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們村的「駐京辦主任」

文史 09-09

我是我們村的「駐京辦主任」

文潘采夫

我們村出來干建築的多，拿不到工資是常事。作為我們村的「駐京辦主任」，幫討薪也是我的任務之一。

我們民風不太淳樸，討薪時不喜歡拉條幅搞悲情。十年前我在一家小報工作，突然接到來自廊坊的電話，是我們村長輩打來的，氣急敗壞地說：「快來救我們吧，恁叔叫抓起來了。」

我是我們村的「駐京辦主任」

民工討薪。

原來有一隊人在廊坊干建築，干到收麥時準備回家，誰知南方包工頭不給開工資，幾個人實在沒辦法，就合計把包工頭捆起來弄回河南，讓包工頭家人拿工資去換人。綁票行動剛要實施，包工頭見勢不妙報了警，派出所出動警車把農民工給抓了。於是他們火速給我打電話。

我當時是報社的廣告業務員，緊急時刻只好特事特辦，先用廊坊114查到派出所電話，手哆嗦著撥通，用渾厚的男中音說：「我是中國某某報記者，有人爆料說你們扣留了討薪的農民工，讓你們所長接電話。」

我是我們村的「駐京辦主任」

林子聰飾演的包工頭形象。

很快所長的聲音傳來：「現在事情已經調查清楚了，請中央的記者放心，我們馬上把農民工放了，再去把包工頭扣下，不發工資不讓他走，絕對不讓農民工受委屈。」

這屬於合作比較順利的。但我們村的李電魁不需要幫忙。某年他在河北幹活，包工頭欠薪跑了，一天有人發現包工頭下榻的旅館，李電魁率人包圍旅館，等到半夜，大喝一聲「農民工討薪」一衝而進，拉網搜查每個房間拿到包工頭。誰知包工頭找機會又溜了。

半年之後，有人在北京發現包工頭，李電魁直奔北京，堵到之後扭到馬路上，掀開一下水井蓋，讓包工頭腦袋朝下，問：「給不給工錢？喊到三我鬆手。」包工頭哭爹叫娘，當即付清欠款。

在工地邊的小飯館，李電魁講自己的事迹，讓我大笑不止。此非正道，但在爬高跳樓集體下跪的風氣里，剽悍的農民工不需要解釋。

我是我們村的「駐京辦主任」

曾在微博上公開討薪的導演高群書。

在導演行里，高群書是個另類，別的導演多有組織，他像個電影個體戶，吭哧吭哧寫劇本，辛辛苦苦拍電影，被欠薪了先是忍著，不託朋友不找組織不請律師，忍無可忍一聲暴喝指名道姓開戰，「農民工導演」本色一覽無餘。

平時只見電影人合起伙來圈錢，出血的多是地方政府、企業家和煤老闆，製片人跟導演是小夥伴關係，像這樣導演找製片人討薪的不多見，即使欠錢也都是私下解決，所以高群書這事應該是個案，不代表電影圈普遍規律。

導演公開討薪，比起我們村的李電魁是一個進步，但在知識分子扎堆、知識產權密集、生產流程龐大的電影工業，還要導演拉著條幅討薪，則顯示出了中國電影界的不夠職業。

導演是電影工業的核心環節之一，在他背後，應該有運作規範的公司投資，有嚴謹細緻的合同，有專業的製作人，有專門的法律團隊，一旦發生經濟糾紛，訴訟程序自動開啟，根本不需導演赤膊上陣。

在嚴密的電影工業中，每個環節都有專業人員，導演的工作是拍電影，演員的工作是演戲，律師的工作是追債，工會的工作是維權，助理的工作才是發微博。

但在高群書討薪事件里，以上都沒有，導演薪水被拖欠兩年，男主角薪水一分未得，律師、工會不見蹤影，讓導演自己去討薪。我們經常探討跟好萊塢的差距，審查制度、分級制度、製片人制度和劇本說一大堆，要我說，基本的商業精神與法律環境差距一點也不小。

我是我們村的「駐京辦主任」

表現包括討薪在內諸多社會問題的電影《神探亨特張》劇照。

高群書的《神探亨特張》獲了金馬獎最佳影片。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也是商業的機會，如果營銷運作得當，這部電影長遠實現盈利是絕對可能的。即使不盈利，對於電影公司來說，影片獲獎也是一個珍貴的資源，有利於公司樹立良好的口碑，可惜的是這個機會被揮霍了。

在那部電影里，出版家張立憲領銜主演派出所民警，民謠歌手周雲蓬出演賊王，網路紅人王小山客串小偷，著名編劇史航成了算命的騙子，電視主持人白燕升變身碰瓷大師，所有人都在反串，只有高群書是個導演。

現在電影公司演「老賴」，電影導演去討薪，演員成了農民工，觀眾都去看街景，怎麼跟《神探亨特張》似的，都業餘客串上癮了呢？

▌六根為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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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者誰？

李輝葉匡政綠茶韓浩月潘采夫武雲溥

醉能同其樂，醒能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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