以等，等幼崽從樹上下來，等母熊貓走上前來，拍攝它們的相遇。也許那會是一張好片子。想想挺可惜的。但我覺得有我們在，也許幼崽要過很長時間才敢從樹上下來，也許人對野生動物的影響會變得太久。
攝影師畢竟是過客，不應該打擾野生動物。昨天我看《我們誕生在中國》，其中拍攝雪豹的攝影師講了一個故事，他隱藏在山的背坡上，慢慢越過山脊，突然他發現下面有一隻正在睡覺的雪豹。這時候也有一個選擇，他選擇不拍。如果雪豹驚醒之後看到他，幾個月來他們建立的脆弱的信任就崩潰了。他爬回了山的另一邊。
拍攝野生動物，靠的是運氣，換個說法，你得等。王朗自然保護區一個朋友告訴我，不久前有家電視台專門去拍野生熊貓，搭了個五六米高的平台，守了20天，什麼也沒拍到。最後一天，都熬不住了，睡著了，第二天早上發現檯子底下一堆熊貓糞便。他們睡覺的時候，熊貓來了。
最笨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著急，在動物出沒的地方天天晃悠，直到它覺得你沒有危險。外蒙有個牧民，在家旁邊發現了雪豹，他想拍到雪豹，買了個特普通的鏡頭，在家附近晃了三個月，取得了雪豹的信任，拍到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珍妮·古道爾和黑猩猩，呂植和大熊貓，都靠漫長的時間和野生動物建立信任。沒有信任，不可能研究它們那麼多，但現在人們也在反思，離野生動物太近，獲得的東西就可能是受到干擾之後的表現。我覺得，我們和野生動物應該保持距離。
2008年5月那兩天和熊貓的相遇，是為了製作《叢林之眼》短紀錄片時與大熊貓的偶遇。之後的三四年，我用紅外相機拍攝大熊貓：把相機綁在大熊貓經過的小徑旁邊的樹上，它走過時，觸發開關，留下影像。實際上攝影師已經不是我了，而是大熊貓自己。它證明自己存在，但我們互不干擾。
2014年8月，我又去了趟秦嶺，這一次，我沒有遇見熊貓。
二
口述：楊建。1989年到2000年在四川卧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五一棚從事野生大熊貓保護工作，目前是鄧生保護站站長，從事野生動物和生態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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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天，我從南京林業大學畢業，趕上卧龍自然保護區來我們學校要人。那時候基層鬧大學生荒，好多以前的大學生都出國了。我是四川丹棱人，作為家族的長子、長孫，只想著去個離家近的地方工作，既照顧家裡的父母，又可以滿意地工作，就在幾個單位中選擇了卧龍。到卧龍後，進入了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按照當時不成文的規矩，我第一年必須呆在保護區內的五一棚野外觀察站，接受基層鍛煉。現在回想起來，學會了野外生存、了解了原始森林、知道了大熊貓，那是自己人生的第一筆財富。
五一棚是中國第一個大熊貓野外生態觀察站，它海拔2540米，研究區域方圓30平方公里，是野生大熊貓最好的棲息地之一。五一棚是1978年胡錦矗先生命名的野外觀察站，從帳篷到取水的地方有五十一個台階，故名五一棚。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美關係解凍，具有中國符號的「熊貓外交」顯露出意義，西方國家想與中國合作，就從大熊貓開始了。當時中國西部地區還存在很多以砍伐森林的森工企業，工人在砍伐森林過程中，常常會發現野生大熊貓遊盪在森林中，也遊盪在砍伐過的林場附近，這個情況引起了當時國家林業部的注意。四川省林業廳委派胡錦矗對這一事件展開調查，要搞清楚野生大熊貓的狀況。胡錦矗先生是野生動物專家，他在卧龍五一棚率先建立了野外觀察站進行研究，隨後國家林業部開展了全國第一次野生大熊貓資源調查，調查也是他主持的。
關於大熊貓，中國只有一些歷史資料：在《詩經》和《爾雅》中曾出現過描寫熊貓的記錄，古稱「貘」、「貊」、「食鐵獸」、」白熊」「花熊」等；漢代的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也記錄過大熊貓，唐代白居易曾作過一篇《貘屏贊》，認為熊貓是瑞獸，有辟邪的作用。公元618年，武則天向日本天皇贈送熊貓，算是開了「熊貓外交」的頭；明朝，《洪雅縣誌》、《青川縣誌》、《平武縣誌》中都提到過熊貓，《說文解字》對大熊貓有了更多的詮釋。民國時期，有國民黨大員曾在四川的汶川及涼山一帶捕捉大熊貓，把熊貓皮和大熊貓活體賣到國外。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兩個兒子也曾加入來中國偷獵熊貓的行列。但熊貓是怎麼生活的，怎麼繁殖的，所有生物學特徵的情況，在我國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還屬於非常神秘的知識，我們都不知道。
1978年，用大熊貓作為會標的WWF（世界自然基金會）和中國政府正式簽訂協議，合作研究大熊貓。WWF派來了美國博物學家喬治·夏勒，和胡錦矗老師一塊，首先在卧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展大熊貓全面的研究。這也是中國大熊貓研究的第一階段。胡老師和喬治.夏勒以五一棚作為基地，展開了對大熊貓的全方位研究，野外調查，社區調查，大熊貓皮的收繳、無線電頸圈的運用都全面開始。
最初，五一棚就是個簡單的棚子，四根木頭和一塊帆布撐起一個頂，野外工作人員擠在一起，冬天實在太冷，WWF用經費買來毛毯張在帳篷裡面，起到保暖作用。1989年我到的時候，胡老師和夏勒已經結束了他們的研究，離開了。我還住在胡先生曾經住過的帆布棚子里，蚊蟲叮咬就不說了，唯一的好處是棚里通了電。幾個大學生住在這樣的帳篷裡面，白天到野外工作，晚上看書，學習英語，一台很小的黑白電視機是我們最大的娛樂來源。
1992年的一天夜裡，大風把一棵枯死的樺樹吹折了，半夜，我躺在棚子里，聽到什麼聲音由遠而近，還沒反應過來，一截大木頭從我旁邊滾下去了，幸好帳篷的枝幹擋住了枯木下落的力量，免於一死。帆布帳篷打壞了，我們改造了竹板的五一棚。到2000年，五一棚終於改成了3D板的磚瓦房，這個時候，由於卧龍大熊貓博物館的建設，我離開了工作11年的五一棚。2008年地震之後，香港特區給我們捐助了一些錢，重新蓋了房子，這才是現在的五一棚。
記得到五一棚第一天，不知道野外的艱苦，四川大學生物專業畢業的周小平老師教會了我野外的很多知識。上了山，步入原始森林，沒有路，樹木茂盛，大霧瀰漫，十米之內根本看不見另一個人，腳底下滿是苔蘚，旁邊樹上，竹林中隨時都能有野生動物竄出來。第一次走在野外，心裡發慌，第一感覺就是「你可不能把我一個人丟在山上啊！」 有了第一次的野外工作，恐懼的感覺漸漸少了，我想，這裡生活著熊貓，一種備受關注卻乏人了解的神秘動物。我覺得，可以留在五一棚，也許能為這樣物種做點有用的事情，抱著這個理念，一呆就在卧龍幹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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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就是野生大熊貓及其棲息地的研究，很多研究方法得益於在來自加拿大的一個研究者，蘇珊盟卡。工作上接觸很多以後，我們都親切地叫她「蘇大姐」，她教會了我野生動物的監測，數據收集，數據分析。如何在沿途發現的動物的糞便做出詳細的記錄，當時沒有GPS定位技術，只能靠人工，抱著表格，填寫糞便的大小、新鮮程度、是在陰坡還是陽坡發現的等等，種種細節的記錄。
我第一次看到大熊貓，是1990年。那時我工作不久，聽到卧龍挖葯的村民反映，在卧龍沙灣的對面山脊上，一個岷江冷杉的樹洞里，有一隻母熊貓正帶著兩隻熊貓幼崽。這個信息引起了當時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和民的重視，第二天，他帶著我、鄧維傑（現在是四川農業大學教授）、譚迎春（現在是三江保護站站長）和發現大熊貓的村民上山了。我們經過5個小時的長途跋涉，在一個原始冷杉林密布的坡地，發現了這隻母熊貓。經過幾個小時的等待，母熊貓外出覓食的空檔，我們走進樹洞，發現一對雙胞胎熊貓幼崽躺在樹洞厚厚的木屑上，活潑可愛。我們又驚訝又激動，張局長要求大家不要觸摸熊貓幼崽，怕人的氣味留在它們身上，造成母熊貓棄子現象。我們不敢打擾它們，拍了張照片，返回總部。一個月後我又去那兒找它們，找不到了，估計母熊貓帶著幼崽「搬家」了。
每年的5月，在五一棚都會聽到熊貓發情的叫聲，循著公熊貓咆哮的聲音，我們會找到熊貓，可以見到幾隻公熊貓決鬥的場景，母熊貓一般在樹上觀望，誰是優勝者，她會跟優勝者交配，交配之後，它們迅速地散開。平時，想要在野外見到野生的大熊貓，的確特別困難。
1994年的冬季，我再次見到野生大熊貓。當時我一個人巡山監測，走到五一棚二道坪的位置，離一棵岷江冷杉大樹還有兩三米遠時，一隻正在吃竹子的大熊貓突然從樹後面轉出來看著我，大概我們都把對方嚇了一跳，我不動了，它也不動了。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拍照，還沒有等我取出相機，大熊貓就跑掉了，速度快得驚人。
野生熊貓很少攻擊人類，在卧龍，作為食肉類動物的成年熊貓也沒有天敵。卧龍的原始居民世代保持了一種不傷害大熊貓的理念。卧龍解放前屬於藏羌族居住區，由土司、頭人管理，當土司想得到熊貓皮、金絲猴皮、岩羊皮作為保暖之用，受命而來的獵人就得先祭山神，免得被怪罪。我剛到卧龍時，就有當地人告訴我，熊貓是瑞獸，人不可傷害它，還有人說，一隻熊貓皮看起來就是一副太極圖，所以熊貓碰不得，一碰，就動了陰陽，不吉利。當地村民在山裡放牧、採藥，看到熊貓，馬上就收工回家。現在看來，當地村民的原始保護理念，也相對保護了大熊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卧龍自然保護區出過兩件打殺熊貓的事件。當地一個村民在山上下套套動物，誤把大熊貓套死，這隻熊貓脖子上戴著無線電頸圈，是胡先生和喬治·夏勒研究的對象（這一事件在《最後的熊貓》這本書中有記載），當時沒有《野生動物保護法》，這人被判了三年，出獄之後，又過了三年就生病過世了，當地村民告訴我，動了陰陽，會倒霉的。還有一個事件，是汶川三江鄉的四個村民在山裡偷獵，發現動物後以為是羚牛，打了一槍後才發現是誤傷了大熊貓。他們怕被發現，把熊貓埋了，偏偏這時候他們動了心，把四個大熊貓掌取下，在倒賣的過程中被發現，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國一直致力於大熊貓的保護事業，但當地村民的生計問題也是政府在保護大熊貓的過程中應該考慮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世界糧農署在卧龍耿達鄉投資建設了很多房屋，要求在高山上居住的村民搬遷到這些房屋中（當時稱2758Q工程）。沒有村民搬進去。當時政府不了解村民的生活習慣，羌藏民族世世代代都居住在高半山，離開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不習慣。空房子一直立在那兒，到2008年地震之後才拆。它是我們處理人和保護區關係的前車之鑒。
在以胡錦矗、潘文石先生為首的中國第一代研究熊貓的科研工作者進行許多熊貓生物學方面的研究之後，我們這一代科研工作人的方向變成了從生態、經濟、人文、發展角度出發，找到人與自然共生的方式，也積極地從「就地保護」過渡到「異地保護」。目前，關於大熊貓野化放歸自然的研究也開始行動了。
楊建（左）和呂植（右）二十多年前的合影。
楊建在卧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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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棚工作了一年後，我們幾個大學生搬到了5公里外的保護區總部，總部有500多人，工作和生活都在一片壩子上，分到一件干打壘的房間（用當地的片石砌的建築，沒有鋼筋水泥的），已經很幸福了，總算有了個窩。五一棚留兩個長期駐紮的工人，我們這些科研人員一個月上去幾次，繼續監測。偶爾也會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有共同研究的項目，經常選擇五一棚作為研究區域開展工作。那個時期，沒有現在人講條件的思想，一門心思學習，專家到卧龍進行研究，主動無條件跟著學，有外國人的研究項目，也跟著學，經常在野外和他們學英語，有時候從野外工作回來，沒有帶多餘的記錄本，整個胳膊上都寫著英語單詞。
在總部下屬的核桃坪，還有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的繁育基地，離總部以下5公里，我們每天要坐車去那裡上班。繁育中心成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1983年，竹子大規模開花，專家都認為大熊貓遭遇食物危機，拯救了不少的野生病餓大熊貓，飼養後不能再放回大山，這就是異地保護的開始，由這些為數不多的野生大熊貓，開展人工繁育。
1989年我剛到中心的時候，只有9隻老弱病殘的大熊貓，經過20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國大熊貓保護中心已經克服了大熊貓配種難、受孕難、幼崽存活難的三大難關，圈養大熊貓的數量已經達到200多隻，建立了大熊貓雅安繁育基地、都江堰大熊貓疾病防控中心、卧龍黃草坪繁育基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大熊貓繁育還是一片空白，記得當時大熊貓配種之後，接近生產的時候，大家都特別緊張，安排人員日夜值班，熊貓動一下、叫一聲都要記錄下來。一旦羊水破了，即使是深夜，同事們互相拍門，「快！要生了！」一幫人從總部的公寓衝進繁育中心，盯著監視器目不轉睛，直到熊貓安全生產後才離開。獸醫和其他工作人員就在熊貓生產的籠門外守著，就怕大熊貓生雙胞胎。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母熊貓如何帶幼崽，之前有過生雙胞胎、兩個都沒能養活的例子很多。
到1995年，我們找到了辦法，實際上就是把兩個熊貓幼崽交換，這個給母熊貓帶兩天，那個就放進育嬰箱，如果小崽吃到大熊貓媽媽的初乳，小崽存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從實踐中，我們也學會了如何幫助大熊貓小崽排便的經驗，那年以後，出生的雙胞胎基本都存活了。
繁育中心還面對熊貓不會交配的問題，我們通常以為把大熊貓一雄一雌放在一塊就會交配，結果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母熊貓不願意，這樣造成大熊貓的種間鬥爭，母熊貓會把公熊貓咬傷。原來熊貓跟人一樣，父母包辦的婚姻根本行不通。經過多年的觀察、研究，我們解決了這一難題。大熊貓雌體崇尚野性十足的雄性，後天的大熊貓是在自然的學習中了解了如何優勝劣汰，在圈養情況下，會讓大熊貓隔籠學習，特別是培養亞成體大熊貓學習如何選擇配偶，通過努力，圈養大熊貓學會了這些。
上世紀九十年代，繁育中心一步步把熊貓的發情難、受孕難和幼仔存活難解決了。開展圈養時，我們都知道，圈養是為了放歸，是為了增加野外的遺傳多樣性。1998年後，每年有10-20隻熊貓出生，圈養數量的增加，為野外放歸提供了大熊貓數量的保證，我們覺得可以著手放歸了。
在世界範圍內，大型食肉動物放歸還沒有成功的例子。熊貓在中國的放歸，目前也沒有成功的例子。大熊貓野外生存不算成功，必須要融入野外種群，在後代中檢測到放歸大熊貓的DNA遺傳物質，才算成功。為了應對大熊貓放歸，我們的圈養政策也在變化。
2000年，我離開五一棚，在卧龍做了大熊貓博物館，後來又進過國企，策划過旅遊開發。2008年，我又回到保護區，在鄧生保護站做站長，直到現在。工作內容依然是監測，監測包括熊貓在內的野生動物，監測竹子有沒有開花，監測森林防火。我總覺得，保護區還是離不開一線的保護工作者，人是萬物之靈，自然還是需要有靈氣，只不過很多人需要教化，教化他們保護自己的家園。
三
口述：刁鯤鵬。四川唐家河自然保護區白熊坪保護站站長，白熊坪保護站是目前國內唯一保護區和NGO共建的保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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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喜歡動物，大學讀了生物專業，大二下學期，看了紀錄片《海豚灣》，畫面太衝擊了，我想，應該在保護野生動物方面做點事。
2012年，我在中科院讀研二，導師把我派到秦嶺三官廟保護站，研究野生大熊貓的發聲和圈養大熊貓發聲的區別，工作方式相當於翻譯熊貓的叫聲：找到熊貓，給它錄音，結合它當時的行為，分析某種叫聲的含義。熊貓一般在兩種情況下會發出叫聲，一種是母幼之間，另一種是熊貓發情時。我跟蹤已經戴上無線電頸圈的幾隻熊貓，其中一隻正好剛產了小崽，我便天天追著它跑；另外幾隻公熊貓，便每周輪流記錄一次。
每天早上8點，我和兩位嚮導一起進山，手舉天線，搜尋熊貓的無線電頸圈發出來的信號。信號在山嶺間折射，抵消或者偏移，有時要好幾個小時才能定位熊貓。畢竟有無線電的幫助，加之秦嶺地區熊貓密度大，我每天都能看到熊貓，錄音，拍攝，找它們的路上還要撿糞便，通過每天的糞便能夠分析熊貓全年激素的變化，或者做一些竹子的樣方，分析區域中竹子的質量。
如果天氣允許，我每天都要做這些，曾經連續48天沒下雨，我48天沒休息，每天走在山裡都在計算日子。那會兒，我更多是做科研的心態，想要揭示熊貓的奧秘，希望它表現更多的行為，讓我獲得更多的數據。最討厭的就是找了一上午熊貓，找到時剛巧過了中午12點，它在睡覺。一般熊貓睡到下午2點，我不能打擾它，只好在旁邊等著，當時山裡沒有信號，不能玩手機，也不敢看書，怕翻書的聲音打擾它。那種乾等，真是一種又要繃緊神經又無計可施的無聊。
三月會將守候熊貓的無聊全部掃空，秦嶺熊貓的發情期集中在每年的3月5日至25日之間的20天。那是一年中保護區工作人員最忙的時候，能進山的都進山了。一聽到公熊貓咆哮的聲音我們就飛奔過去，架起攝像機、錄音機開始工作。
母熊貓趴在樹上，樹下幾隻公熊貓打鬥，咆哮，爭取交配權。一般等它們結束後，我們要在現場撿它們落下的毛髮，回去做DNA分析，明確哪幾隻熊貓參與了繁殖。但這種方法不能鎖定真正參與繁殖的那一隻。只有一次，我等到一隻公熊貓終於把其他公熊貓打跑了，打鬥消耗了它許多精力，它趴在地上，正等待母熊貓從樹上下來。我觀察了地形：它頭朝下趴在一個斜坡上，背後就是一道山脊，山脊下是一條溝。我移到山脊後，慢慢向它靠近，突然從它後面拔下一撮毛，立刻扭頭往溝里跳。那時我只有118斤，對能逃脫熊貓的攻擊非常自信。嚮導還在旁邊拍攝，我看到錄像才覺得後怕——它回頭朝我扇了一巴掌，爪子離我眼睛不到20厘米。
我握著那一撮熊貓毛，心想，這下能確定是誰參與繁殖了。當然，這件事讓我被導師大罵了一通。
在三官廟保護站，我記錄到了野生大熊貓至少7種聲音是在圈養中從來沒有被記錄過的。圈養熊貓的交配能力不如野生大熊貓，也許部分原因就是它們不能理解許多叫聲的含義。
一年半之後，我回到北京，繼續研三的課程，寫論文，答辯，準備出國繼續讀博，但忙碌中，我想到初衷，為什麼要學生物？想做保護；做這些研究對保護有用嗎？有，但未必有多大。但對於保護，我有點灰心。稍微看看新聞就知道現在到處破壞成什麼樣，水，空氣，食物，都不安全。一個人的力量太渺小，甚至一個團隊的力量也太渺小。
2014年夏天，在中科院動物所開了一次生態學會，呂植老師也參加了。一散會，我們幾個同學就把她拽住了。聽說她建立了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做了些實在的事情，我們也想跟她聊聊科研之外，學生物還能怎麼走。我說，覺得現在環境破壞太嚴重，想做點事都不知道怎麼入手。呂老師的回答我一直記得，她說，改變現狀的確很難，但你為什麼不先從最簡單的開始呢？東部被破壞了，西部還有好多地方不錯，可以從那裡先入手。
她說得很簡單，但我覺得太有道理了。想保護動物，就真的做點保護的事，我不想像有的同行，研究熊貓四年，從來沒見過熊貓，動物園裡都沒見。我決定先不讀博，先到一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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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四川唐家河自然保護區找到呂植，想和山水進行自然教育方面的合作。後來越聊越多，乾脆雙方合作建立一個保護站，這就是白熊坪保護站，也是國內目前唯一保護區和NGO共建的保護站。上世紀八十年代，動物學家喬治·夏勒和胡錦矗老師在白熊坪保護站做了以熊貓為中心的大量研究，1986年左右，他們的項目結束後，唐家河保護區暫停了白熊坪保護站的運營，這次和山水的合作，將白熊坪保護站再度開啟。
看到山水招募站長和研修生的啟事，我投了簡歷。我本來投的是研修生，但最後，山水決定讓我去擔任站長。我有野外工作的經歷，更重要的是，保護區和NGO共建保護站是前所未有的事，誰也沒有成熟的想法，唯一確定的是，要和地方搞好關係，也不能被制度束縛。呂老師說：「年輕人，放手干吧。」
2014年9月，我到達白熊坪保護站，它海拔1860米，是唐家河保護區海拔最高的保護站。風景特別美。春天有漫山遍野盛開的野櫻桃花，夏天，野草莓、覆盆子隨處可見；秋天，每一天推開門都能發現樹葉的顏色跟昨天不同，冬天，白雪覆蓋了竹子和松林，非常幽靜。這裡也危機四伏，我們經常遇到黑熊、扭角羚、採花原矛頭蝮，偶爾也會遇見豹子。我們依靠一個60千瓦的小水電站發電，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走1000米山路，到水電站掏小河溝里的枯枝落葉，如果堵上了，我們就用不上電了。
保護站中有唐家河自然保護區派來的4位工作人員，有山水派來的3位研修生，我既屬於山水又屬於唐家河，同時向雙方彙報。
在動物保護領域，熊貓同時兼顧「傘護種」和「旗艦種」的角色，它知名度高，所需要的生存環境能覆蓋很多其它物種，保護熊貓，同時也就保護了一種生態環境。在白熊坪，能體會到政府對這一物種的重視。沒有政府的投入，我們不可能就大熊貓做那麼多基礎性研究，也不可能得出野生大熊貓目前有1864隻這樣一個精確的數字。政府還進行生態移民，這也是一筆大投入。也只有政府能設置森林公安，他們就在保護區的大門外，一打電話說保護區里有情況，立刻出警了。有一次，我巡山途中遇到釣魚的，說他兩句讓他別釣，他不聽。我給森林公安打了個電話，離十幾公里，20分鐘就到了。
但政府體量大，有它呆板的地方，有些地方它不便管理的，NGO更能靈活地處理。
翻過白熊坪保護站所在的山坡，山那邊是一個叫關壩的村子，它們沒被劃入自然保護區，但這一帶生活著八九隻熊貓。對這「散養」的幾隻熊貓，政府很難管理，山水就想了個辦法：讓老百姓承諾不打獵，不放羊，不砍樹，鼓勵他們養蜂，用比較高的價格來收他們的蜂蜜。讓老百姓既能掙到錢又不破壞熊貓生活的環境。政府組織的聯合反盜獵可能一年三五次，但山水和類似NGO可以用自己整合來的資金組織反盜獵，只要獲得捐資人的同意就行，不需要經過漫長的審批環節。
NGO能夠採用的方式也更靈活，還說巡護，可以帶著科學家去巡護，也可以招募一批做自然深度體驗的城市人跟著村民巡護，也是給村民擴大收入來源的機會。
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跟附近的村民搞好關係。他們住在保護站20公里外的村子裡，幾乎每星期我都要去一趟，打好交道，防火、放盜獵的工作都好進行。我發現，跟村民打交道，千萬別拿自己當外人。你要對他客客氣氣的，他也對你客客氣氣，心裡覺得你不過一個白面書生，未必和你說真話。跟他們打交道，你也得有點匪氣，首要條件是能喝酒，我以前什麼酒都不喝，現在，都練出來了。
勸他們別砍樹、別挖草藥，得講究方法。有一段時間，當地人聽說蘭花值錢，上山挖了一些，打算賣給遊客。我說，你們只是從電視上聽說，有遊客買嗎？長一米多高，雜草似的，誰要啊？他們一尋思，有點道理，就不挖了。
政府、NGO和當地村民一塊，對熊貓保護髮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但我覺得還不夠，更多的普通人對野生動物保護有熱情，我希望他們也能加入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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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7日早上8點多，去水電站掏落葉時，我發現一隻大熊貓趴在地上，離保護站也就100米。本想著聽到我的聲音它可能會離開，但它沒動，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它肚子地下紅色的一片。
當然正好保護區的副處長在白熊坪，我立刻跟他彙報發現了熊貓，他報告了省廳，很快，成都的幾位專家就出發往白熊坪趕。從成都到白熊坪的路非常難走，需要8-10個小時，他們下午五點到的，已經非常快了。
我們發現，他的腹部有一道撕裂，非常平整，不像是刀傷，更像是羚牛的頂傷。因為這隻熊貓，我們現在開始做針對羚牛和植被的研究，想找到羚牛對熊貓生態的影響。它的腸子從裂口裡拖出來。大部分動物身體感覺不好的時候最怕食肉動物騷擾它，它們會發現有人的地方食肉動物就少，所以，受傷之後會到人的住處周圍，這是它的本能反應，並不是所謂的「向人求救」。它當時的狀況經不起長途顛簸，大家決定把它放在保護站觀察48小時。因為是在白熊坪發現的它，我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坪坪」。
最初，坪坪吃了點東西，明顯有了精神，還抱著飯盆玩了一會兒。我們都覺得很有希望。可48小時後情況就惡化了，說不清什麼原因。專家組開了個會，決定把它送到成都。我們找了輛越野車，拆掉后座，把熊貓放進大轉運籠里，我跟著它去了成都。車子行過滿是石頭的河溝路，我只能跟司機說，慢點，慢點。
在成都經過五六天的搶救，最終，在被發現九天之後，坪坪死了。屍檢的結果顯示高度營養不良，應該處於虛弱狀態已經很長時間。又過了兩天，這個消息才發布出來。
我被網友大罵，所有的信息都被人肉出來。有人說，堂堂國寶大熊貓，怎麼不能在第一時間得到最好的救治？是啊，「野生」，就意味著熊貓生活在最偏遠、最荒涼的山區，它不是生活在城市裡，它要接受自然給它的各種殘酷的考驗。
這件事也讓我覺得，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野生大熊貓，了解自然保護區。目前，白熊坪保護站每到山忙的時候都會招募四五名志願者，截止到去年冬天，白熊坪已經有560人天的志願者工作量。也開放參觀，我們已經接受過四十多次來自各級政府、保護區、高校、媒體、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參觀。通過這種實地的參觀，人們對我們建站的模式、基層保護站的工作條件、我們在這做的科研保護工作等等方面都有一個很直觀的體驗和認識。
坪坪之後，我再也沒在白熊坪見過實體熊貓。經常地，我從固定在獸徑附近的紅外相機里看到它們，還發現在離坪坪最後被發現處300米的地方，很快就有其他熊貓走動。熊貓是高度獨居的東西，這說明坪坪死後，它的領地已經被其他熊貓佔領。截止到2013年底的數據，這個保護區生活著39隻熊貓。它們一定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試探才重新分配了領地。這說明這片保護區里的熊貓依然有活力。
能保持在人看不到的狀態，對熊貓而言是件好事。好多人說，野生動物是人類的朋友，不，野生動物絕不是人類的朋友，它們頂多是人類的鄰居，我們和鄰居互相尊重就行了，沒必要像朋友似的要多好多好。現在保護熊貓，是一種特殊情況，康乾以來川西地區陡增的人類活動，將大熊貓原本連成一片的棲息地打碎，讓他們不能遷徙，種群越來越少，近親繁殖的危險越來越高，我們保護熊貓，都是去彌補過錯，但不要認為它會感激或者報答。
我們習慣了那種宣傳：一個小女孩騎在鴕鳥背上，卻不知道那隻鴕鳥受過多少折磨才能接受被人騎在身上；一隻貓頭鷹瞪大眼睛被理解為「萌」，實際上，那是極度的應激反應，下一步它就要逃離或者發動攻擊；還有人說，遇到野生動物不要怕，用眼神和它交流，其實，幾乎所有的動物，直視它的眼睛都被視為一種攻擊的信號。「交流」的結果，不管對人還是對野生動物，都不好。
珍妮古道爾曾經花了很長時間進入黑猩猩社群，後來，她認為，自己當初的做法是錯誤的，和野生動物的親近不應該受到提倡。這也是目前動物保護的主流意見：我們和野生動物，不是朋友。
所有熊貓的圖片，都由耿棟拍攝，其餘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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