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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然:頭號「戰鬥民族」的政治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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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梅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本季「學術劇」的先前文章談到了德國為何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談到了如果沒有薩拉熱窩事件,一戰是否可以避免。這裡再談談,為何說德國這個頭號「戰鬥民族」走向一戰是一大悲劇?

1


「落葉之戰」


1914年8月,當大戰爆發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雖然對戰爭前景多有忐忑,但依然如此給出征的士兵打氣:等到樹葉開始落下時,你們就能回家了。他當然也熱切希望,當秋天來到時,戰事就能以德國的勝利而告終。但是,直到四年後的秋天,德國人才感覺到,戰爭可能是要結束了,而勝利已純屬奢望。此時,無數士兵的生命已如秋葉般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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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中德國的一張宣傳畫,德國兵輕鬆地擺平了英法俄,文字是:親愛的祖國要安寧!可是,戰爭從未如此輕鬆,安寧更如水中之月。


但不能說,德國在一戰中沒有多少勝機(即便只是慘勝),或者沒有議和可能。比如,如果大戰之初借道比利時的對法攻勢能運作得更好些,德國人也許等於在足球賽一開場就踢出了2∶0或3∶ 0。到一戰中後期,如果當時有博彩公司就一戰結果開盤,多數玩家應會押德國贏。此時,其敵人看似更可能先崩潰。至1917年,德國的潛艇戰已讓英國胸悶氣短。同年春天,法軍的新攻勢又以失敗和死傷慘重而告終,這讓法國官兵中不斷累積的憤懣和悲觀再也憋不住了,以至於爆發了大規模兵變,竟然有一半的前線法國部隊被直接或間接地捲入其中。法軍當局依靠鎮壓(有五百多人被槍決)、承諾停止自殺性進攻、放假等軟硬兼施,才將兵變平息下去。當時法方對兵變是秘而不宣,假如德國人能及時知曉並乘機傾力一擊呢?也在1917年,天翻地覆的俄國革命發生,進而導致俄國在1918年3月與德國媾和,德國得以將更多力量投向西線。1918年春天,德軍的新攻勢又一度是如此強勁(此次戰役見證了二戰初大放異彩的閃電戰戰術的「原始版」),以至於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都開始琢磨發言稿了:如果前方慘敗甚至崩潰,你總得向議會和老百姓作出交代吧。只是,該攻勢最終功敗垂成。


如果德國當局對議和更積極些(比如至少同意從法國和比利時的被佔領土撤軍),如果美國沒有在1917年對德宣戰,或者美軍沒有那麼快抵達戰場(參戰的美軍在1918年3月是20萬人,在七個月後有200萬),如果德國政府和民眾在1918年夏秋再咬牙堅持一會(英法也在直打晃了),如果德國人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的主張摒棄強權政治的高調新思維少些幻想(德國人本期待,威爾遜在戰後和平會議上會幫著他們說話),一戰的結局也可能被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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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14日,法國國慶日,在巴黎參加紀念活動的法國兵。他們手持經歷過戰火洗禮的法蘭西軍旗,但其中或許有人參加過不久前的兵變。


從純軍事角度講,德國人在一戰中也顯示了高出對手一籌的實施戰爭的能力,他們才更像是真正的頭號「戰鬥民族」。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諾塞奇(Fredric Northege)說:德國人的作為是非凡的,在沒有從盟國獲得重要援助的情況下,他們與其他幾個大國打了四年半,在大多數時間中壓制了對手,擊敗了俄國,並藉助潛艇戰在1917年差點讓英國因飢餓而投降。兼跨經濟學和歷史學的當代名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還推算出了德國人在一戰中的如下效率:就殺死一名敵方軍人的經濟成本而言,德國要花費11,344.77美元,其對手則是36,485.48美元。


軍事史家們也公認,直至一戰結束,德國軍隊都擁有高於對手的戰術素養,即便雙方都要大量補充新兵,並面臨士官和下級軍官的高傷亡。他們還大體認為,直至1918年夏天,雖然在裝備和給養的供應上明顯不如敵人,德國軍隊仍保持著更高的士氣。劍橋大學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亞歷山大·沃森(Alexander Watson)的著作《忍受大戰:德國和英國陸軍的作戰、士氣和崩潰》。它解釋了一戰中的德國官兵為何表現出了堅忍的作戰意志,強調了軍國主義價值觀和宗教甚至迷信觀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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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大戰》的封面


但是,即便德國人顯示了其堅忍和才能,一戰畢竟鑄就了工業文明時代空前血腥的悲劇,並為另一場更大的悲劇即二戰埋下了濃重伏筆。面對它們,任何戰爭藝術、犧牲精神和勝利者的榮耀都抵不上所付出的代價,包括德國自身所付出的。再結合前兩篇文章的內容,即便德國人認為,自己是由於對手將來可能發動侵略而不得不進行先發制人的「防禦性」戰爭,但由於他們是在並無確鑿證據表明對手有此意圖時抱著莫須有心態去考慮動武,由於他們在薩拉熱窩事件後慫恿奧匈開戰,並放縱或挑動大戰的到來,由於他們在贏得戰爭後必會盤剝戰敗國並主宰歐洲,因此,一戰從一開始可被視為德國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戰爭。


2

「不足掛齒的小陸軍?」


即便不作政治判斷,即便不考慮大戰的結局,也難言因預防性戰爭考慮而在1914年走向大戰是德國的最優選擇,尤其是今天回過頭看。


比如:無史料證據表明,當時法俄有在將來主動對德發難的進攻性計劃;德國人對對手尤其俄國力量增長的恐懼也是過度了,對俄國社會的粗放、低效、腐敗和內鬥的程度則低估了;一戰前夕正值英俄在中亞的競爭在升溫,而這可能導致國際格局發生對德國有利的變化。


再比如,德國人明顯低估了英國的陸軍實力。德國人不想看到英國捲入對德大戰,但這主要是由於擔心英國海軍在戰時大搞對德海上封鎖,尤其當戰爭陷入持久戰從而更需要外來物資的時候。在他們看來,英國海軍雖然強大,但英國陸軍與前者相比可不是一個媽生的,即便英國出兵參與陸戰,也只是打醬油的。連嚴謹和不苟言笑的德國首相俾斯麥當年在任時都不禁調侃說:如果英軍來到歐陸,德國派些警察就能打發。德國軍方對英國同行一直是報以鄙夷,最多只是說,他們也在進步,但與我們比……可是,一戰表明,如果沒有派往法國的英國遠征大軍,法國很可能遲早得完。如果德國人在戰前能認識到這點,對於走向大戰應更舉棋不定。


下面這張一戰時期的英國漫畫就挺有針對性。英國小兵將德國小兵趕得屁滾尿流,文字是:「誰說(我們是)『不足掛齒的小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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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誰更像軍國主義國家?


在上述之外,姑且不談德國能否通過外交手段去改善自身處境,難言德國應在1914年走向大戰的另一更重要理由是:如果德國人確實擔心外來挑戰,那麼,進行大規模擴軍但不急於打仗看似更可取。這也是當時很多德國人和後世不少學者的看法。


但德國大規模擴軍主要面臨兩大障礙。一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稅收分配體制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增加財產稅(這對富人最不利)的抵制;二是,保守派對軍隊的政治忠誠度的擔心。他們要維護貴族地主階級為首的統治階層對權力的把控,要維護作為其代表的以皇帝為首的威權政府,因此希望儘力由貴族地主子弟充當軍官,由農民充當士兵,擔心太多思想新潮的城市小伙入伍會讓軍隊在政治上不可靠。


這樣,德國在一戰前雖然也有所擴軍,但力度有限。無論從維護德國自身利益角度講,還是從推遲或避免大戰角度講,這都不能不說是一大失策,暫列若干理由。


第一,通過大規模擴軍,可以在和平時期加強對外威懾,限制對手冒險,進而增大和平的持續可能;即便戰爭來臨,也可讓德國更具實力。


第二,如果德國能夠大規模擴軍,鑒於德國人的執行力,鑒於1914年左右德國的經濟成長勢頭不錯,鑒於俄國的擴軍計劃可能因低效和腐敗等而大打折扣,即便不選擇戰爭,德國的國際處境也可能改善。


第三,無論是當時的德國人還是當今的學者,大體都同意,至少就客觀意義上的人力物力儲備而言,德國在擴軍上還是大有潛力可挖的。比如,在1913-1914年,就軍事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而言,德國的數字是3.5%,法國和俄國的則分別是3.9%和4.6%;在1912年,符合服役條件的男子的服役率在德國是52%,在法國則高達82%。說起軍國主義,不免先想到德國,但誰更像軍國主義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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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柏林郊區波茨坦的「新宮」,威廉二世的主要居住地,當年德國最高權力的象徵,今天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第四,很多保守派擔心擴軍動搖軍隊的政治忠誠度,但這叫政治覺悟看似挺高,可是政治神經太弱,政治智商太低。通過灌輸強調服從、強調軍隊與平民社會保持距離的軍人倫理,通過提供物質待遇,通過將平民軍官「貴族化」(比如通過授封貴族頭銜),通過進行忠君愛國的意識形態熏染,一支主要來自城市階級的德國軍隊尤其軍官團仍可能在政治上被籠絡。在一戰時期的德國軍隊中,有著遠多於戰前的城市官兵。但在這場長期而艱苦的戰爭中,他們仍很好體現了對紀律的服從和對既定權威的忠誠。


第五,擴軍不力讓德國當局更趨於認為,國際力量對比將對德國愈發不利,從而加強了趕緊發動預防性戰爭選項對他們的吸引力或壓迫力。


第六,在一戰中,德國人終於不得不將人力物力源源不斷地投向戰場,既然遲早得有大投入,何不在戰前就更積極擴軍,這難道不讓自己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時都會更主動?


第七,即便戰前的大規模擴軍會加重相關的財政和政治壓力,但相比於急急忙忙走向大戰,相比於大戰失敗導致經濟政治崩盤,相比於坐視對手加強戰備,這仍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吧?至少可讓自己多些緩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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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的一張漫畫,正檢閱部隊的首相俾斯麥指著城市紳士模樣的人問:這個平民是打哪冒出來的?


4


有人有錢,但缺的是決心


為何德國當時克服不了大規模擴軍的主要障礙?只能怪那些對擴軍很保守的保守派的短視、自私、孤陋寡聞和冥頑不化了。比如,他們或是老強調擴軍給軍隊帶來的政治危險,甚至說沒等敵人打進來,被社會主義者滲透的軍隊也許就在搞政變了;或是總擔心為擴軍而增加財產稅對本家庭和本階級不利,甚至聳人聽聞地警告說:增加財產稅是工人和無產者的陰謀,是要藉此侵奪有產者的財產進而顛覆政權;或是認為,國際形勢不像擴軍派說的那樣嚴峻;或是認為,與其費勁去擴軍,不如早點開戰呢。


這些保守派大體都屬於德國的統治階層,或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充分擴軍難以實現的主要根源是:當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對既得利益是如此敏感,以至於斤斤計較,以至於滿腦子階級鬥爭,以至於對「國內敵人」的恐懼要高於對國外敵人的恐懼。他們難道不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很多人會說,我懂的,但國際軍事形勢有那麼嚴峻么?早點開戰和速戰速決就確實做不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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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在檢閱部隊。他表示,軍官「精神的貴族特質」與「出身的貴族特質」是同等的,但後者其實仍最被看重。


德國總參謀部的態度是:形勢確實嚴峻,早打不是不可,但要讓我們手頭的兵盡量多些。擴軍派的大本營就是總參謀部,代表是總參謀長毛奇及其副手埃里希·魯登道夫。他們當然也屬於統治階層和政治保守派,但由於工作關係更了解國際軍事形勢的變化,對擴軍也顯得務實和積極。但是,無論是他們還是文官政府,都指揮或說服不了擴軍反對派把持的陸軍部(陸軍部負責軍隊的行政工作,總參謀部則負責作戰指揮),以及有財政審核權的議會。而且,向議會陳述擴軍理由和要求為此撥款是陸軍部的活,這近似於要讓一個愛吃素的人可勁宣傳說,紅燒肉香著呢。總參謀部提出了大幅增加成年男子入伍率的計劃,但被陸軍部批判為對軍隊搞「民主化」,魯登道夫還因此被貶到了地方上當團長。雖然德國在1912-1913年間搞了兩次有限擴軍,但這與擴軍派的期望差距甚遠。為擴軍搖旗吶喊的民間組織「陸軍聯盟」的領導人凱姆嘆息說:「我們有人有錢,缺的是讓兩者為國效力的決心。」


但結合前文,仍要強調,不能說德國若擴軍不力就只能走向大戰,主張及早開戰仍是毛奇和魯登道夫等軍方擴軍派的重大錯誤。對於德國軍方在一戰到來中的角色,以後還有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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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和魯登道夫,後者在一戰後期成為了德國實際上的頭號實權人物和軍事首腦。


所以,雖然德國走向一戰不是主要為了轉移國內政治矛盾(參見4.2篇),但國內的政治格局明顯限制了德國的選擇空間,加大了德國當局選擇及早開戰的可能。但儘管如此,鑒於前述觀點,鑒於薩拉熱窩事件有很大偶然性,鑒於若無該事件一戰未必發生,德國走向大戰仍是一大悲劇或錯誤,仍是一個「戰鬥民族」的政治短視的典型例證。(作者:梅然;編輯:鬍子華;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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